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戒嚴生活記憶】周婉窈/戒嚴下平行世界的大學日常

【戒嚴生活記憶】周婉窈/戒嚴下平行世界的大學日常。
最近常在思考為何在台灣很難落實轉型正義。我認為我們遇到一個結構性的生態問題,很難解決。
讓我們想想鄰國最近的一個例子。劉曉波被關到癌末都快沒命才被保外就醫,然後他的妻子長期被非法(請畫重點)軟禁,兩人瘦得令人心痛。但是,如果你是十幾億的強國國民之一,在你成長過程中,你沒聽過六四,也沒聽過劉曉波等維權人士,即使聽過,你沒理由認同這些危害國家的壞人。然後,你在服膺黨國及其相應給予的庇護下過著很不錯生活,甚至有了「完勝」的人生,如到美國留學買房,進可攻退可守等等。那麼,等哪天中國好不容易自由民主化了,然後說要落實轉型正義,說要去了解那段時期黨國如何濫用國家機器迫害人權,你想你會排斥這種講法,還是支持它?
如果不從普世價值來講,劉曉波等人不過是十數億人中的極少數。台灣白色恐怖受害的1萬6千多人,跟今天2千3百萬人口相比也是極少數。我相信將來若中國有機會轉型為自由民主社會,也會遇到很難進行轉型正義的問題,這裡頭是否有中國文化欠缺「義」或「正義」的觀念有關,這就不是沒有哲學頭腦的我所能回答的。姑提出待高明教之。
在台大全校性的場合,我們常會聽到「台大向來擁有自由的學風」之類的表述。這儼然已經是台大的myth,有此自我形象,又以此自持,毋寧是好事。不過,有一次我聽到一位教授這麼說,而我知道他以前是台大的黨國青年,我想他會認為台大就是很自由,是很可理解的,因為他確實擁有高度言論自由,也不會被其他同學監視。在那當下,我想到我是少數,我們這些少數加總起來也還是少數。他無法支持校園轉型正義,也是很可理解的,當然此事的可理解不等同此事合理。

