根據計畫，盧蒙巴的靈柩將在數日後運回剛果，並於6月30日──剛果民主共和國獨立62週年的國慶日──為終於返鄉的民族英雄舉行3日國喪。積極斡旋比利時歸還遺骨的剛果總統齊塞克迪（Félix Tshisekedi），也準備要為他建立國家英雄紀念館，好還給盧蒙巴一個歷史定位，並補足他在61年前死後、被國際政治與剛果內亂所抹去的遺忘歷史。

儀式中，致詞的比利時總理德克魯（Alexander De Croo），首度以官方之姿向盧蒙巴遺族與剛果人民「致歉」，強調比利時政府在1961年的盧蒙巴謀殺案中，負有絕對的「道德責任」。此一道歉，雖然得到盧蒙巴兒女的接受，也被比利時媒體稱為是勇於承擔歷史的重大進展，但德克魯仍強調「目前還沒有證據」確認比利時政府與軍隊是否直接參與謀殺盧蒙巴。

過去幾年，比利時與剛果各自因為「現實戰略」積極修復關係──剛果政府希望透過比利時擴大取得來自歐盟的國際援助與投資；比利時則希望能重返剛果作為全球藏量與純度最高的鈷礦場，好在全球爭搶「電池經濟鏈」（手機、電動車、再生能源蓄電池）、特別是中國積極爭奪礦源之際，重新以剛果作爲歐盟新非洲政策的橋頭堡之一。

但在走向未來之前，剛果與比利時之間宿怨極深的歷史傷口，卻又以61年前、獨立英雄盧蒙巴的慘死消失為代表，不光只是道歉或隆重喪禮，就能讓殘酷的殖民遺緒一筆歸零。

比利時與剛果的殖民故事，始於爭議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II）。1865年即位的他，正好搭上歐洲帝國主義全球爭霸的時代，而物產豐饒且任君自選的非洲大陸，即成為利奧波德二世汲汲營營的殖民地目標。

1877年，利奧波德二世以私人財產，贊助了英國探險家史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在非洲剛果河流域的探勘行動。過程中，史坦利以威逼利誘的方式，脅迫沿岸部族簽署不平等條約，而利奧波德二世也以「傳播文明」、「人道開發」為名，取得了國際列強對其殖民剛果的合法性──於是在1885年，直屬於利奧波德二世的非洲殖民地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正式成立，但剛果人民的災難卻自此開始。

為了回收殖民投資的前期債務，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自由邦推動了極為駭人與殘酷的奴役經濟，上百萬的剛果成年人被強制抓入殖民產業，以極為低廉的成本與最惡劣的工作環境，為殖民建設做工。其中，最惡名昭彰的故事，即是比利時殖民者的橡膠產業，剛果成年男性被當成橡膠農奴，農村部落都被殖民者要求定額上繳大量橡膠，不從者會遭到殖民政府斬去四肢、甚至當面殺害妻小以示懲罰，甚至留下各種極其殘酷的歷史證據與照片。

剛果的豐沛礦產與殖民地人力，讓比利時的經濟一飛沖天──從1920年代開始，聯合礦業不僅成為全球最大的銅礦開採商之一。到了1960年代，聯合礦業更主宰了比屬剛果70%的出口與超過50%的政府收入，這不僅讓剛果實質成為「財團殖民地」，更幫助殖民母國迅速走出二戰之後的戰後重建期。

但在比利時採礦發大財的同時，為了替殖民經濟培訓本地人力的現代化教育，卻也養成了一批新世代的剛果精英──其中之一就是剛果獨立運動的領袖，盧蒙巴──這些年輕領袖趁著二次大戰期間，殖民母國無力管治的機會崛起，並在戰後與其他殖民地擴大了泛非洲主義的串連，掀起民族自決的獨立浪潮。

1925年出生的盧蒙巴，就是此一時期崛起覺醒的剛果領袖。早年在教會學校受教育，成年後遊覽西歐、並考取郵政公職的他，是接受比利時殖民教育成長的行政官員。但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受到非洲民族自決運動的時代浪潮影響，不滿殖民統治的剛果人也開始要求獨立建國，以期脫離被剝削的次等國民身分，盧蒙巴等年輕的政治領袖於是成立獨派政黨「剛果民族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Congolais），希望透過全國請願與部族串連的方式，迫使比利時結束統治。

