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短缺危機，是當今日本社會所面臨的緊迫課題。日本瑞可利職業研究所（Recruit Works Institute）針對今後日本社會將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於2023年3月發表了一份模擬預測報告《未來預測2040》。報告指稱，2040年，日本將迎來「勞動供給受限社會」，在全國範圍內，勞動力缺口可能高達1,100萬人。

勞動供給受限社會，是指勞動力供給受到限制的社會。通常指因人口減少、老齡化、年輕勞動力減少等因素，導致社會無法提供人們維持生活所需的勞動力。2020年的日本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58.7%，到了2040年，將降至53.9%。而65歲以上的人口比率，也將從2020年的28.7％，增至2040年的35.3％。

如果用現役勞動人口中的就業人口（2020年的日本勞動人口就業率是78.4％），對比高齡者人口的勞動力需求來看，2020年是約兩名勞動人口支撐著一名高齡者的勞動力需求，到了2040年，將成為僅有1.2名勞動人口，支撐著一名高齡者的勞動力需求。在此指的並非醫保、年金制度等社會保障，而是純粹勞動力供求比率。高齡者的勞動消費量（需求量），比一般人所想像的要高許多，例如長照等照護人力，30代或40代的現役勞動年齡層，幾乎不需要照護人力，但高齡者則不然。如果不從結構上改變社會，亦即讓高齡者利用機器代替人力，或者利用其他各種人力資源，別說是經濟成長了，恐怕就連日常生活都很難成立。

日本的勞動供給量在2022年時，約有6,500餘萬人，但隨著主要勞動人口急劇減少，到了2030年，將減至6,300餘萬人，2040年更會減至5,700餘萬人。可是，社會的勞動需求量基本上保持原狀，因為在2040年之前，日本的高齡人口不會減少，甚至會在2042年達到高峰。高齡者高度仰賴醫療福利業、物流業、零售業等須靠人力支撐的服務，以維持日常生活。因此，今後對這些行業的勞動需求量，只會有增無減。若政府於當前沒有採取任何解決措施，遲早會出現以下問題。

首先，無論將時薪或月薪拉得再高，企業或商家都無法招聘到自己所需的員工，甚至會因為員工薪資過高，導致企業或商家無法維持業務。其次，不得不降低必要的服務水準，例如因缺工而無法提供居家照護服務，或無法提供除雪服務而導致雪災事故頻發，道路也因年久失修而坑坑窪窪，無法行駛車輛。再者，因缺工導致當地產業缺乏接班人而漸漸消失，遇到家裡馬桶堵塞也叫不到人來疏通，警察和消防部門也都難以維持。更甚者，由於無法獲得維持生活所需的服務，包括白領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會變成光是維持日常生活就已經筋疲力盡，遑論到公司工作或夢想在社會出人頭地了。

勞動力缺口最嚴重的行業是「長照服務」，2030年將不足21萬名照護員，2040年更會加倍至58萬名。據估計，2040年的照護員需求大約有299萬7,000名，不足率為25.3％。屆時，每週需要接受4天的日托服務，便會因缺工問題而縮短為3天。

其次是「商品銷售」，2040年的勞動力需求為438.5萬名，但實際僅有100多萬名，不足率為24.8％，零售店將被迫實現無人化，或在下午4點就打烊。「運輸、機械駕駛、搬運」行業的司機也嚴重短缺，2040年的勞動力需求高達413.2萬名，不足率為24.2％，相當於需要4個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實際上只能讓3個人去做。

此外，「營造業」的不足率為22％，意思是，只有7成8的道路可以維持現狀，某些地方城市很可能不但平日沒有人維修道路，碰到天災時，也沒有人進行修復崩塌的橋梁或道路，甚至連必要的基礎設施都無法使用。加之，超高齡社會不可或缺的醫師、護理師、藥劑師等「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不足率為17.5％，人們生病時無法看門診，就算叫了救護車也可能沒有醫院願意接收。