1950年代的台大

1974年秋天我從南部小鎮來到台大唸書,陳文成罹難的1981年的秋天我離開台灣赴美國讀博士班。這在時間軸定位了我。我進台大的前一年(1973)年底,台大人類學系送走莫那魯道的骨骸,再前一年(1972)發生哲學系事件,雖然延續到我入學之後,但這些事情我都是後來──很後來,才知道的。也是這幾年才注意到哲學系事件解聘了一位年輕助教楊斐華,她是謝雪紅革命伴侶楊克煌的女兒,失業後以翻譯維生,罹病早死。系主任解聘說明書寫道:「蓋楊女士經治安當局『列管』有案,不准出境,其父原係二二八事件時『台獨』主腦份子之一,迄今猶在綠島管訓中,個中特殊微妙心理背景關係,足堪為某方政治運用之資。」(實則楊克煌當時在中國)看著楊斐華清秀的遺照,常想:人世的公義何在?當大家在傳述「望月樓」的浪漫典故時,是不是浪漫得有點偏誇,是不是太不食人間煙火?
再講一件近年來才知道的台大前史。1950年代,台大是很肅殺的。顏世鴻是台大醫科學生,1950年6月被捕,他的妹妹顏一秀也是台大學生,每星期必須走一趟青島東路三號的軍法處,送衣服和生活用品,她回憶說:「軍法處臨街頭的路邊,有一排房舍是審判屋,有一次路過看見約14至15歲的少年,穿一身紅色衣褲,跪在審判室的地上發抖,庭上有1位法官和2位大概是書記官,門口站著2位拿卡賓槍的士兵,我不敢多張望,快步走出大門。……」1950年秋天新學期開始後,台大校園仍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宿舍陸續傳來學生被捕的消息,女生宿舍也再次有人被捕。就她聞見所及,第二年年初隔壁寢室的外文系學姊被捕,關了一個寒假,被釋放後好像變了一個人,終日沈默,不再有笑容;一位農學院的學姊涉案後自首,聽說牽連很多人被捕判刑,沒人敢和她說話,她孤獨悲苦的神情,讓顏一秀至今難忘。顏一秀回憶說:
新學期在教務處的牆壁上,貼滿被槍決和判刑的學生名單,令人怵目驚心。整個學院和學生宿舍都充斥著四面楚歌和風聲鶴唳的危機感。
誰能想像那樣的台大?!更糟糕的是,作為政治犯的胞妹,顏一秀發現她被同寢室的一位學姊監視。畢業後她才得知這位學姊一直負責監視她,也密告過她,顏一秀認為可能上天保佑,或有貴人相助,她才倖免於難。
以上是顏一秀的大學日常。這些都是我這幾年才知道的,當我進入台大唸書時,沒有人知道1950年代的台大,我們只知道那個年代留下的傅園和傅鐘。而顏一秀被同學監視的「大學日常」,應該延續到解嚴,甚至解嚴之後吧?
親愛的讀者,我們要知道絕大多數的台大新生是在對台大前史全然無知的情況下進到這個學校,有些人像溜滑冰一樣滑入一個更為華麗的場景,有些人有適應問題。當時城鄉差距很大,可能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所能想像的。我以第一志願考入台大歷史系,印象中全班大約一半是北一女學生,中南部學生寥寥無幾。班上學生外省人很多──親愛的讀者,不要說我用「外省人」一詞就是撕裂族群,要知道,「外省人」和「本省人」在當時是制度性的,也是社會・文化的位階排序。這個制度一直要到1992年戶籍法修訂廢除登記省籍才解消,至於社會・文化的階序關係,延續很久,甚至現在都還鮮明可見。在當時,只要你一開口講話,你是「外省人」或「本省人」就昭然若揭,當然也有本省人努力讓自己變成很像外省人,取得入場券。在上台北讀大學前,畢業旅行不算的話,嘉義以北我只到過台中。在這裡,我不想講自己的適應問題。總之,來自嘉義的我,無法融入捲舌音、穿著時髦的歷史系主流社群,最終能談心的是來自台中女中和來自台北縣的兩位女同學。
當然,無法融入的最大問題在於,雖然我文學傾向比較濃厚,不關心政治(apolitical),但因為家庭和個人性格的關係,從來就和黨國氣味不合。我是國中第一屆,因為曲折的因緣讀了天主教學校宏仁女中,那是個很特別的學校,超級自由,我們半夜在操場喝酒喧鬧,醉臥球場,第二天校長張懷顏神父也只在朝會輕輕提了一下。高中我讀嘉義女中,就非常不適應。朝會時穿旗袍的女校長每每聲嘶力竭,高喊口號,無非要我們效忠黨國,我總是盯著南國蔚藍的天空,設法不聽進去。
進到台大,由於二哥弘憲的關係,我參加了大學新聞社,替《大學新聞》的編務跑腿,如送稿審查、到印刷廠校對等。這些我在一篇長文中寫過,這裡就省略,主要想提的是校園內外「老大哥的耳目」。

