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屆金馬獎系列報導

越洋專訪

愛裡沒有恐懼──周冠威與香港人的《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製作團隊裡唯一具名的香港導演周冠威。(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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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世界電影殿堂坎城影展在閉幕的前一天,以突襲式的特別放映,播出了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在此之前,這部片始終不曾出現在片單中,也帶給沉寂許久的香港獨立電影圈一絲鼓舞。影展總監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emaux)在聲明中表示:「能夠推出這部電影,我們十分自豪,透過此舉,電影可以照亮世界新聞中的一個重要時刻。」

《時代革命》入圍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與另一部入圍最佳新導演與最佳剪輯的劇情片《少年》,都是關注香港議題的焦點影片。然而,在香港三讀通過《電影檢查條例》修正案後,兩部影片未來在港公開放映的機會極為渺茫。《時代革命》製作團隊唯一具名的導演周冠威,因疫情關係無法來台參與金馬獎,對於《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首映,周冠威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說:「我自己也沒有在大銀幕看過《時代革命》,願大家珍惜!」

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後,有多部以其為題的紀錄片陸續完成,像是廖潔雯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曾於電視台任職助理編導。執導作品多關注香港一系列民主運動,包括2014年雨傘運動的紀錄片《義載》及《義載2》。
在運動前線捕捉事件的《手足》《Be Water》《缺一不可》《Trial and Error》與多部短片,由國際導演們推出的《不割席》《Faceless》《If We Burn》等等,也還有香港紀錄片工作者的《佔領立法會》《理大圍城》,極富力量的作品接連引發了許多效應。
《國安法》下的電檢禁令,形同對紀錄片抗爭者的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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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香港、時代革命
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周冠威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以信仰戰勝恐懼,堅信「公義」才是最重要的。(攝影/陳朗熹)

這些影片所記錄下的真實片刻,其意義和價值,隨著抗爭運動情勢的起伏,也跟著時間的推促和政局的改變,從原初的當下即時紀錄,轉而成為一個時代抵抗遺忘的重要印記。尤其是在2020年6月30日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對於電影創作與放映的打壓不斷,到了2021年10月底,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規定電影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港府若認為已上映的電影不利國安,也有權撤銷核准證明,禁止發行。

言論自由的快速緊縮令所有人始料未及,上述影片皆不可能於香港公開播映,許多新聞傳媒的影音紀錄在這段時間也「被」刪除。粗暴禁令背後所隱藏的,是對「真實」的恐懼──正正因為在這場運動中,人民的抗爭血淚、情感與記憶,完完全全被以攝影機作為抗爭工具的紀錄者們給牢牢地、確實地記載下來,毫無抹滅的可能。於是,在另一層意義上,「禁令」或可解讀為對紀錄片工作者的一種禮讚。

今年7月,坎城影展在閉幕前一天,以突襲式的特別放映播出了香港紀錄片《時代革命》,消息一公布後,在製作團隊中唯一露名的周冠威,成為許多媒體採訪的對象。他自謙是整理素材與負責剪接的人,也是應該對影片負責的人,不匿名能夠戰勝內心的恐懼,《時代革命》則是在片尾字幕打上由「香港人(Hong Kongers)」製作;他也預測《時代革命》應無法在香港播映,將影片所有的素材、版權全都移轉到國外去,香港不會播映此片。

《時代革命》香港|2021

入圍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記錄2019年夏天開始的香港連串示威運動的過程,涵蓋佔領立法會、721元朗襲擊、香港理工大學衝突等關鍵事件。故事從2019年3月的反修例運動起始,2020月7月的港區《國安法》實施為終,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帶有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並由示威運動中7組不同示威者的視角,展現運動宏觀背景和參與者的個人體驗。

前後歷時約兩年的拍攝與製作,全程都在保密之中進行,2021年7月於坎城影展放映才公諸於世。影片中出現的受訪者多數皆隱藏身分,製作團隊中除導演周冠威外,所有劇組人員都使用匿名。

周冠威

1979年出生於香港的周冠威,自小就有電影夢,於香港演藝學院畢業後,拍過《霍元甲》、《殺破狼》等許多商業電影的幕後紀錄片;2015年,他在5部短片合輯電影《十年》中執導《自焚者》,預言香港在2025年的政治景況;2019年,首部劇情長片《幻愛》「黃色經濟圈」效應下票房攀升,單靠本土市場就已獲利,成為香港2020年十大賣座電影,並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回顧周冠威的創作發展期,與2014年雨傘運動齊時,無論創作軌跡或電影效應,皆與香港的社會動態密不可分。

抗爭者去到哪裡,鏡頭就跟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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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香港、時代革命
取得信任、跟緊勇武派的步伐,《時代革命》團隊傾聽抗爭者做出選擇的意志與心聲,也清晰呈現一個有機抗爭體系的運作邏輯。(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

