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先有一部描述隨機殺人案引發風波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播映，不僅收視率超高、話題性十足，更一舉入圍14個金鐘獎項；接著，改編自同名電玩遊戲的校園驚悚電影《返校》，成為年度賣座王；之後，2年前熱映、講述宮廟文化的《通靈少女》第二季，也將緊接著上檔。這些話題製作盛行的背後，凸顯了什麼意義嗎？

教師節當天，外頭下著滂沱大雨，我與太太冒雨趕著去看早場的《返校》。電影一開始便出現許多詭異、魔幻的畫面，加上暴風雨、溪水暴漲的場景，內外交迫，令人驚嚇！太太被駭得幾次伸手握著我，我也一度起了雞皮疙瘩。

坦白說，我從不喜歡聽鬼故事，也不愛看驚悚電影。雖然事前有同仁說《返校》前半段很恐怖，但這部電影不是靈異片，而是改編自冒險解謎遊戲，其原始構想是反烏托邦題材、台灣版的《一九八四》，最後發展成一部以戒嚴時期為背景、關於「白色恐怖」歷史的恐怖記事。

《返校》的英文片名是"Detention"，意指：拘留，關押。劇情講述1962年一間名為翠華中學的校園裡，高三女學生方芮欣和學弟魏仲廷在暴風雨中，各自從課堂上醒來後，發現教室裡空無一人。兩人試圖離開學校時，發現學校裡有許多詭異的場景，並被許多鬼魅困住，他們逐漸從鬼魂身上了解這些人因為涉及政治案件而「被失蹤」。

我沒有玩過遊戲，但同意某位影評人所說的：《返校》成功的理由，在於保留遊戲中驚悚及推理的有趣元素，再去包裹台灣歷史，撩撥年輕人對於那段恐怖記事的好奇心。因為「檢舉匪諜，人人有責」廣播、反共標語、倒吊刑求等等黨國威權痕跡，是多數身歷其境的台灣人所不願憶起的黑暗往事，因而形成「只有被害人，而沒有加害人」的歷史荒謬。《返校》的出現，正好讓年輕人與過去的歷史接軌。

雖然有人質疑《返校》對白色恐怖的處理是不是單薄了些？電影台詞「事情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不就只是看幾本書而已嗎？」事實真的如此簡單嗎？其實當時的情況更複雜，尤其有不少開讀書會的人，是真的想要推翻政府，甚至也有加入地下組織從事革命者。有人因而為當年的政權辯護，表示在當年國共對峙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急欲「清除匪諜」甚至管制言論，是可以理解的「必要之惡」。

然而，國民黨敗戰而退守台灣的初期，在中共宣稱要武力解放台灣的情況下，「清除匪諜」或許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但在韓戰爆發、美國介入台灣海峽與美蘇兩大集團冷戰發生後，其急迫性已經消失。《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等罪名都在裡面）等「特別刑法」，加上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等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對於反對威權統治、持不同政見者（如主張台灣獨立、左翼等等）進行整肅迫害，任意冠上意圖顛覆政權的罪名，國民政府在全國各地濫捕、刑求、濫殺及沒收財產，造成大量的冤、錯、假案，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氛圍。

何況根據1949年《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即使是在戰時，也應以人道原則對待敵軍戰俘，不得施予虐待或酷刑，並必須由獨立公正的法庭進行審判。其後聯合國通過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也明定縱使社會緊急狀態威脅到國家存亡時，禁止酷刑、思想與良心自由的保障，都屬於國家不得予以減縮的權利。

而中華民國當時是聯合國一員，自應遵守這些規範。是以，重點是這些被黨國體制指控為叛亂的人，究竟是否曾經有機會，依據國際公認的法定程序，接受公平公正的審判，還是遭到國家司法不法的報復？

在《返校》中，校園為何有這麼多的厲鬼陰魂不散？「鬼」其實只是憾恨與恐懼的變形而已。為何憾恨？恐懼什麼？只因為在當時的威權統治中，許多人是遭到誣陷的，也不經正當的法律程序審判，造成冤獄或冤死的情形不勝枚舉，不僅被害人或其家屬處於無盡的怨恨與悲傷，也可能讓加害者（如告密者）陷入漫長的追悔中。

如何還這些受害者與家屬公道？具有普世價值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訂有「獲得有效補救權利」規定。就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強調應包括：恢復原狀、賠償、安慰（如公開揭露真相、由當局進行道歉與紀念）及保證此類侵犯不再發生等等。這告訴我們：推動轉型正義不是清算，而是落實國際人權憲章的要求。

撇開法律規範不論，人是社會性動物，會思考、有情緒，因為獨特語言而有共同的想像。在《通靈少女》中，純真的少女謝雅真因為天生具有陰陽眼，成為「宮廟的靈媒」，要為芸芸眾生指點迷津；實際上令她費心處理的，卻不是鬼神，而是人心。該劇導演陳和榆就說，關於鬼神，「信念」比「事實」更重要；他在宮廟題材上想要凸顯的是「你身邊的人永遠才是重要的，包含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及你怎麼對待一個人」。

我們該怎麼對待一個人？《我們與惡的距離》描述青年李曉明因不明原因在電影院隨機殺人之後，在社會上引發的風波與傷害，以及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作為可能的犯罪者，與親友之間的相處過程。該片讓人們認識到：「每個人都有小奸小惡」、「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簡單、沒有那麼善惡分明，了解這個過程後，就會有種好像自己變好的療癒感」、「互相的理解、再往前走，這是療癒」。

如果一件隨機殺人事件都該互相的理解、道歉與安慰，威權統治時期國家暴力對數萬人所為的迫害，而且屈辱、正義數十年來無從伸張，我們不是更該以誠摯的態度面對嗎？怎會被理解成「清算」？

誠如精神分析學家彭仁郁所說的，不論是對於加害者或是受害者（含家屬），回憶創傷場景都可能引發極大的焦慮和恐懼，因而可能抗拒回憶；只是，掩埋過去向前（錢）看，並不是最好的解方，只要不被記得、銘印，被潛抑的過去，將不斷如鬼魅般復返，縈繞生者，無法安寧。唯有揭露、訴說和面對，傷痛和罪惡感才都有獲得轉化的機會。

《返校》最後，在那個冤抑不斷的年代，卻還有某位主角活下來，其用意就是要他記住這一切發生的事情。誠如導演徐漢強所說：

我們必須記住過去在這片土地上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然後去面對這個傷口，才能夠療傷，並避免再遭受同樣的劫難；應謹記我們現在所認知的自由與生活，其實是經過非常長久的痛苦與掙扎，以及很多人的犧牲所換來的，這絕對是不能忘記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