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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半世紀的家族對話1】林懷民:從緘默的歷史中探索家族記憶

走過數十年的高峰與低谷,雲門舞集已成為台灣的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創辦人/藝術總監林懷民明年(2019)退休前夕接受《報導者》專訪,首度道出隱藏在心中多年,與暗潮洶湧的歷史之河交會的家族記憶、困惑與解答。

「最後比較安靜了,焦慮要有體力,年紀越大越沒有,同時你也慢慢知道,什麼叫『哀矜勿喜』,什麼叫『夢幻泡影』⋯⋯有些人說,好不容易房子蓋好,你怎麼這樣子就退休了?這個房子也是夢幻泡影啊!整個雲門的45年,老實講,浪潮一過就過,說不定我也是3年後沒有人提了。台灣是一個健忘之島,記得或不記得,有什麼關係呢?」
退休前最後一次的作品回顧前夕,林懷民在繁忙的會議與排練空擋中撥出有限時間受訪,一如過去一、二十年來,「對媒體講話的時間遠遠超過與朋友之間的相處」,不厭其煩地分享著所思所感,從昨晚追看的陸劇、近作《關於島嶼》反映身在災難頻繁島國的心境,到作者退位,愈發以舞者為主體的創作軌跡⋯⋯話鋒一轉,即將謝幕時刻的回眸,是淡然的心境。
但有件事,他記在心裡30年,沒有忘記。
在雲門「正史」之外,林懷民緩緩說出一段封存多年、從未對外透露的私密記憶。
「很多年前,我去參加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戰祭),晚上在營火旁,天空的星星又大又亮,有一位高一生的後代,已不記得是哪一位,過來握著我手說,『歡迎,很高興你來』,然後說道,『你知道你爸爸跟我爸爸的事嗎?』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這些事⋯⋯。」
高一生,成長於日治時期的鄒族菁英,戰後第一任嘉義縣吳鳳鄉鄉長(1989年改為阿里山鄉),白色恐怖時期因牽連匪諜與貪汙案,連同其他鄒族及泰雅族人,共6人被政府槍決於安坑刑場,其留下的諸多歌曲、獄中家書,乃至於原住民族自治的想法,傳頌至今。1950年代,當他被調查、逮捕、訊問與拘禁,乃至處決後,林懷民的父親林金生——戰後國民黨中備受重視的台籍菁英,正擔任嘉義縣縣長,並兼任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嘉義山地治安指揮所指揮官,無可迴避地直接參與處理此一縣境發生的重大事件。
站在不同位置、面向不同命運,歷史上曾經交會的兩人,其後代在多年後的山上,沒有預期地,又站在同一片星空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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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戰祭)。(攝影/曾原信)
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戰祭)。(攝影/曾原信)