結果，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將長期持續停滯或陷於萎縮狀態，甚至因無法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務，生活水準也會隨之下降。而為了維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務，大部分現役勞動力都將被轉移至這方面的服務項目，造成無法供應尖端領域的人力資源，也就無法出現新發明或技術革新了。

儘管接納移民是一種看似可行的解決方案，但世界人口將在2060年達到頂峰，況且不少步入高齡化的發達國家，均因移民及非法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問題而頭痛不堪，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及公民，紛紛採取移民緊縮政策，以遏制移民數量。如此，就連向來對移民極為寬容的國家，也都感到極大的危機感了，更別說潛規則一大堆，外國人很難融入的日本社會，想利用移民政策解決缺工問題，恐怕困難重重。

今後，日本高齡者於退休後，繼續留在社會成為勞動供給主要來源的趨向，勢必仍會延續。只是，以國際標準來看，日本高齡者的就業率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比率，餘力並不充裕。何況隨著年齡增長，就業率必然會下降，不可能指望7、80歲的人，保有與現役勞動人口近8成的相同就業率，他們也無法擔當全職工作，因此，未來的勞動力缺口不能光靠高齡者來填補。

如何利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來代替至今為止由人力所承擔的工作，將成為今後日本勞動市場的最大課題。隨著自動化的進展，更可以徹底改變日本未來的經濟形態。首先，推廣自動化可以讓人們擺脫長時間勞動的問題，過去需要10小時才能完成的工作，借助自動化的力量，可能只需8小時便能完成。

一些艱苦工作，也可以透過自動化減輕工人的體力負擔。例如，隨著自動堆高機和自動搬運車的普及，可以讓駕駛員擺脫裝卸重型貨物的作業。或者在住宅建設工地，能夠將材料運輸、安裝門窗等工作都機械化，讓各項工作變得更加輕鬆的話，將有助於緩解建築工人高齡化的缺工問題。

在護理和醫療保健方面，醫護人員不但可以擺脫過去占用大量時間的日常記錄工作，以及大量的外圍雜務，而且還能騰出更多時間與病患或用戶進行一對一的交談，繼而提高護理和醫療品質。在服務業和銷售業方面，也能減輕需要體力服務的業務，從而增加與客戶進行溝通所需的時間。

不過，即便可以將一些過去由人力完成的工作自動化，但要實現完全無人化的目標，仍存在著相當高的障礙。例如，在銷售業上，將收銀機作業自動化確實比較簡單，現在已經有不少大企業連鎖店的收銀機作業，都讓消費者自己動手。但要機器人在缺乏人力的情況下，完成盤點庫存，或在貨架缺貨時即時補貨等，則極為困難，這些作業都需要人力來完成。

此外，例如烹飪等與食品有關的業務，或郵件處理與其他附帶服務，都沒辦法完全自動化，也無法實現無人商店目標。只是，有些工作可以讓消費者分擔。例如，餐廳沒辦法將送餐及回收餐盤等工作都交給機器人，但只要消費者願意合作，主動「將餐盤轉移給配餐機器人」的話，那麼，在當前的技術之下，其實也可以讓更多工作自動化。

「Workish act」是《未來預測2040》研究小組所創造的新詞，組合了「work」（工作、功能、作用）、「ish」（如同、像是）、「act」（活動），翻譯成中文，是「工作活動」。意思是，除了本職工作之外，通過某種方式為社會分擔勞動力，做出貢獻，或解決他人勞動需求的活動。方式可以是社會活動、趣味、義工、日常習慣等，報酬可以是金錢報酬、心理報酬、社會性報酬等。

在幫助他人的所有活動中，最常見的是義工。但「Workish act」是比義工更輕鬆、更隨意的活動。當事者可以以自己覺得有趣、做起來很快樂的事情作為切入點，並由此而達到最終幫助他人的目的。

