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曾任記者、NGO工作者。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等。
在終戰80週年之際,聽一段「老人不說、年輕人不問」的戰殤,走一趟從台東到新幾內亞的旅程,從兵籍牌到慰靈碑,尋找台灣人在這場戰爭中的多元角色與不同視角的史觀記憶。「歷史既殘酷又會荒謬地重演,而高砂義勇軍這段歷史,正能呈現這既荒謬又殘酷的事實。…
和那個時代的人比起來,身處當代的我們彷彿擁有全知視角,知道核爆造成多大的災難──可能就只是「知道」──但也因為數位技術發達,資訊傳播太過容易,而無法想像1940年代的媒體有多重要,特別是一個意識到問題、從而冒險尋找真相的「真正的記者」。
有些人抱怨台灣拍戲沒有好題材,但這些人卻找到了「台灣大學醫學院綠島分院」在荒島開出一朵花的故事。不過,從歷史劇變複合醫療劇怎麼拍?如何面對「加害者洗白」的自我質疑?甚至在上映前迎來立委以此劇為由凍刪預算的壓力⋯⋯
「有個比喻很好,我本來要寫進書裡,但忘了寫進去,就是我們所有人都在一架飛機上,雖然有人坐頭等艙,有人坐經濟艙,但當飛機出事,所有人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張贊波解釋,這就是極權國家的群體性命運,「災難之所以沒有降臨在你的頭上,只是因為你這時候…
從父親手中接手,18歲開始帶師傅在路邊「放電影」的高祥晴,跟著電影放映產業走過40年起落,「一世人」都在這份工裡。「以前我覺得做電影很『㤉潲』(討厭),但現在叫我放棄⋯⋯我感覺『足毋甘』(很捨不得)。」
看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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