盧蒙巴與剛果民族運動的獨立號召，很快地就在殖民地引起政治旋風。儘管比利時國王與內閣都不希望失去剛果殖民地的礦產資源與經濟財富，但在非洲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當下，盧蒙巴的運動不僅得到了非洲各國的大力支持，而法國在越南奠邊府戰役的慘敗、與在北非殖民地陷入苦戰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都讓軍事實力更次一階的比利時戒慎恐懼──因此，相較於鎮壓獨立運動，比利時政府才選擇表面讓步，希望用體面地退場來爭取「分兵擊破」的時間。

一開始，比利時政府計畫以開放選舉、逐步自治的方式，以10～15年的時間過渡殖民轉型──這是為了替比利時爭取時間，調整失去殖民地的經濟損失，並試圖希望拖慢剛果人的全面執政政，以確保白人殖民者與殖民財團的在地利益不變，甚至形成和南非一樣種族隔離的代理人階級。

但比利時的緩兵之計，卻遭到剛果民族運動的強力杯葛，盧蒙巴本人甚至因為號召人民抵制選舉，被控煽動暴亂而獲罪入獄。強力而不可阻擋的獨立運動氣勢，最終迫使比利時政府讓步，雙方同意1960年5月舉行第一次全國大選，讓剛果在同年6月30日正式宣布獨立。而眾望所歸的盧蒙巴則以35歲之齡勝選執政、成為了剛果獨立建國的第一任總理。

1960年6月30日，時任比利時國王博杜安（​​King Baudouin of Belgium）親赴剛果建國大典致詞。演說中，博杜安雖大方祝福剛果新政府，卻特別強調比利時「自從利奧波德二世以來」，對剛果「現代化」與「文明化」的開發努力，甚至呼籲剛果人「不要辜負比利時傳承到諸君手上的這塊土地」。

博杜安國王的演講，雖讓剛果人很不是滋味，但卻是雙方事前講好、行禮如儀的安排──不料接著登台的總理盧蒙巴，卻當著全球轉播「故意脫稿演出」，直接講了一番與新聞稿完全不同的慷慨演說。

盧蒙巴先是細數了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剛果人民長年遭遇的種族歧視、資源掠奪、結構性貧窮與血淚死傷，甚至當著博杜安國王的面，直斥比利時的統治是不義暴政，唯有剛果的獨立自決與非洲人民的團結一致，才能真正終止被殖民者的屈辱悲劇。

剛果總理的脫稿控訴，讓同台的比利時國王很尷尬，就連身旁的剛果總統卡薩武布（Joseph Kasa-Vubu）都被蒙在鼓裡，只留下轉播鏡頭中兩人面面相覷的尷尬畫面——於是，在建國典禮中頂撞殖民母國的盧蒙巴，瞬間成為了剛果人民與泛非主義的民族英雄；至於氣急敗壞的比利時社會則恨透了這位「造反者」的公開羞辱，並且很快找到了機會對盧蒙巴本人發動殘酷的政治報復。

剛果民主共和國建立的第一天，馬上就遭遇國內叛亂的挑戰。由於獨立後的政府交接被刻意縮短，剛果新政府不僅留用了大量的比利時殖民政府官員，就連軍隊、警政系統的指揮軍官都仍以比利時人為主。因此在獨立建國後，光是要怎麼修正種族階級的差別待遇，就幾乎引發軍警譁變。

除此之外，在剛果正式建國的10天後，位於東南部的礦業重鎮卡坦加省，就突然以「盧蒙巴是親共產主義者」為由起兵叛亂，並自稱建立了獨立的卡坦加國──此一事變正式引爆了震撼全球的剛果危機，但其實在幕後策動卡坦加叛亂的，就是從中出錢、出兵的比利時政府。

事實上，在剛果確定獨立建國之前，比利時政府與商界財團──特別是掌控殖民巨富的聯合礦業集團──早有替代方案：他們欲讓比利時投資利益最多、礦產資源最豐的卡坦加省自行獨立，屆時比利時政府再藉故出兵，以擔保卡坦加獨立的方式，確保殖民財團的經濟利益繼續在卡坦加省把持特權地位。

根據聯合礦業的當年內部分析，布魯塞爾最擔心的就是盧蒙巴政府會突然推動「國有化政策」，沒收比利時在剛果的所有開礦特許與投資財產。盧蒙巴在獨立演說中對西方國家的不友善態度，亦讓冷戰中的美國加倍懷疑起盧蒙巴「恐倒向蘇聯陣營」的可能性。因此在6月30日之前，比利時就祕密煽動卡坦加軍閥舉兵叛亂，並在卡坦加宣布脫離中央統治後，隨即派出比利時軍隊與外國傭兵團，以「保護僑民與投資安全」為由，大舉駐軍卡坦加，甚至重新派遣前朝的殖民官員與警官，從旁指揮卡坦加局勢。

