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今日，北京政府透過全國人大常委員會通過「831決定」，把香港普選之路徹底堵死。

當晚，特區政府總部旁的添馬公園上空，下著滂沱大雨。當時，身穿黑色衣服，「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人稱「佔中三子」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對現場眾多支持者喊話：「此時此刻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我們不願意再做順民⋯⋯香港由今天起進入新時代，公民抗命的時代。」後來，因為這場運動，戴耀廷在今年4月9日被判刑16個月。

8月中才剛被假釋出獄的戴耀廷沒想到，香港居然會燃起規模更龐大、對抗性更強、更受全球矚目的「反送中」運動。

從6月開始，公民抗命運動在香港各個角落遍地開花。在今日的831遊行之前，警方突於昨天拒絕批出遊行申請，並隨即展開大規模拘捕行動。多名立法會議員、社運人士被捕。數名社運組織者被不明人士襲擊。警方更公開向公眾作出警告，任何人士以任何方法在今天遊行集會，均屬違法行為。

白色恐怖，籠罩香港上空。

在這場運動裡，假釋中的戴耀廷被迫成為旁觀者。他認為，港人正在進行一場實力極不對稱的世界級抗爭，目前的處境是必經的「陣痛」。未來，這場運動不論以何種形式終結，香港民主運動並不會就此終結。

「就像熔岩一樣，你封了它一個口，下一次它會由另一個口，以更具爆炸力的方式展現出來。」

5年前，專門研究公民抗命的戴耀廷，坐在他港大的辦公室裡，向記者闡述他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香港民主自由的計畫和具體方法。當時，在外界眼中，「佔領中環」計畫，完全是書生論政的空想。戴耀廷並沒有放棄，一年後，「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終於實踐。當中他曾提出的遍地開花、全民商討等策略，與今日的「反送中」運動，有著許多雷同之處。

5年後的今天，他仍坐在堆滿書籍的辦公室裡，接受記者訪問。不同的是，他才剛假釋出獄，還在等候上訴，也需要接受校方的紀律聆訊。連串官司，並沒影響他的樂觀態度。談及警方昨日展開的大規模拘捕行動，戴自嘲自己假釋在外，已是半坐牢狀態。

很難想像，眼前這位書生味濃厚，自認大中華膠、民主回歸派的戴耀廷，5年前，竟然在香港當時幾乎不具備抗爭意識的社會裡，提出大膽的公民抗爭運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當時香港社會有民主意識，但抗爭意識並不強，因為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遊遊行那麼簡單，」他說。

今年55歲的戴耀廷，1980年代在港大讀書時，適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時他支持民主回歸。1989年北京發生學生運動，香港人以各種方式聲援學生運動，戴耀廷仍天真地認為「中國與共產黨是兩種不同概念。認同中國不等於認同共產黨。在現實上、情感上、文化上，以及策略上，香港都無法與中國分離」。

基於上述心理，戴耀廷5年前雖提出佔領運動，但一直抱著能與北京溝通、對話的態度，「當時對習近平是否是一個可以傾聽的政治領袖，資訊掌握得很少。雖然這樣，但仍期望可以溝通、對話。就算臨近831，有消息指對方已決定一切了，但仍然捱到最後一刻，直至人大公布831方案為止。知道溝通、對話已不再存在。」於是，民主回歸派退下舞台，轉而由更激烈的新一代抗爭運動所取代。

期望與北京溝通、對話的大門被落閘後，戴耀廷於是喊出：「我們不願意再做順民⋯⋯香港由今天起進入新時代，公民抗命的時代。」這段講話在5年後的「反送中」運動中，被充分展現出來。

「反送中」公民抗爭運動最大特色是「沒大台」，也被稱為「沒有臉孔的抗爭」，與5年前佔領運動不同。戴解釋，當年他們參考的是台灣紅衫軍的做法，也就是自己作為一個中央統籌角色，並非大台，「我們發起佔中運動，先要把大台砌出來，然後要拆了這個大台，也就是全民商討日，把決定權釋放出來給所有人進行公投，目的是要更多人進入到這場運動。只有當大家都有份參與在事件裡才有可能成功。」隨著雨傘運動開始，佔中三子面對巨大壓力，要求拆大台的聲音愈來愈強烈，「當時所謂大台就只有在金鐘海富橋底下的大台。有很多政黨只是在做管理事情，其實已沒有所謂的大台了。」

這次的「反送中」運動，則徹底擺脫大台，化整為零。參與者的學習力、修正能力以及調動能力的快速和應變能力，無不令戴耀廷感到驚嘆。也是在這種運作模式下，漸漸將勇武派與和理非有機地結合起來。