「一路以來香港發生很多事,我就很想拿攝影機去拍,包括2014年的雨傘運動;2019年再次反送中運動出現,覺得是時候了,剛好接到一位看過《自焚者》朋友的電話,說可以提供拍攝資金,這通電話是非常大的鼓勵,我不想失去這個機會,也很想在運動中出一份心力。這位朋友希望能有一個角色為了美好的香港而努力,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我的角色就是拿起攝影機去拍紀錄片。最重要的是,2019年時的抗爭者給了我最大的推動力,」周冠威說。

事實上,這第一桶金很快就用盡了,運動走向亦難以預期,他決定先做先拍、邊走邊看,把創作的茫然先擺到一旁。

一般來說,要拍攝勇武派抗爭者是極度困難的,他們蒙面且神祕,對人有高度警覺,但逐漸地,由於許多抗爭者都知道並看過《自焚者》,周冠威很快地取得他們的信任;他也順勢找到了與同在現場的記者、紀錄者不同的優勢、使命和價值,並決心將這個特殊的「作者位置」與「拍攝關係」推展到極限。用周冠威的話來說:

「這部紀錄片不單單是事件的紀錄,還要能訪問到蒙面抗爭者的內心世界,希望能拍到運動的核心靈魂。」

於是《時代革命》的拍攝策略也跟著確立下來:「抗爭者去到哪裡,鏡頭就跟到哪裡」。這也是為什麼片中有許多反送中運動裡重要事件的第一手紀錄,像是「黎明行動」、「理大圍城」,更有哨兵台、家長車、塗鴉客、市民自發救援等畫面;事後再佐以訪問當事者,不只傾聽他們做出選擇的意志與心聲,也清晰地呈現一個有機抗爭體系的運作邏輯。

在拍攝過程中,其實也有拒絕受訪的抗爭者,周冠威說:「因為太多創傷了。有一位參與理工大學抗爭的中學女生,她是爬地下水道逃走的,有透過電話連絡上她,也聊了一陣子希望能夠拍攝,但因為創傷太深了,不想重提這些事,就算只用電話訪問她也拒絕。而且的確,拍攝也是有危險性的,必須隱藏身分。就因為危險和創傷,很多人都婉拒訪問。」

也因為這種「跟拍」策略,鏡頭在2020年1月竟跟隨香港抗爭者來到了台灣,恰逢總統大選前夕,他們關心著民主制度下的台灣人會如何選擇國家領導者。開票當天,一群人到了民進黨的競選總部前,當票數逐漸明朗,蔡英文宣布當選的那一刻,香港手足盡情歡呼;也許是因為深深體會過失去民主自由之痛,他們的笑顏中帶著複雜的感動,《時代革命》這一幕微妙地串聯起香港與台灣的命運,令人百感交集。

大量即時影像還原真相,成就一部眾志成城的紀錄片

然而,反送中運動歷時漫長、事件眾多,只採用「跟拍」勢必會產生局限。《時代革命》的另一驚人之處,在於全面性地摘要出運動裡的重要事件,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檔案影像」的取得。

周冠威說:

「片段的蒐集主要來自電視台和大傳媒,因為按照慣例,付錢就能買到版權。早期這些電視台是願意給檔案的,但是在《國安法》成立以後,只要牽涉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片段,很多大傳媒都不願意開放,有些受到中共的控制,有些則是恐懼,這對於影片的完成是一種阻礙。但有很多獨立記者、紀錄片工作者、網路媒體願意提供新聞片段,甚至是無償的,也有一位同行其實拍了很多素材,但在《國安法》後不知如何進行下去,所以把這些片段都交給了我,這也是很多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在《時代革命》中,大量檔案影像彌補了拍攝者不在場的缺憾,卻也成為「另一種在場」。像是元朗襲擊事件,大批白衣人及黑道人士,手持武器在港鐵元朗站無差別襲擊乘客,多人頭破血流;又像是抗爭青年的被自殺事件、示威者被警方近距離開槍擊中等等畫面,透過拼貼人人都可以拍攝、多樣化的檔案影像,並採訪了重要的見證者(如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見證元朗事件的記者何桂藍、推動真普選的戴耀廷等等),影片直接還原了真相,不僅拆穿港府謊言,也控訴國家暴力的殘酷無良。

這些在運動中被記錄下的各種即時影像紀錄,代表著抗爭運動的新型態,無時無刻都有眼睛盯著,也都有手機相機拍著,真相再也無法輕易被隱瞞。《時代革命》運用檔案影像的意義,在在說明著拍攝紀錄片其實是一種人民的集體(collective)行動,有多少檔案影像,就表示有多少公民紀錄者的支持。換句話說,在這個意義上,《時代革命》是一部眾志成城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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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香港、時代革命
許多香港公民提供影像素材給周冠威,不容政權隻手遮天。但在《國安法》的脅迫下,他在製作初期就決定要將所有素材轉移至國外,期待這些見證檔案能夠永久被保存。(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
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具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