卡坦加省的叛亂，把盧蒙巴政府逼入快速失控的政治危機。在外力煽動下，剛果各地部族紛紛不服中央命令；失去卡坦加省的內戰狀態，也對盧蒙巴政府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壓力。儘管盧蒙巴高調求援聯合國維和、要求比利時全面撤軍，但聯合國維和部隊卻以「不能直接涉入剛果內戰」為由，拒絕協助盧蒙巴攻打卡坦加──此一狀況，更強化了卡坦加的實質獨立，憤怒的盧蒙巴因此決定大膽豪賭：他公開向蘇聯請求軍事支援，要求紅軍提供空軍與武器，協助剛果平定內亂。

但盧蒙巴公開向蘇聯請求軍援，竟引發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的恐慌。因為1960年代的剛果不僅掌握全球銅礦的命脈，剛果蘊藏的高品質鈾礦，更是冷戰初期美蘇核武競賽的「一級戰略物資」──畢竟美國開發核武的曼哈頓計畫，以及後來用於轟炸廣島的「小男孩」原子彈，基礎原料就是從聯合礦業手中進口的剛果鈾礦。

盧蒙巴雖然被軍方軟禁，但民間的支持度與影響力卻仍讓蒙博托上校極為忌憚。於是，在比利時政府的從中協調下，1961年1月17日，盧蒙巴與兩名被囚的政治盟友被送上了飛往卡坦加分離主義控制區的軍機。飛機降落後，盧蒙巴即被綁在樹幹凌遲後槍斃，死時只有36歲。

他的死訊在1961年2月中旬才被公布，但官方說法不是被虐殺槍斃，反稱盧蒙巴是在逃獄途中，被民間鄉勇失手殺害。然而剛果社會一直沒見到盧蒙巴的死亡證據與遺體，全案就也在各種陰謀傳說與悲憤情緒中，成為震驚全球但沒有下文的國際懸案──直到1991年一份爭議的博士論文，才把「盧蒙巴之死」的駭人後續重新推回了國際舞台。

1991年，長期代表比利時外派、甚至在卡坦加分離主義政府擔任高階文官的比利時資深外交官，雅克．布拉希尼（Jacques Brassinne de La Buissière），在布魯塞爾大學發表了自己的政治學博士論文〈調查盧蒙巴之死〉，內文不僅透過大量第一手的高層文件與當事人訪談，分析了比利時對於盧蒙巴政府的敵意，並鉅細彌遺地描述了「盧蒙巴被謀殺與肢解毀屍的經過」。

布拉希尼在論文中，記錄了一名「比利時駐剛果警官」的目擊說法：1960年1月17日，盧蒙巴被空運送入卡坦加叛軍手中後，當日就被槍決殺死。一行3人死後的遺體，先是被草草埋在一處棺木叢林，接著任職在卡坦加政府的比利時官員們，就連夜要求幾名比利時警察挖出盧蒙巴的屍體，

「在盧蒙巴支持者尋獲遺體前，盡快讓『他的身體』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於是該名比利時警察，就在同事與幾名卡坦加軍人的幫助下，趁夜把盧蒙巴的屍體挖出來，並把遺骸大卸八塊後焚燒，最後再把被嚴重破壞的遺體扔入強酸池中溶解──根據當事警察的說法，毀屍現場充滿惡臭與駭人的肢解，眾人必須狂飲烈酒喝到半醉狀態，才能在深夜中完成這瘋狂的「惡魔工作」。

布拉希尼的論文調查，雖然記下了一個駭人聽聞、且直接涉及比利時公民的犯罪說法，但這名警官的身分，卻仍處於保密狀態── 一直到1999年，接手調查的比利時歷史學者盧多．德維特（Ludo De Witte​​）才終於確認了這名「比利時滅屍手」的真實身分，就是曾長期派駐在剛果的比利時警察索特（Gerard Soete）。

