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戒嚴生活記憶】阿潑/我上了同學的「黑名單」
我會稱自己是解嚴世代的孩子,但,解嚴那年,我10歲, 跨越戒嚴和解嚴那條線,卻沒有被「解」的明確感受或印象。日子還是在讀書考試、背著書包上學中度過。解嚴對我們這「小小老百姓」來說,並不是那樣一刀劃開的東西,因為「戒嚴」仍幽微地瀰漫在我整個小學的記憶裡。
例如,我時常被找去參加某些類別的演講和作文比賽,像是防範犯罪或保密防諜什麼的。在這些表現上我並不算傑出,猜測因父親是警官,於是被期待繼承這樣的「正確」或「血統」。小孩的世界並不存在犯罪,更不理解什麼是機密防的到底又是誰?但「萬惡的共匪」跟「匪諜就在你身邊」這樣的字句卻能朗朗上口,而且只是「朗朗上口」。因此,比賽中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不是出於我的腦袋我的手,而是導師早早擬好的稿子,具有特定公式與抑揚頓挫,我的工作只有「記下」並「輸出」而已。
即使他知道我「不受教」,仍將這類差事交辦給我,包含壁畫跟書法。我的小學生活充滿了各類政治宣傳的才藝表演,有時要畫十大建設的壁畫,有時是發揚中華文化的書法,連字音字型比賽都有政治宣傳的名目⋯⋯。有時我不耐煩,有時又會被家國、軍警的犧牲感動,尤其每天早上升旗,在樂隊最後一排的我拉奏國旗歌時,都會替自己驕傲。
長大後,我常炫耀自己會背唱國旗歌,甚至能清楚說出五院院長是誰、從國父孫文、先總統蔣公到偉大的經國先生的生日和逝世紀念日都刻在腦裡,這技能不算太難,無非就是這些「紀念」年年的反覆操練所致。記住五院院長,恐怕不是每個人都會,但當他們的名字永遠都被掛在川堂,而你日日都得在這些名字中走過或是罰站時,這輩子你都無法忘記。就像你也不小心記住國父遺囑那樣。
時代終會改變。某一年,社會氣氛突然不太一樣,但也說不上來哪裡不同,班上男孩調皮或惡作劇時,開始振臂大喊:「民進黨!民進黨!」台語發音,鏗鏘節奏,他們以「民進黨」替代「反對」,甚至是粗暴打斷談話的方式。直到現在,我都不清楚「民進黨」3個字到底是肯定或否定的用意,卻相信這些屁孩不過是模仿當時的氣氛。
什麼氣氛?就像現在很多人懷念戒嚴時期時提到的那個字:「亂」。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子,在我清楚對她解釋白色恐怖時期的種種之前,她總說:「還是以前好,沒有現在那麼亂。」很多人都如此,對解嚴和戒嚴的分界都是如此:僅僅是亂與不亂。
我對「亂」也有記憶。解嚴前後,出身彰化和美的姚嘉文帶領群眾包圍分局與鎮公所好多天這件事,我一直清楚記得。因為父親是分局長,而我們住在旁邊的宿舍。
那幾天回不了家,等回到家,養的九官鳥死亡,其他鳥類奄奄一息,狗兒也差點沒命,這心裡的衝擊與憤怒,讓我偶爾能同理那些緬懷戒嚴、渴望安定的人,他們對解嚴的印象,或許就建立在這個不明所以的破壞和摧毀的轉變與記憶上。
除了這些,我對解嚴明確的記憶點和我這世代的人相同,就是「經國先生去世」。我很喜歡「電視上的總統爺爺」,但那個8點檔突然中斷,整個台灣收到總統去世訊息的夜晚,站在椅子上的我只是愕然,卻無傷心。還記得那時我頭轉向父母,說的第一句話是:「以後沒有蔣總統了嗎?」接下來幾天,我見到人就說:「真不習慣總統姓李啊。」
很多年後,當我母親明白戒嚴和白色恐怖的嚴重性,屢屢跟我說:「要是你早生幾年,以你這白目的個性,大概也會被抓進去。」事實上,即使民選總統了,我的大學老師也常跟我說:「要是在過去,你一定在黑名單上。」
對當時小學生的我來說,根本不懂得擔心這樣子說話會不會被盯上,但卻也上了同學的「黑名單」。
當班上女同學們齊聚鎮公所參加祭儀,在手臂上戴孝時,我表示抗拒,他們痛哭流涕,我面無表情。我的死黨們生氣了,不斷罵我,甚至不願跟我說話。他們認為我不夠傷心、不愛蔣總統,甚至背叛身為警察子弟的自己,我很茫然,憑什麼家裡開工廠、做生意的他們比我還愛國家?
幾天後,我說,我們再去「拜一下」蔣總統吧,而後一起走到鎮公所二樓禮堂,我在櫃臺前別了孝,在大廳正中央三鞠躬,再硬生生擠了兩滴眼淚:「我哭了。」我說:「我好傷心,總統走了怎麼辦?」他們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難過,走吧我們逛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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