探問自己是誰——遇見復活的祭典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解嚴前後的台灣,政治局勢朝向民主開放,壓抑已久的整體社會併發出豐沛的活力,藝文工作者們也帶著強烈的熱情與使命感,如人類學家般上山下海,追尋島嶼身世,挖掘出埋藏的文化底蘊,融合為自身養分。
林懷民是其中最熱切探問「自己是誰」的藝術家之一。
早在雲門創立初期,在談論本土還是某種禁忌的年代,林懷民就創作了第一齣以本土歷史為題材的舞台作品,將漢人渡海來台拓荒、在島嶼上勞動生存的情景編成史詩般的舞作《薪傳》,1978年中美斷交之際於嘉義首演當晚,掀起的巨大迴響,已成為一則傳奇。
「那天大家都很激昂,我很冷靜地在後台忙,陳達的〈思想起〉歌聲一出來,燈光一照到舞台前,那一片請嘉義農校幫忙種的秧苗,忽然全場沸騰,觀眾拍手叫好的掌聲是嚇死人的!我在後台就開始大哭,你說什麼是歷史!這就是嘉南平原最常見的景色,在這個地方榮耀他們,他們也沒想這麼清楚,當這一塊田出來,觀眾是完全的擁抱。」
這場演出,是林懷民藝術生涯最重要的啟蒙經驗,舞蹈美學形式的摸索之外,他很快就有意識地以行動貼近土地,策劃「藝術與生活」展,結合各領域的藝術家,將作品與演出帶進各地鄉鎮。在城鄉與文化落差巨大的年代,雲門舞者的足跡踏致恆春、美濃、安康社區等被忽視的角落,在小鎮的簡陋禮堂、臨時拼湊的野台上,重現都市藝術殿堂上備受讚譽的舞作。儘管後來已發展成為國際級的專業舞團,仍持續23年不間斷免費戶外公演、在池上的稻田中為鄉親演出,「走入群眾」的本色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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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攝影/陳曉威)
林懷民。(攝影/陳曉威)
長期在自我認同與土地關懷中思考與實踐的林懷民,遇上鄒族,彷彿命運的必然。那是這個多舛族群,文化逐漸復興的時刻。
被強加吳鳳神話、涉入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整肅、湯英伸事件⋯⋯人數僅數千的鄒族,在戰後與國家政權的互動中,被捲入一連串厄運。天神彷彿要考驗他們一般,政府與教會又以「破除迷信」為由,終止數百年傳統的祭典,會所被燒毀、神樹遭砍斷,文化根基幾乎被連根拔除。
有賴族中少數長老的堅持,以及天主教後來以文化而非迷信視之的態度,為征戰後獵得敵首凱旋歸來、男子會所重建等部落重要大事所舉辦的Mayasvi,斷絕多年後,才從一片荒原中漸漸復活(鄒族兩個主要「大社」,達邦與特富野分別於1967年、1972年重新舉辦,1981年首度應邀下山演出給平地人看)。
除了凝聚起年輕族人對家鄉及傳統的認同與連結,有幸見證重啟祭典的平地人,也從中得到強烈共鳴,年復一年來到山林領受深邃祭儀的洗禮。
「領唱人低低一聲『啊——』,眾人一呼百應,彷彿孤獨的靈魂受到世人擁抱。鄒人說,他們的先祖聆聽瀑布而作歌。那是化為長江大河的瀑布啊。深沉莊嚴的五度合唱浩浩蕩蕩,領唱人激越的高音是那拔起的浪花。 那是來自山林,來自一切的源頭的呼喚。我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含淚聽完,覺得自己像洗過澡那麼乾淨。 我渴望來生是鄒人。」
1980年代多次上阿里山參加鄒族祭典的林懷民,甚至喜愛到替他們錄下《鄒族之歌》,並寫下〈唱給神聽的歌〉一文,描繪那近乎宗教性的崇高體驗。小說家出身的他後來愈發擺脫敘事,已不見如此激越感性的文字。
至今林懷民說起參加Mayasvi,鮮明得恍如昨日。
「大家慢慢慢慢把手拉好,通通不講話,然後——啊——,歌聲一出來,仰望的時候,你看到天空,目屎就流落來。然後他們的腳,不穿鞋的,矮短矮短的小腿『峇峇峇
閩南語音讀bā,形容密合之意。
』,咬住地板,真是太感動了!那整個祭歌實在太驚人,是台灣氣派最大的一個東西,漢人絕對沒有的!」