面對海量的素材,周冠威花了整整一年,才梳理出敘事的結構;這個剪接過程極度痛苦,面對驚心怵目的抗爭創傷與回憶,他常常做惡夢,崩潰哭泣,但他絲毫不訝異自己的低潮,自然地讓情緒藉著淚水流洩出來。同時,他也必須顧慮被攝主角對他毫無保留的信任,但在《國安法》的脅迫下,這些拍攝素材卻可能令他們入罪,因而在製作初期就已決定要將所有素材轉移至國外,期待這些見證檔案能夠永久被保存。

作為一位電影創作者,他說:

「電影就是一張白紙,要讓觀眾在沒有太多資訊也能夠明白故事是創作者的責任,我希望以前因後果進行敘事,而不只講單一事件,因為整場運動是經由很多事件所累積起來的;另外,我也有對於『抗爭運動』的責任,政權利用了激烈和暴力的畫面去宣揚抗爭者是暴徒、是破壞香港的人,但這些行動的背後原因其實是因為長時間承受不公義,情緒創傷也一直累積。在我的內心裡,認為這樣的單向呈現對抗爭者是不公平的,所以很希望將脈絡梳理清楚。我只有一個人,一直試著尋找出一個關鍵,透過剪接來貫穿整個事情;在漫長的一年剪接期後,我才找出這些章節的名稱和方式,這包括了是否能真的拍到,是否真能取得這些畫面。我很希望能拍出運動中的情緒和靈魂。」

相較於其他反送中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顯得更以「整場運動」為主軸,帶有一種書寫歷史的氣魄和視野。在兩個半小時的片長裡,影片共分成9個章節,依序是「終章的序幕」、「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與「香港人」。

故事從2019年3月的反修例運動起始,2020月7月的港區《國安法》實施為終,有些章節是行動的名稱,有些則是運動轉折與抗爭情緒。周冠威以戰爭片來比喻他的敘事策略,雖然是大場面,但真正重要的是士兵的故事。《時代革命》在關照大歷史/集體的同時,也細膩地關懷手足/個體,敘事在宏觀與微觀之間,達到一種恰如其分的平衡,鉅細彌遺地梳理運動的千絲萬縷,在段落與段落之間,完整地交代事件始末以及抗爭心態的轉變,最終建構「香港人」作為一種身分認同、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的過程與內涵。

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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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冠威、香港、時代革命
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從被動轉為主動,不光是被時代選中,而是自己願意行動、創新和改變。(劇照提供/台北金馬影展)

《時代革命》從內到外,從拍攝、剪接到映演,每一步、每個決定都無比艱難。作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周冠威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以信仰戰勝恐懼,他以聖經提到的「愛裡沒有恐懼」作為信念,堅信「公義」才是最重要的。在跨越這一切之後,他享受著前所未有的自由。

聖經裡,「愛裡沒有恐懼」出自約翰一書第四章第18節,完整句子是:「愛裡沒有恐懼;愛若完全,就把恐懼除去。因為恐懼裡含著刑罰,恐懼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

他回憶拍《自焚者》時,許多人認為他挑戰敏感議題,但對他來說,如果連最敏感的都已拍了,就表示什麼都可以拍了,這就是一種自由,而《時代革命》正是一個創作者自由心靈的無懼展現。在運動中,他見識了許多人性的光輝,無論明亮或是黯淡,只要曾經留下了光芒就會發揮影響力,他要以這部作品向所有抗爭者致敬。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為反送中運動中最廣泛流傳的口號標語,是一個政治多義、但卻也最能與多數人的美好願景謀合之詞。周冠威不做第二選擇,延伸《時代革命》作為片名並解釋:

「泛指整個時代,因為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大家都在面對中國政府,很希望全世界都有對這個時代的堅持。」

他亦改編一位抗爭者的說詞:「不是時代選擇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反思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香港人從被動轉為主動,不光是被時代選中,而是自己願意行動、創新和改變,去肯定每一個個體。在沒有大台/主領導的情況下,每個人都能改變這個社會,這是香港抗爭者所表現出的精神力量:哪怕只是承受,我們也都要去抗爭。

在世界電影史中,拉丁美洲導演們曾在1960年代倡議「第三電影(Third Cinema)」概念,那是電影應該參與政治革命的年代,他們認為攝影機是影像/武器的無窮徵收者,放映機則是一秒發射24格的步槍,泛指電影工作者應站在人民的立場,拍出抵抗壓迫、鼓勵行動的激進電影。如今,這股革命豪情依然延續,且永不過時。

順著《時代革命》的敘事線索仔細推敲,會發現其實片中暗藏著第十個篇章,片尾以一種光榮的姿態,譜上〈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何以這土地淚再流/何以令眾人亦憤恨/昂首拒默沉/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這裡/黎明來到/要光復這香港/同行兒女為正義時代革命/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

毫無疑問,《時代革命》除了是部偉大的「第三電影」,也是部真正屬於人民的電影。

對於《時代革命》即將於台灣首映,周冠威語重心長地說:「很羨慕,因為我自己也沒有在大銀幕看過《時代革命》,願大家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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