校園內外「老大哥的耳目」

顏一秀被一位室友監視,我的學妹胡慧玲也被一位同學監視,那位同學「出身」不錯(父女都是國民黨員),又且是胡慧玲最好的朋友,可能因此被教官選中;她則想說與其讓別人來寫報告,不如她自己來寫,還可以保護好友。胡慧玲被監視,那我呢?綜合判斷,監視我的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女同學。我沒有像胡慧玲那樣的確證,但一位好友也認為是她。近日讀陳翠蓮的〈一個黨國青年的成長過程〉,寫她高中時代,如何被選中作為未來大學的「長江一號」,也就是校園情報員,但在父親的阻攔下,喪失報國機會。她父親說:「你頭腦不清楚,很多人會被你害死!」(讀者請留意:害死人是重點。)那位監視我的同學不知道是否以這種方式徵募到的,還是由學校教官(歷史系是女教官)就每年的情況選派?
監視我的同學,畢業後到一家赫赫有名的公司任職,那是道道地地的不當黨產,不久後到美國讀書,結婚生子,現在在「僑界」相當活躍。這些其實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因為有一次為了公務,我參加一個宴會,這位同學是座上客,席間她意興風發,大談特談,還大談自己的子女在一個著名的地方工作,老闆是自由派人士,很引以為傲。當時,我心想:妳的子女如果知道妳讀大學時是campus spy(校園間諜),不知將作何感想?但是,她的子女肯定不會知道,也不會知道母親引以為豪的第一份工作的公司,原來就是侵佔日產而成立的。
這些的這些,都不會被看見,在於我們沒落實轉型正義,黨國過去的不公不義無法成為公共的認知。情治單位和教官派老師和學生監視某些特定的老師和學生,是系統性的作法,就算直接的檔案已銷毀,也可以透過各種方式重建其梗概。只有當校園「抓耙仔」的運作變成可看見,必須為社會所譴責,那位同學才有可能知道自己過去做的事情不對,她的子女也才有一絲機會知曉(還是很難吧?隔國如隔宇宙)。然而,一晃,30年就過去了,30年是很長的一段時日,已經累積的人加倍累積,完勝的人生加倍完勝。現在我們都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了,我想像,當這位同學在美國過世,想必弔唁詞中還會稱讚她是愛國華僑。最近參加一個晚宴,主人一再提她的名字,顯然關係不錯。但是,你就是無法講她曾經是校園spy,若講出來,只會被認為小氣,報老鼠冤。只有當這些事情成為公共知識,成為社會共同的認知,成為應被譴責的不當行為,你可以不用當面質問,對方看到你就會俯首低眉,不用開口道歉,也算是道歉了。不然,當我們都老去時,不義的照樣風光,照樣以粉飾的過去驕其子女,然後照樣回台灣支持黨國餘緒,甚至支持另一個越來越強大的黨國,繼續享受兩黨國接軌的好處。
校園內我被監視,校園外也是如此。這當然都是一點一點慢慢發現的,有些還是幾年後才知道。大三、大四時,有一陣子我和我大哥、大嫂、小妹一起租居合住,在饒河街一棟公寓的四樓。屋主住在一樓,我大哥認為他負有監視我的任務,因為有一天他問我大哥:你妹妹昨晚為什麼沒回來?應該是我回來晚了,屋主已經撐不住睡覺去了。又有一天,我從饒河街搭公車要到法學院上課,一上車,我感覺有人在跟我,讓我一路上都很害怕,還想過中途下車,但又擔心我路不熟,下車後反而不好。到了學校那一站,我先假裝不下車,然後突然下車,衝進學校,記得很緊張,上氣不接下氣地和班上同學說有人跟蹤我。
更嚴重的應該是陳菊第一次被抓之後。1978年6月下旬陳菊被捕,可能因為我的電話在她的記事本上,我的大哥和小妹都受到騷擾。當時大哥弘輝在做代書業,每天管區的警察都到他的事務所坐下來不走,客戶以為怎麼了,讓他很難營業。小妹接到一通電話,問我是不是已經領到畢業證書了──好像要扣住我的畢業證書。又有一次,小妹在台大附近遇到一個人,叫她名字,說是我的朋友,邀她喝茶,然後一些言行讓她很不愉快。以上這些事情,都是大哥和小妹後來分別和我說的──過了好幾年後,當時他們大概也很害怕,沒和我提,但會顯示在對待我的脾氣上。後來我和前政治犯接觸,比較能了解家屬為何常常無法諒解,反而會怪罪當事人──若你不這樣做,我們就不會遭受這些。