舞蹈家與原民神父的相知相惜

鄒族青壯輩中,最積極向耆老錄歌記舞、重建祭儀程序的關鍵人物,是一位名叫高英輝的神父。
已故音樂大師許常惠,曾在1978年組成「民族音樂調查隊」,以20多天的時間走遍全台,考察、採集各地民間音樂,8月15日,他們的足跡來到當時仍被稱作吳鳳鄉的阿里山,達邦村恢復沒多久的祭典正展開,其於日記中記載道:
「高英輝神父出身於曹族(1988年原民會將日語發音的『曹』更名為羅馬拼音的『鄒』)中的望族,看起來30歲左右,畢業於輔仁大學研究所⋯⋯祭典音樂是由他負責訓練,指揮下來的。我聽了昨晚他的練習與預演的整個錄音帶,也看了他編輯的曹族民歌的採譜(包括全部祭歌)。我非常欣慰,因為山地終於出來了像高英輝神父這樣一個維護民族文化的知識青年。」 
當年林懷民在阿里山的領路人,就是高英輝。他除了協助召集族人在山間吟唱,為雲門錄下《鄒族之歌》,還到藝術學院舞蹈系指導學生,這是鄒族第一次向外人傳授祭典的歌舞。
「上山去找高英輝神父的時候,其實我不認識任何人,他站在坡上的天主堂朝下看,我說我是林老師,要找高神父,他說,『原來是林老師啊,我以為來個排灣族的』⋯⋯,」林懷民笑著轉述那出人意表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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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鄉的優遊吧斯(YUYUPAS)鄒族文化部落。(攝影/曾原信)
阿里山鄉的優遊吧斯(YUYUPAS)鄒族文化部落。(攝影/曾原信)
往日種種,如冬末初春阿里山綻放的櫻花和桃花,紛至沓來。
「上山錄音是很快樂的一天,從台北來的錄音師說免費幫忙,帶了一台很小的機器,我們兩卡車人就去了,因為達邦還有汽車聲,樂野也不行,到了深山,大家拉著手準備時,發現鳥的聲音比人的聲音大,趕都趕不走,所以CD裡歌聲伴隨著鳥叫;那時候還請高英輝來舞蹈系帶同學,不只是學歌跟舞,而是呈現整個儀式背後的意義,他非常感動,得到族中長老的允許後,他就來教。」
高英輝曾在〈瀑布聲中的神祇之歌:我與鄒族凱旋祭〉一文(刊登在1988年2月10日的《中國時報》「人間」版)清楚傳達出,當長久被扼殺的族群文化,被外人看見、欣賞、理解甚至學習時,發自內心深處的安慰:
「同學們年輕,沒有鄒人歷史滄桑之感,沒有必須哀鳴的心中積壘,韻味的不足是必然的⋯⋯然而,同學們努立學習,用心揣摩:乃至穿起鄒族傳統服飾專心全力演練祭典的神情,使我感到鄒文化為人接受、敬重,因而感動、低迴。」
一位是正值創作能量與聲望高峰的舞蹈家,一位是為保存部落文化而努力的原住民神父,在那個時代相遇、相知相惜,從個人、作品到族群,為彼此的生命軌跡留下珍貴的印記:《鄒族之歌》在1992年獲得金鼎獎,林懷民捐出獎金,成為鄒族文教基金會的創立母金;雲門1993年首演的《九歌》,以鄒族祭歌〈迎神曲〉與〈送神曲〉作為舞作的開頭以及結尾,其充滿儀式性的深遠意境獲得國際熱烈好評。
「跟高英輝有那樣一個美好的交往,若用基督教的說法,我覺得是神的安排。我好愛他,寬闊無私的胸襟,不會因為我是誰,而不做什麼,他從來沒有跟我講過一次,關於家族的過往。他過世那陣子,我真『甘苦』,」談起故人,林懷民難掩憂傷。
1994年7月10日颱風夜,高英輝騎機車途經三重,遭吹落的招牌砸中喪生,生前他從來沒有跟林懷民說,他是高一生的三子。(高家子女眾多,那年在星空下談起父執輩的高家人,林懷民已記不起是誰,但確定不是高英輝。)