更讓人吃驚的是：比利時社會發現，後來返國當老師的索特，竟曾以筆名出版了一本驚悚小說，內容就是以第一人稱的「偽虛構筆法」，描述銷毀盧蒙巴遺體的犯罪過程。

身分曝光後的索特，不僅大方承認自己就是肢解盧蒙巴的溶屍執行者，1999年更還公開接受《法新社》（AFP）與其他比利時媒體的專訪，聲稱自己從強酸殘骸中，撿回了盧蒙巴沒被溶蝕盡的兩顆牙齒與一截手指片段，「就像狩獵紀念品一樣，被我從剛果帶回國保存。」

而這顆被索特當成外派紀念品的「盧蒙巴之牙」，正是本回讓比利時總理公開道歉，並讓剛果爭取了20年才終於返鄉的爭議遺骨。

索特拿走的盧蒙巴之牙，讓1999年的比利時舉國駭然震驚。但坦承涉案後的隔年，高齡80的索特就在家中心臟病發。他死前的公開說法是：「盧蒙巴的牙齒與指頭碎片，後來已被我丟進了北海海葬。」誰知2016年，索特的女兒在接受比利時媒體訪問中，不僅舊事重提，還在記者面前首度拿出了那顆、其實並沒有被丟入海裡的「盧蒙巴金牙」。

索特的女兒表示，自己的父親餘生都活在「分屍那夜的恐怖夢魘裡」，雖然大部分的文件資料在索特死後都已丟棄，但唯一保留下來的關鍵物品，就是這顆盧蒙巴金牙。只不過與索特生前的說法一樣，索特的女兒並沒有表達對盧蒙巴本人的特別愧疚，反而主張索特也是這起駭人事件的受害者，「下達這種駭人命令的比利時政府，才欠我爸一個遲來的道歉！」

但盧蒙巴之牙是不是真的屬於盧蒙巴？卻是一個尷尬的敏感議題──比利時檢方雖然在2016年收回了這顆牙齒，法醫鑑識組卻無法進行DNA比對，因為遺骨牙齒的脆弱狀態，若要比對牙髓的DNA，只能把這顆牙齒磨碎破壞；但盧蒙巴之牙對於剛果人民過於重要，它是盧蒙巴消失多年後，唯一能證明他已殉國的有形證據，對於殖民抵抗與民族自覺的奮鬥歷史，這種悲劇的傳奇性讓它成為「政治聖物」般的存在。

事實上，盧蒙巴之牙的出現，也成為一種有形的犯罪指控，迫使比利時必須正面面對「咎責殖民責任」的社會辯論。

過去，無論是利奧波德二世的殖民剝削，還是布魯塞爾爭議涉入的剛果危機，都不是比利時社會積極自問的歷史問題。在學校教科書裡，歷史教材仍暗示著殖民者對剛果的「開化成績」，卻迴避從利奧波德二世開始的殖民經濟，是如何結合財團的利益──包括那些至今仍活躍於西歐商場的著名企業──對剛果與非洲展開殘忍與壓迫的殖民統治，並種下今日非洲動亂的遠因。

以盧蒙巴案所牽扯的幾個當事人物──擔任殖民官員卻在退休後寫論文揭發盧蒙巴案的布拉希尼，或者是自承親手肢解、溶屍、拔回屍體殘骸當外派紀念的警察索特──為例，他們在提到盧蒙巴謀殺案時，都表現出共同的兩種反應：

類似的立場也反映在比利時王室與政府對於剛果的「道歉尺度」上。儘管現任國王菲利普，早從2018年就已多次表達對剛果殖民暴政的「深切遺憾」，甚至在2022年春天訪問剛果、親自重申歷史懊悔，但作為利奧波德二世的繼承後代，菲利普卻始終沒有「正面道歉」──這一方面是擔心剛果政府會以此提出「歷史賠償問題」，二方面也因為比利時政壇與社會至今都沒有定調自己的「殖民之罪」。

就算是總理德克魯在本次歸還遺骨時，公開向盧蒙巴的遺族「致歉」，但其道歉的對象卻主要針對盧蒙巴案，道歉理由亦只是「道義責任」，而不是真的認知到比利時政府殖民遺緒引發的悲劇問題。

「比利時或比利時人，必須承認：我們的社會今天之所以如此富庶⋯⋯這些累積的資本與財富就是從『某處』掠奪而來的──這個讓國家發達的體系，不只是賺錢而已，他們還藉由暴力殖民整塊土地、統治並剝削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

剛果裔的比利時政治倡議者安妮．維希．姆波瑪（Anne Wetsi Mpoma）就曾對《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如此解釋：仍在享受殖民經濟掠奪果實的現代比利時人，有絕對的道德責任應該瞭解，你我的美好生活究竟是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