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舍萊5月23～28日的中國6日行，是自2005年之後、聯合國睽違17年來第一次能把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送進中國。

自從2018年接掌聯合國人權事務後，巴舍萊就一直試圖與北京重啟直接溝通管道。但雙方進度始終緩慢，後來又因COVID-19疫情來襲，交涉更無限期停擺。直到2021年12月，巴舍萊突然宣布與北京達成共識，確定將於2022年上半年訪問中國，並受中國政府的邀請「親自前往新疆」。OHCHR與中國政府檯面下的積極互動，這才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切與質疑。

OHCHR的先導團隊，早在4月底就前往中國協調行程。但3月底起陸續爆發的上海與北京疫情，又讓交涉停擺，直到巴舍萊團隊做出「妥協」後，中國政府才終於正式邀請巴舍萊在5月23日訪問中國。

巴舍萊團隊對中國的「行程妥協」，是以防疫安排為主要理由。聯合國代表團雖然不用入境隔離，但一行人只能從廣州機場出入，全程必須嚴格按照中國規劃的「外交泡泡」行動──6天行程中，巴舍萊1天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親自見面，1天與習近平視訊會談，真正進入新疆只有2天，分別訪問烏魯木齊與喀什市。

但中國政府並不允許國際傳媒隨行訪問，巴舍萊與聯合國團隊也無法指定行程、或接觸中國境內的特定人士。除了與習近平本人視訊互動，巴舍萊都只是與中國高官見面，完全沒有脫離官方安排、或主動增加行程的空間。

「請讓我先感謝中國政府的邀請：這是17年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首次能來中國。」在總結行程的國際記者會上，巴舍萊如此定調中國之行：

「這次的訪問，並不是『調查行動』──因為聯合國高級專員的官方訪問，就性質而言是高調的，並不適合進行任何詳細、有條不紊、謹慎的調查性工作；這次訪問只是一次『對話機會』，我是來就人權議題，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進行直接討論的。」

巴舍萊花了12分鐘的時間，總括描繪了OHCHR對中國政府的合作期待，但記者會的遣詞用字卻處處避免觸怒北京。雖然她簡短地提及了對香港與西藏的關注，但卻完全沒有針對中國「壓迫者」的直接批評。

特別在維吾爾族人權議題上，記者會上的巴舍萊完全沿用中國官方論述──除了稱中國政府對維族的大規模拘禁為「反恐怖主義和去激進化措施」；她更直接使用「職業教育培訓中心」（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ntre, VETC）一詞，代換種族監禁維吾爾人的「再教育營」。

巴舍萊的廣州總結記者會，堪稱聯合國史上罕見的公關災難──像是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的中國特派記者法里昂（Georg Fahrion）形容當天的氣氛：「就像是一場慢動作的死亡車禍直播。」

儘管巴舍萊小心翼翼地試圖保持模糊中立，但在記者提問時，OHCHR媒體公關部卻給巴舍萊安排了一齣中國官媒車輪戰，由《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人民日報》與《南方日報》等官媒，輪流要求剛離開新疆、仍在中國本土的巴舍萊，對水牛城槍擊案與德州小學校園槍擊事件「發表對美國槍枝暴力與人權紀錄的批評與指教，OHCHR是否該調查美國種族問題？」，並請巴舍萊比較自已在新疆走走看看的實地見聞「與西方媒體的扭曲報導有什麼差異？」

對此，巴舍萊竟也一一回應，除了花去最長時間篇幅來回應美國的槍枝暴力與種族嫌隙，巴舍萊更分享了自己在官員安排下，「看了新疆『恐怖攻擊』的特別展覽⋯⋯瞭解到極端主義對人民的傷害。」

「在喀什和烏魯木齊的兩天裡⋯⋯我參觀了喀什監獄，和前身是『職業教育培訓中心』（再教育營）的喀什市特區實驗學校。」

記者會上，巴舍萊說明自己在新疆的實地行程，但同時也強調自己「無法評估教培中心（再教育營）的全部規模」，只有中國官員對她多次保證「新疆的再教育營系統『已被拆除』」。

巴舍萊認為，自己「在喀什監獄的訪查」時，並沒有受到中國官員的干涉與影響。但這一說法，卻被中國外交部與官媒《環球時報》拿來大做文章，除了放大「聯合國人權高官總結中國行：新疆訪查『公開又透明』」之外，更稱巴舍萊親身見證了歐美各國的種族滅絕控訴全是謊言。