家庭記憶與口述資料間,無法消解的巨大落差

「高英輝過世以後,我才去問當時年紀已經很大的父親,關於高一生的事,他說那是一輩子最大的遺憾,」林懷民說。
與解嚴後鬆動的政治結構與蓬勃文化同步展開的,是往日的禁忌重現天日。長期噤聲的社會一點一滴開始追尋真相,政府與民間開始針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進行口述歷史與研究報告,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次子高英傑、三子高英輝,都陸續接受多次訪談,追憶父親生前的為人處世、遇難經過、父親走後的生活等等,隨著越來越多資料出現,高一生漸被建構出「高山哲人」的理想形象,如同鄒族音樂重新「被發現」,受到越來越多不分族群的台灣人甚至日本研究者的尊崇與嚮往。
而另一方面,散落各處的文字紀錄,也慢慢浮現出高一生涉案被捕前後,一個令人無法忽視的名字:林金生。諸如代表政府上山向族人宣讀高鄉長貪汙罪狀、長女上門求助表示愛莫能助等等⋯⋯在肅殺的歷史舞台中,扮演著另一面的角色,甚至直到現在,仍在網路訊息及地方口語中流傳著。
「彷彿要予我爸爸『刣』一般,」甚少使用電腦的林懷民,偶然在網路上輸入幾個關鍵字,便輕易地看見與高一生有關的連結中,對於林金生的負面評價與詮釋。
對照祭典火光旁高家後代的溫暖問候、高英輝無私引領他親炙鄒族文化,湧出的公開資料,都像箭一般,尖銳地射出,他感到無比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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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經由對話而更認識自己的爸爸。(攝影/陳曉威)
林懷民經由對話而更認識自己的爸爸。(攝影/陳曉威)
在林懷民的眼中,從小就不常在家的父親,念茲在茲地總是為百姓做事。
他仍記得父親直到晚年,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到市場繞一圈,固定買一個豆腐、一袋豆漿回家,「這樣走來走去他知道米價、知道青菜漲跌、百姓是歡喜還不歡喜、發生啥物代誌,他是這樣的一個官,我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過年過節的時候他常常在玄關上罵人,有些縣政府職員抓了雞、送月餅來,他就把人家罵回去,我媽媽常說,你讓他拿回去就拿回去,為什麼要那麼大聲,氣氛足歹⋯⋯」
「有一陣子我到台中讀書,回家父親就要我跪在那裡,『這馬讓你自己去台中結果黑白𨑨迌,一日到暗看電影』,因為從斗六同時有7、8個小孩到台中讀書,都跟他們的爸爸講,縣長的兒子怎麼樣,那我就死了!其實我只看一場電影,OK?然後變成天天看電影。所以我們是被嚴格的、他媽的要求,因此我的反叛度很大,是後來發作的,堅忍不拔是家庭教育裡面非常重要的。」
「堅忍不拔」的家庭環境,隔開了林懷民與其他在街上玩樂的孩子,從洗碗、顧菜園到擦地板,被訓練要做各種家事;官邸的高牆內,卻也成為馳騁幻想的園地,外頭正風靡的彈珠、牌仔、布袋戲、歌仔戲幾乎與他絕緣,每日眼中所見、耳裡所聽,是父親成排的日文書籍、藝術畫冊,以及母親的古典音樂。
「我5歲半被送去唸小學,回來以後就跪在榻榻米的日本桌子前,上面放了兩片蘇打餅乾、一杯美援的脫脂牛奶,吃完還不能走,要等母親放兩張78轉唱片才能離開那裡,剛開始還會陪我,在旁邊說,你聽鳥在叫,有沒有聽見河水在流?後來我就知道那是「第六」(貝多芬第6號交響曲),後來她就會放了唱片去做別的事,再回來放第二張。」
從古稀之年回看,成長時期俯拾即是的藝文事物,澆灌了無形的文化養分;日式教育留下的教養方式:嚴以律己、生活簡樸、要對社會有貢獻,則決定了林懷民往後所成為的樣子。