我和同學活在平行世界

三、四十年前,我和監視我的同學,同樣是在台大,卻活在平行世界裡;三、四十年後,我們仍然活在平行世界。如我這樣被監視的人,是少數,像她那樣監視我們的人到底人數如何,並不清楚。這兩群人之外,我想更多數的台大學生是「apolitical」的,也就是無關乎政治的,過著一般的大學生生活。他們多數不會感受到思想不自由,以及白色恐怖的威脅。請讀者注意:在戒嚴時代,不要說,之前的白色恐怖案例,即使正在發生的白色恐怖案子,我們也不會知道。我的外省籍歷史系學長王克文的父親被抓,在當時我們也都毫無知覺,學長和母親竭力救援,但不敢聲張。屏蔽人民「知」的管道,無疑是專制獨裁統治的不二法門。其實不只政治方面,社會、文化、演藝也屏蔽很多,這些只要看看管仁健的文章就可知道。現在很多人看到台灣「很亂」,開始懷念起「很不亂」的戒嚴時代。
我是無法懷念的,不是因為我涉入校園黨外運動受到監視,而是,當時的黑暗齷齪是被強力掩蓋住的,受害者/家屬甚至連呼喊的管道都沒。我的直屬學弟楊子忠,和王汎森同班,來自雲林鄉下,是屘囝
音讀: ban-kiáⁿ ,意思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
,兄姊都在工作,才能讓他讀大學。一個非常純樸忠厚的年輕人,台灣語說「足條直
音讀chiok-tiâu-ti̍t ,形容人憨直、坦率。
」。我在讀研究所時,他去當兵,快要退伍時,在軍中喝農藥自殺。當時聽到的情況是,有人要他擔起貪污舞弊的責任,他無路可走。後來,我出國到史丹福大學讀書,認識一位台灣留學生的太太,也剛到不久,有一天她接到家裡來訊,說她弟弟在軍隊舉槍自殺。這些事情在當時都是無法申訴、無法要求調查,也上不了新聞。真的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洪仲丘事件時,我最常想起的就是這位「條直」的學弟。
監視我的同學到了自由國家美國,我想她從沒想過台灣是不自由的。黨國塑造出來的子女,行為思想都在框框之內,當然沒有思想自由不自由的問題。但是,當我到了美國,我有個非常深刻的體會。我離開台灣那一年,陳文成博士出事,引起美國輿論注意campus spy的問題。第二年或第三年,耶魯大學的學生刊物要製作一個專題,討論campus spy。一位學生編輯找到我,我講了我知道的情況,他要我寫下我的看法,他才有憑藉。當時,我們都害怕校園間諜,雖然這位編輯是美國人,但我還是很擔心萬一我的筆跡輾轉被拿到……而我們是要回台灣的。當時,我覺得我不能不發聲,最後決定用左手寫。這件事情讓我深切體會到:當你的國家不自由,你走到哪裡都不自由。後來我回台灣,參加救援緬甸政治犯的活動,沒看過半個緬甸學生來,心裡很能了解。
一個大學兩個平行世界,解嚴後30年,到底多少過去的黨國青年有反省,有覺醒,加入民主陣營,大概很難估算。民調顯示,現在50-60歲的年齡層是最保守的,往前推,也就是解嚴時20-30歲。由於解嚴之後,沒有/無法落實轉型正義,導致30年後我們還在「喊」轉型正義。在這裡,我想借用班雅明的「空虛的時間」概念,但和原意無關。時間本來是空無一物的,是「empty time」,但每個人在生命的過程中,每分每秒都會填進東西來,解嚴後到此刻,對每個人來說就是填塞了纍纍東西的30年。那麼,我們來看看這30年,蔣經國死後,國民黨繼續執政,中間只有8年是民進黨執政,但朝小野大,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看看不當黨產!),接著8年又是國民黨執政,導致解嚴前已經進到黨國「成功輸送帶」上的人們幾乎毫無障礙地繼續往社會上升的路途前進,現在已經進到各行各業的領導層。借問:成功的人需要反省過去讓他成功的黨國體制嗎?
關於「empty time」還有一個現象,我們必須注意,就是被填充的時間很難再填充他物。如果一個人在整個成長過程都沒讀過台灣歷史,那不只是沒讀過而已,是他的每分每秒的生命都填塞了別的東西,而那些東西是會相互起作用,如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主義,那麼,等到他當上某行某業的領導者,要如何在他已經飽滿的時間中塞進台灣歷史?塞進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要如何能讓他了解黨國最大的背信行為是從戒嚴時代的反攻復國到目前的國共一家親?──那犧牲多少人生命的口號,並且浪費我們多少生命的內容!

「知」是一切的起點

以上是從平行世界的觀察延伸出來的思考。不是要讓自己和大家沮喪,而是希望我們一起來思考如何打破這個結構性的生態,思考能改變結構、能對整個生態起化學作用的作法。目前我能想到的是,盡量促進社會在「知」的層面了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含密告系統、共犯結構),「知」是一切的起點。不被知道的過去,無法成為我們社會的集體記憶;沒有對獨裁之惡的集體記憶,就很難有大動力捍衛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另外,三一八之後,大家都在談新世代崛起的現象,我們必須善用這個優勢,透過新世代來帶動改變。如果黨國體制打造的結構很難撼動,那麼,是否可透過親子溝通和世代互動來鬆動它呢?新世代同時也要積極爭取高齡世代的協助,讓那些過去曾為台灣奮鬥的人有機會提攜後進,賡續半世紀以來的奮鬥。我還想像:戒嚴令下神鬼哭泣、動人肺腑的故事成為台灣「國民電影」每隔幾年必出品的題材。國民國家需要國民電影。
時間,過去沒站在我們這邊,希望此刻和未來,會站到我們這邊。為此,我們必須更加努力!
(註:本文小標為編輯所加)

延伸閱讀

載入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