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際上的事，不是「別人送疫苗／譴責中國就是挺台灣」，也不是「別人秉持一中政策就是不挺台灣」這麼簡單。在挺和不挺之間，有許多灰階。外交不只是友誼，也是生意，是利益交換。我們如何能加深「善的循環」，讓它變成「互惠的循環」？這是值得思考的。

4月底，台灣作家楊富閔的小說集《花甲男孩》在波蘭出版，傳達出年輕世代、台北之外的台灣，是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作者發現出版社把書放在「中國文學」分類下。我們該如何避免、扭轉這樣的錯置？並建立屬於台灣、又能引起國際共鳴的敘事？

台灣要在外國建立文化形象，需要投資，要找對人做、找對方法做，不然只有反效果。台灣可以怎麼為台灣文學的外國翻譯、編輯的水準把關？建立自己的英文文化資料庫是一個方向。

被共黨統治過的波蘭，會怎麼看台灣？作者驚訝發現，多數波蘭漢學家、國際關係學家、政治學家仍以「中國眼光」看台灣。我們該如何破解？如何讓國際理解和台灣合作，除了口罩還有什麼好處？

電影《罪人的控訴》、《謊言迷宮》呈現不同世代的德國人，如何打破表面和諧，挖掘納粹迫害歷史傷口。探究真相、不斷反省，才是人類避免集體罪惡的疫苗。

那些因為戰爭、侵略、獨裁與威權遺留下來的歷史難題尚未解決，捍衛民主自由的課題卻已經不容忽視地擺在波蘭人眼前；在過去一年裡，波蘭的民主制度面臨嚴峻挑戰，這樣的挑戰也成為波蘭人將來持續面對的重要課題。

轉型正義究竟要如何推動？台灣並不是世界上唯一面對轉型正義難題的國家，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或許可以先延伸我們的視野，鳥瞰世界圖像，從其他國家早先經歷的歷史進程來理解我們身處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