儀式火光中的問答

個人的家庭記憶,與部分特定資料中的父親身影,呈現巨大的落差。多年來,對於這一段過去,身為後代的林懷民,了解極為有限,他選擇緘默;但身為藝術家,卻從未自外於這片土地的命運,他飢渴地閱讀手邊能夠找到關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書籍與資料,向歷史索求解答,最終在1997年——解嚴10週年,推出直面台灣過去傷痕的作品:《家族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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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門舞集《家族合唱》白衣女片段。(攝影/謝安)
雲門舞集《家族合唱》白衣女片段。(攝影/謝安)
今年(2018)底的「雲門舞集45週年林懷民舞作精選」中,林懷民特別選入《家族合唱》中,白衣女子無目的地不斷奔跑、撲倒,彷彿靈魂即將脫離軀體的片段,背景是老婦娓娓道來的聲音:「1947年3月12,爸爸,被5個便衣帶走。媽媽已經無法活在這個世間,她的精神都已經隨爸爸去了。我們就帶她去醫院。靠神明,宗教的力量,決心要活下;但是,媽媽有一個條件,爸爸所有的東西都要燒掉,身邊都不能留有爸爸的東西給她看見。」
黑白照片裡的歲月刻痕、閩客原民外省天南地北的口音、時而日常時而抽搐的舞者,訴說著流亡與遷徙、認同與徬徨,騷動而悲傷,憂悒且壯烈,不同的媒材介面(黑白靜照、口述訪談、舞蹈肢體)同時在舞台上並置、交纏、衝突、對映,交織出一片巨大的轟鳴,積存在這座島嶼上的斑駁記憶與徬徨現實歷歷在目。
「這些問題,從以前到現在都跟人類絕對綁在一起,你說悲憫吧!要說什麼呢?不管是《九歌》、《家族合唱》,還是《流浪者之歌》,到最後都是一個祭典的儀式,我長期迷醉在那樣的一個東西裡面。沒有儀式、宗教以後,你連安慰都沒有,人怎麼活啊?我不是一個思考者,可是作為一個人,我有一個soft spot(直譯心軟,形容對人事物特別的親切與喜愛感),不曉得要怎麼辦。」
《家族合唱》收尾在二二八事件時,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前被焚毀汽車殘骸的歷史照片,與舞台上的燒王船融合為一,儀式性的火光中,林懷民彷彿回答自己內心長久的叩問。

採訪後記:既告別又連結起過去

今年在林懷民老師退休前夕,有機會與他面對面專訪,訪談進行到一半,聊到當年他也參與過的阿里山鄒族祭典Mayasvi,以及鄒族傳統音樂帶給他的強烈震撼與共鳴,甘冒大不諱,我接著將話題岔出,觸碰一段極為敏感的家族往事:其父親林金生與同時代的鄒族白恐受難者高一生的關係,以及身為後輩,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已經做好最壞打算,這個失禮的提問會把整個訪談搞砸。

若略知高一生的故事,對林金生的名字應該不會陌生,在幾篇重要的口述歷史中,他的身影都出現在高一生被捕後的部落中,而當年身為嘉義縣縣長(兼吳鳳鄉治安指揮所指揮官),他也以地方行政首長的身份署名在相關案件的檔案卷宗裡。

令人意外地,林老師心平氣和分享著他所知道以及所不知道,關於父親的事。多年來外界對其放大與詮釋的方式,身為家屬感受到莫名的原罪,猶如一道裂隙,在家族的個人記憶與公共的社會議論之間。

去年(2017)我有機會上阿里山參加鄒族最盛大的祭典Mayasvi,並撰寫有關鄒族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其後代的故事,因而結識高一生的次子——長年投注整理父親歌曲與書信的高英傑先生。出於個人的好奇,在採訪完林老師後不久,我嘗試聯繫高英傑,沒想到他提及自己多年來都很想跟林懷民見面卻沒有機會,表達身為高一生的兒女,理解其父在那個時代的身不由己,甚至在書信中看到,在那個艱難時刻的縣長情意。

突然間,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一個抉擇:是否要從旁觀的採訪者,跨過某道界線,成為事件的參與者甚或是推動者。

在糾葛纏繞的歷史裡,後代如何看待自己與過往,甚至與彼此的關聯?不同立場與位置的對話空間如何建立,一直是我們關心的。經過與編輯台的討論,我們決定做一名信使,將訊息坦誠且善意地傳達給兩位長輩,意外地,促成了一場會面。

兩位曾經活在同個時代、卻站在不同位置的歷史人物,其後代以開放的胸襟擁抱彼此,難以被一個個「大寫」名詞(正義、真相、人權、和解)定義的人性。這是這篇報導的初衷,以及希望開啟的公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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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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