但事實上，巴舍萊與OHCHR的用字遣詞雖然避重就輕，卻沒有公開否認中國政府在新疆的種族壓迫政策，反而迂迴表示：

「中國政府安排訪問的喀什監獄，其實是收容『其他受刑人』的一般單位，裡面並沒有因為『反恐原因』而被抓進來的囚犯。」

簡言之，北京雖然對外宣稱「巴舍萊的新疆訪查透明開放」，但巴舍萊自己卻非常清楚：中方安排的「喀什監獄」與「已停用的教培中心」，都只是魚目混珠的障眼法而已。

根據23日曝光的《新疆警察文件》，從2018年之後，中國政府就逐漸把新疆的獄政系統切分成「一般監獄」與「民族維穩用監獄」兩大系統。以喀什市內為例，市內囚禁等級最森嚴的維吾爾族集中營，其實是在城市南區、靠近喀什噶爾河的央布拉克良種場；整個喀什地區真正出現大規模壓迫與刑求迫害的事件點，則是在喀什西南的疏附縣。

根據《美聯社》在2022年5月中旬調查核實的曝光資料，總人口只有25萬人的疏附縣內，至少有1萬名維吾爾人因「反恐指控」而被抓入監獄──平均每25個市民中，就有1人被中國政府關在再教育營，入監人口的密度比例，是極為駭人的世界第一。

但無論是央布拉克良種場還是疏附縣的監獄，巴舍萊都沒能親眼訪查；她在記者會上的隱晦澄清，也沒有辦法阻止中國大外宣的勝利姿態，更無力回應來自歐美各國、跨國人權NGO盟友的憤怒批評。

「大家都知道『來新疆走看看』只是中國政府安排的魁儡戲。」一名中歐國家駐北京外交官，向法國《世界報》匿名表示：在新疆再教育營的問題傳遍世界後，北京當局也非常積極組織「新疆真相訪問團」，邀請各國駐中使節團到新疆實地走走看看。但各國大使不久後就發現詭異之處，因為大家在交換不同日期的參訪照片時，竟然發現：

「各國大使在不同日期拍到的街頭人群，都是同樣的面孔──甚至連街上隨機偶遇的路人，也都是『同一批人』。」

巴舍萊的中國行也遭遇了同樣狀況。除了得到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親手贈送的一本新書《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具體、或任何公開的實務收獲──巴舍萊雖然如願見到了與OHCHR斷聯17年的中國國家領導人，但無論是習近平還是王毅，都沒有表達任何對聯合國人權事務的具體支持與承諾。

相反的，來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公開抨擊，以及德國、法國與歐盟外交部的「失望遺憾」，卻都批評巴舍萊的執意訪中，不僅助攻了中國外交宣傳機器的文過飾非，對於上百萬遭遇迫害日常、或仍關押在再教育營裡的維族人來說，更是失算且令人失望的道德背叛。

阿薩特說：「巴舍萊的作為，讓我深感背叛。」

現年70歲的巴舍萊，自己就曾是政治迫害與「黑牢刑求」的受害者。她的爸爸是智利左翼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內閣的武官少將，但在1973年右翼將軍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發動武裝政變、推翻並殺害阿葉德後，即被軍政府清算逮捕，並因反覆刑求誘發心臟病後暴卒。仍就讀醫學院的巴舍萊與母親，也在1975年1月，被祕密警察抓入軍政府專用來凌遲拷打政治犯的「格里馬爾迪集中營」（Villa Grimaldi）。

格里馬爾迪是智利祕密警察在捕抓政治犯後，第一關分類等級的刑求營。一般程序中，被懷疑為高風險的政治犯，都會被送到此地接受凌虐刑求，等到被害者身心瓦解而招供後，再依威脅等級做進一步的處置分類，或是後送勞改、或是直接法外處決，僅有少數幸運者──像是巴舍萊和她的母親──能平安脫身，經澳洲流亡東德。

根據巴舍萊的母親赫里亞（Ángela Jeria）的回憶，她們在集中營裡被分開拷問，自己也遭智利國家情報局不可言說的侮辱與刑求。但在獲釋後，巴舍萊卻非常避諱自己被關入格里馬爾迪集中營的回憶，母女兩人40多年來也都不曾說過彼此被刑求的經歷。

在智利白色恐怖的高峰期，科札克每個月最多能從集中營內救出600名政治犯，這樣的救援工作讓他得到了「拉丁美洲的辛德勒」之名。但在將近半世紀後的現在，曾被科札克解救、並主導聯合國人道事務的巴舍萊，卻因為「單方面奉承中國」與「漠視維吾爾人被迫害苦難」，而遭到國際NGO與各方人權鬥士的批評與責難。

但科札克的故事還有另一個現實的下半段。在1973～1979年的黑牢救援行動中，科札克本人雖然親自庇護、協助被追殺的異議分子躲避祕密警察的追捕。但他同一時間也積極運用自己的外交官身分，藉由行賄、高官派對、打點利益關係，與智利軍警──甚至是獨裁者皮諾契特本人──建立了密切的互動關係，就和真正的辛德勒一樣。

