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戒嚴生活記憶】胡慧玲/歪掉的人

我二十幾歲時,聽鄭南榕說,「台灣一天不解嚴,我一天不出國。」我不解其意。「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有志青年大多如此,不是嗎?倘若不能出國留學,也要想辦法在貿易公司掛名業務經理,取得出入境許可,去看看世面。
那時我心想你和自己過不去。出國是我們的權利,和樂趣,為何要因為老K,而自我懲罰。他媽的我們受的懲罰還不夠多嗎?到很後來我才明白,那是鄭南榕的決心,他卯足全力要解除戒嚴。
回想我一出娘胎,呼吸的,就是戒嚴的空氣。久而久之,習以為常。我自幼乖巧,某方面也意味著溫馴、遲鈍和麻痺。15歲隻身到台北讀高中,租屋而居。每星期天,揣著銅板到巷口打公用電話,回家報平安。1975年4月,父親在電話裡激動的說,太過分了,太過分了。為什麼全國軍民要戴孝?為什麼我不能吃豬肉看彩色電視節目?
隔著長途電話線路,我可以感覺到母親一旁輕輕拉他說,不要再講這些了。
我不敢跟父親說,無論晴雨,來自全台各地的學生,大排長龍,圍著國父紀念館一圈又一圈,等著瞻仰「蔣公遺容」。其中有我。我更不敢說,出殯那天一早,我們全校列隊在介壽路恭候,靈柩還沒抵達,數千人數萬人,人山人海,齊齊跪下。路拜。其中也有我。
多年後,我忘不了台大數學系楊維哲教授的話。他對台灣政治學者的用詞,不以為然。他說,什麼威權統治?獨裁就是獨裁。
想到小時候講「蔣總統」要立正,寫「蔣中正」 要空一格,作文簿上數不清「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的句子,我無比羞愧,悲憤。
大學四年級,我因緣際會,涉入黨外圈,後來又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周刊當編輯。1986年春天,鄭南榕推動「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解嚴。他說「戒嚴,就是軍事統治」,呼籲全台灣的人,5月19日那天, 大家在身上,在屋頂,在樹梢,繫上綠絲帶,抗議37年前戒嚴令頒布施行。除此,他還發動群眾,會集龍山寺,要去總統府前遊行。
同事說,誰頭殼壞去?誰敢繫綠絲帶?這不是自己點油做記號,叫警察來抓嗎?
我不知全台有誰繫了綠絲帶。但雜誌社前整條巷子的榕樹被我們繫滿了,綠意盎然。
至於遊行到總統府,哎。我讀大學時,某學長是新竹人,他說大一新生訓練後,他騎車逛台北,想認識環境。騎啊騎的,騎到一條好大好寬的馬路,正喜孜孜四下看風景,沒想到跑來一個憲兵怒氣沖沖吹著哨拿著槍攔他下來,說這裡是介壽路不能騎腳踏車,你找死啊想坐牢啊。
五一九綠色行動,當天清早,南北二路兩百多名黨外人士集合龍山寺。總領隊是立法委員江鵬堅,他說 : 「這鄭南榕,從來不給我們好日子過。」還沒出發,就被警察包圍,鎖上鐵門。女警排第一層,之後一層層男警。困在龍山寺內甚是無聊,我心想出去晃晃再說。勉力從女警夾縫中擠出,沒想到再也進不去了。只許出不許進。
是初夏典型氣候,上午烈日,午後傾盆大雨,黨外人士和千名警察和無數便衣情治人員,內外對峙,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附近商家和民眾,投擲標槍鉛球似的,不斷投入包子肉粽和飲料,空中補給。到天黑,12個鐘頭,足不出龍山寺的五一九綠色行動,就地解散。
隔年7月15日解除戒嚴。總共戒嚴38年又56天。將近1萬4千個日子。
空間解嚴,要等到1994年阿扁當台北市長,介壽路改名凱達格蘭大道。
90年代後,我們開始有系統做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口述史。名單中的受訪者,大半老成凋零,逝者已矣。來遲了。太遲了。但早十年我們也曾試過。除了極少數人無畏無懼,大多啞口噤聲,緊鎖心房。
暗巷內,陋室中,受訪者老淚縱橫。他們說,解嚴之後才敢說話。李登輝總統公開道歉之後才敢說話。
烙印和枷鎖。
我也是。我恍然為何我喜歡勒卡雷的諜報小說,心揪著讀。因為我也卸不下戒嚴和冷戰的烙印。我心上,腳下,帶著戒嚴和冷戰的枷鎖。人於是長歪了,受損了,壞了。
80年代上街頭,我們被媒體指稱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30年後我承認,是的,我沒辦法,我這生於戒嚴長於戒嚴的歪掉的人,精神上永遠是暴民是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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