「佔領運動時，公民抗爭意識仍較為淡薄。直至2014年9月28日，警方在幾個小時內向佔領政府總部一帶的示威者，發射87枚催淚彈，才激發起全港市民的抗爭意識。但這種抗爭意識，並不持久。」直至2016年魚蛋革命，在這第二波公民抗命裡，勇武派登場。「但當時勇武與和理非之間有距離，兩邊都沒有互信。我只講和理非角度，當時我們仍假設香港人的政治文化傾向保守，在抗爭時仍選用最保守方式去做，用和理非方式去做。公民抗命對於和理非來講已經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誰也沒想到，今年的「反送中」運動，竟徹底改變了兩派原不互信的局面。7月1日，勇武派仿效台灣太陽花運動佔據立法院的模式來佔據立法會，並透過政治上行動表達對香港政制訴求。例如有目的地把議事廳內區徽塗黑，噴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為表達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在議事廳內的塗鴉，是為了紀念輕生的示威者，和表達對議會制度不公的積憤。其中一名成員、前港大生梁繼平，站在議會桌上大聲疾呼示威者繼續佔領立法會：「當時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之後，大人、和理非與議員是在出口保護我們的，我們一起留下來佔領議事廳，我們不是暴徒。」

梁的發言和他冒上被捕危險除下口罩的舉動，改變了和理非對勇武派的不信任。及後，當有4名「義士」決定留下佔領，而數十名示威者折返議事廳把4人抬走的那一幕，震驚全世界，亦將勇武與和理非連結起來。戴耀廷認為，「衝入去立法會後所產生的影像才是整場運動的關鍵轉捩點。在最後決定撤時，有幾十個人回來把4名義士抬走，這舉動正是和理非最高精神層次──就是自我犠牲。和理非與勇武在這裡結合。這一直影響至今，所謂兄弟爬山，各有各做，不切割、不篤灰、不批評，這正是兩翼之間的整合。」

「我們在進行一場世界盃，在抗爭史上香港會是個特例。對手超強，現在暫時未有輸波（輸球），還捱了這麼長時間，」戴耀廷指，這要歸功於示威者透過各種創意，把世界的注意力成功轉移到香港。「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到英國遊說保守黨關注香港問題，但當時沒人理我們。有議員說，個個都和中國做生意，沒人理了。但現在不同了。整個形勢轉變了。正如美國副總統彭斯所說，這既是利益亦是價值之爭。」

「反送中」運動以來，烏克蘭紀錄片《Winter On The Fire》深受港人歡迎，港人將自己比喻為受俄羅斯壓迫的烏克蘭。烏克蘭與香港類似，處於歐亞版塊交匯處；香港則處東西方兩大陣營交匯處。百多年來，香港習慣於在兩者夾縫中尋找自己出路。正如示威者所提出的be water精神。戴耀廷說，「這源自於李小龍，而李小龍正體現了獨特的香港精神，將西方與東方融洽。現在，中國與整個西方世界對立，而香港在這中間位置。這使香港轉變難度更加複雜，已經不是單純的香港問題，而是中國的專制與西方自由世界的對立，也就是新冷戰模式的出現。香港要be water，才能持續抗爭下去。」

面對目前白色恐怖，戴耀廷直言就算政府在這一輪以暴制亂成功，但，由2003年至2014年民主運動共11年，2014年至反送中，只有5年；他預測下一輪可能會在一兩年內爆發。

「而且中國自己面對自己危機，與美國的貿易戰，中國是否如自己說的承受力很高呢？但不少經濟分析，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故未來幾年是動盪時期。反送中可能推不倒這牆，可能會面對更大打壓，但消磨不了香港人抗爭意識。反而面對打壓，香港人的意識好強烈。823的人鏈所顯示的正是這種香港人意識。這些是你做多少洗腦教育都沒用。香港人意識、創意、靭力都是她（北京）迫出來的。你出解放軍也解決不了，代價太高。現在就像產前陣痛，這個陣痛一定要經過。我只希望港人不用付出高昂代價。」

戴耀廷因發起佔中運動被判入獄，對此他笑稱：「我的罪名是散播希望才對。」這種樂觀的個性，同樣展現在他對香港未來的想像上。以往大部分人認為1980年是香港黃金時代，這一代代表者，就是今日所講的處於收成期的人，多半只把香港作為跳板，持有外國護照，卻從未把香港當成家。他們所建立的香港文化，是物質主義的香港文化。

但年輕世代香港人不同，他們所要爭取的是價值作為主導，希望香港能夠真正落實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公平、平等。「香港這些年經濟轉型難，就因為商家視香港為短期投資地方，炒樓炒股最容易，包括李嘉誠也是這套思維。如果我們真的當這裡是家時，這套價值觀就會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反送中運動以來，我們看到香港人才豐富、香港人質素是世界級的，一旦將這些能力釋放出來，香港將來會發展成為世界上非常獨特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