於是，巴舍萊本人的黑牢經驗，雖應讓她對新疆再教育營的壓迫有所共感；但當年國際救援的各種手段與現實考量，亦可能同樣反映了OHCHR對中國領導人投鼠忌器的政治現實。

「中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在國際議題上，他就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參與者。」曾在OHCHR任職、自己也曾在2016年中國調查貧富差距行動時遭到北京阻撓的美國專家奧斯通（Philip Alston），在5月20日的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演講中，以視訊方式講述了自己對巴舍萊訪問中國的支持：

「在與中國互動時，我們確實有必要更加現實一點。」

奧斯通認為，聯合國無論如何都是要面對中國問題的，與其直接和中國撕破臉、但最後一事無成，能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直接交涉，並透過各種私下管道施壓中國，或許才是OHCHR比較現實且無可迴避的選擇。畢竟中國對於聯合國人權事務的影響，不僅只有維吾爾人權問題，中國的女性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乃至於中國外交勢力有明顯影響力的葉門、衣索比亞、敘利亞與阿富汗人權問題，國際社會也都無法不與中國交涉。

就他自己的認識，曾兩度當選智利總統的巴舍萊，絕不是一個天真、不懂政治的人權領袖，她很清楚自已在中國的行程一定會被嚴格監控、並變成官方大外宣的利用素材。但OHCHR還是得與中國接觸，「畢竟雙方不對外公開的互動，總是要比官方回應要重要得多。」

但像是人權觀察（HRW）與國際特赦（AI）等重要的國際人權NGO，都批評巴舍萊的中國行，是對北京新疆迫害政策的姑息主義，因為巴舍萊既沒有公開挑戰習近平或王毅的再教育營政策，也沒有主動提及《新疆警察文件》或其他指控中國種族清洗政策的犯罪證據；相反地，巴舍萊只是非常配合地跟隨中國政府的安排，服從大外宣「新疆壓迫否定論」的宣傳節奏。

不過在批評巴舍萊本人之外，各大NGO與歐美各國政府也對OHCHR提出了異口同聲的要求：

「不論巴舍萊與中國政府談了什麼，OHCHR都應該馬上公布已經拖延超過半年的『中國迫害新疆人權報告』。」

所謂的《新疆人權報告》，是聯合國針對中國迫害維吾爾族的再教育營問題，於2021年秋天完成的專家報告。根據官方紀錄，這份《新疆人權報告》早在2021年9月，就已經完成、並呈交到巴舍萊手上，但巴舍萊卻沒有說明具體理由、不斷推遲這份報告的公布。直到2022年5月、巴舍萊完成中國訪問為止，OHCHR都只重複性地回應：「這份報告還要再等一段時間才會公布。」

巴舍萊壓住《新疆人權報告》不發的決定，很快就引發維吾爾國際組織與眾多NGO的譴責與質疑──儘管這份報告於實務上，並沒有辦法懲罰中國、或促使聯合國啟動實質作為；但若OHCHR能承認中國新疆暴行的存在，那將會把維吾爾人權議題提到一個更有力的國際位置。

對維族流亡人士而言，OHCHR的報告將會是聯合國等級的「犯罪事實認證」，報告裡會如何敘述中國政府的迫害政策？報告是否會採用《新疆文件》、《中國電文》、《墨玉名單》的證據？都是維族團體非常關注的政治關鍵。

國際輿論認為，巴舍萊之所以不斷壓住《新疆人權報告》，主要原因就是要推動中國訪問能成行。但這之中的時間關聯，卻也引發了諸多政治揣測──例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報導就特別提到，巴舍萊在OHCHR的首個任期，即將於2022年9月屆滿；而在中國記者會上，《法新社》（AFP）記者亦當面質問巴舍萊訪問新疆的時間點爭議，但巴舍萊卻沒有明確回應。

巴舍萊表示，《新疆人權報告》已經完成定稿。雖然此行自己親自走了一趟新疆，但是不是有需要以此修改增補內容？巴舍萊則不予置評。

《金融時報》認為，在與習近平互動過後，巴舍萊仍有可能於今年夏天公布《新疆人權報告》，到時報告裡的內容與論述，才是真正決定巴舍萊與OHCHR歷史定位的絕對關鍵。如果《新疆人權報告》能正面地延續此前一連串的調查指控，中國大規模迫害維吾爾人的問題，也將成為國際社會不得做出回應的認知事實；但如果報告採取模糊立場，並沒有引用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這3年來不斷曝光的再教育營證據，聯合國在國際社會的威信與影響力，也將遭遇更嚴重的分裂危機與邊緣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