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決定離開、復合、猶豫是否求助，都是家庭暴力受暴者的可能反應。目前的家防系統，是否能給予不分性別的受暴者足夠能量、做出關鍵抉擇？

《家暴法》實施23年，不但實務上愈來愈難界定被害人與相對人，以女性經驗出發的政策設計，常讓男性比例較高的「相對人」感到格格不入、排拒社工服務，暴力無法斷根⋯

台灣以在醫院「監護處分」作為刑罰之外預防精神障礙者犯罪的手段，但成效卻不符社會期待；日本則以「復歸社會」作為處遇核心概念，這個制度如何運作？能否成為台灣改革借鑑？

經常師法日本社福經驗的台灣，從「相模原障礙機構殺傷事件」的教訓中，或許也該取經日本支持重度智能障礙者於社區自立生活的實例，提供台灣的智能障礙者與家屬另一個生活型態選擇的可能性。

荷蘭怎麼幫助毒品施用者以及觸法少年走回社會？透過民間與政府補助的協力，我們看見荷蘭機構以培養自主性、責任心、和人的連結能力為核心，幫助觸法者再度與社會連結的苦心。

蔡政府宣示，2021年將提升家長自行育兒或選擇私立託育中心的津貼，但補助真的幫了家長、還有託育產業的健全發展嗎？還是淪為政府補多少、業者就漲多少？

「重刑化也是一種癮。」擔任反毒策略整合者3年多，政委羅秉成看見不少難處。反毒2.0將啟動，台灣能否引入「貫穿式」毒品防制？

台灣出現第一家由聾人老闆員工組成的手語翻譯視訊公司，除了希望補足政府服務，更試圖透過聽障者自己「打電話」，找回自信。

蔡英文即將展開總統第二屆任期，人權團體如何評價過去4年政績？在社會安全、公平正義、國際人權等面向，有何新政建言？

手語翻譯這項專業不只常常被誤當成「做愛心」，更存在人力不足、待遇低落、城鄉落差大等制度面問題。當手譯員因疫情記者會成為台灣人目光焦點，能帶來改善契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