例如，有些活動，可以讓我們在旅遊中，同時享受旅遊和工作的樂趣。東京有一家創業型企業，在網站上提供正逢收穫季節的農家工作資訊，以及旺季旅館的招聘資訊。如果有人應徵，並匹配成功的話，該人可以在旅遊之餘，進行農作物收穫、配餐、清掃等「幫助」工作。如此，既可以一面旅遊，一面獲得金錢報酬，而且住宿免費，或許還可以享受無限制泡溫泉等當地優惠。

據該公司透露，直至2023年12月為止，共有4萬7,000名遊客註冊，主要是20代的年輕人，但也有70代以上的人。接納方面據說有1,200家農業和旅遊業者註冊，各地都因為缺工，需要人力，而當地的地方自治行政機關，也會通過補貼部分費用並安排住宿等方式，吸引外地人前來。

又例如，利用某IT企業開發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類似玩手遊的方式，幫忙檢查各地的人孔及電線桿現狀。活動參與者在出門散步時，順便拍攝城市中的人孔及電線桿照片，並登記其位置信息，事後再將這些數據提供給地方自治行政機關與電力公司。活動中，參與者可以得到角色的鼓勵，並累積可以兌換電子貨幣的積分。據提供活動的公司透露，2022年10月啟動活動以來，已經收集了526萬筆人孔及電線桿的數據。

對地方自治行政機關與電力公司來說，檢查基礎設施設備是一項耗費人力和時間的工作，相關人員都對該應用程式的數據能否應用在實際業務這點，極感興趣。日本東北電力集團甚至對此進行了實證測試，結果顯示，原本一名檢查員需要一個多月才能收集到的電線桿數據，該活動在一天內就收集完畢，因此相關人員都對該活動的實用化寄予厚望。

除了時薪、積分等報酬，「感謝」也算是一種獎勵。例如有一種名為「巡邏跑步」的活動，參與者在慢跑中，同時進行防範和美化活動──看到路燈熄滅了，打電話通知地方自治行政機關，或者，因保護失蹤老人及走失孩子，獲得警察局發給的感謝狀等，甚至可以登上各種媒體。

《未來預測2040》研究小組，以居住在日本的20歲至69歲的人為對象，進行了「Workish act」意識調查。結果，據說目前已有25.6％的人都在進行某種「Workish act」，換算為數字，大約是1,966萬人。其他另有24.2％的人，表示目前雖無法進行，但希望將來可以參與「Workish act」活動。「已參與」和「將來打算參與」的人，雙方總計人數約為3,824萬人，已經超過了47.8％的「無活動、不打算參與」的人。

當然單靠「Workish act」工作活動形式，是不可能解決缺工、人口減少等社會問題，但總比坐以待斃要來得更有意義，至少可以為社會做出貢獻，高齡者也不會成為社會包袱。

直至2040年，日本的高齡者人口比率只會有增無減。屆時，即便年事已高，高齡者也要盡可能與社會掛鉤，並以各種方式成為他人的助力，這點非常重要。只是，對現役世代的人來說，很難想像高齡者到底適合什麼樣的社交活動，因此，《未來預測2040》研究小組，採訪了40名高齡者，勾勒出即便上了年紀，也可以兼顧家庭開支與社交活動的高齡者未來藍圖。

首先，在工作方面，高齡者不期望高薪、高負荷的工作，他們重視的是收入雖然不高，但負擔也較輕的小工作。就高齡者的家庭財務狀況來看，他們已經沒有必須扶養的家屬，消費水準也不高，年金之外，每個月只要有10萬日圓的收入，即綽綽有餘。具體來說，像是設施管理工作、不需太多體力的輕工作、現役勞動者的輔助工作等，都可以讓高齡者為社會做出貢獻。

此外，從高齡者的生活角度來看，包括賺取收入的工作，他們的活動範圍正在逐漸擴大。多名受訪者提到的活動，除了當地社區的活動、家庭菜園等農活，另有公寓和公共設施的清掃維護等活動。從事這些活動的契機多種多樣，有人是受到委託，也有人是為了在外面活動身體，或是想與當地社區的人來往，更有人只是沒事做而參與各種活動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受訪的高齡者之中，沒有一個人是抱著某種理想或目標而開始工作或參與活動的。

例如，有一名男性，在一所私立補習學校教小學生和國中生。工作是輪班制，通常在週一、週二、週三和週四下午4點20分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左右。他擔任的是小學數學和國語，以及國中生的英語、社會、國語，偶爾也會擔任高中生的國語和日本史。

精力充沛的小學生經常叫他「爺爺」，而非「老師」，有時還會帶來一些他們沒學過的東西，讓「爺爺」教他們。就此意義來說，他感覺好像在和孫子們玩耍。他一點嗜好都沒有，周圍的人都在談論旅遊如何如何，但他對旅遊毫無興趣。他表示，幸運的是，他在人前說話不會覺得難受，因為已經習慣了。他說，工作，既是為了補貼家庭開支，也是為了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有勁一些。

另一個例子，是從事聽障者支援活動的男性。他從60歲開始從事此活動，至今已有15年。據說，聽障者去醫院看病時，很難與醫師溝通。這時，他會陪同聽障者去醫院，把醫師說的話寫成文字給聽障者看，這叫做「Note Take」，並代替聽障者與醫師溝通。契機是在他所居住的城市的公關雜誌上發現到的。他本來就不討厭寫字，但也並非想幫助殘疾人士，或對福利事業有濃厚興趣，只是剛好有空閒時間，想試試看而已。他不但喜歡和他人交流，也喜歡這項活動，認為只要能為他人幫上一點忙，即無比欣慰。

由此可見，大家都不是懷著某種抱負或目標而留在社會，均是「可以幫上一點忙」就好了。因此，在迎來勞動供給受限的社會之前，日本需要營造一個不分年齡大小，不分工作或「Workish act」，都可以讓高齡者從事多種活動的環境。

「徒勞業務改革」意味徹底減少企業的徒勞業務。日本企業在高度成長期間和泡沫經濟期間，以國內外需求有增無減為前提，不斷擴大事業並確保人力資源。半個世紀過後的今日，經濟奇蹟時代早已結束，卻仍有許多企業未能消除當時形成的「過剩」業務，大部分職場依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徒勞業務」。

往昔，即便職場存在一些徒勞業務，只要事業仍能成長，倒也無所謂。如今，企業可以持續成長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只能將這些過去的負遺產一一可視化，再考慮應該按照什麼順序去削減哪些徒勞業務，才有可能指望企業今後的成長。

特別是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管理層和第一線之間往往存在著距離，員工數量很多，需要改革的領域也很廣，這些條件都阻礙了改革。儘管這些行業最需要更大程度的改革，但由於高階管理人員的意見無法傳達至第一線，反倒致使對策業務變得更繁瑣，結果無法發揮最大效果。如果企業能夠成功地統一上下游的共識，就能對公司產生極大影響。

《未來預測2040》研究小組針對日本企業的社內徒勞業務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對企業經營者和幹部來說，最普遍的兩項徒勞業務是：

對主管來說，最普遍的兩項徒勞業務是：

對員工來說，最普遍的兩項徒勞業務則為：

然後，再向經營者、幹部、主管、員工全體，詢問了業務中徒勞業務的存在和比率。結果，有7成左右的經營者和幹部，知道徒勞業務的存在，甚至有3成的人，認為徒勞業務占了整體業務的3成；有7成2的主管階層，知道徒勞業務的存在；有5成6的員工，知道徒勞業務的存在。然而，明明知道問題所在，卻無從著手去解決，而且有8成以上的人，都認為手中正在進行的工作中，確實有自己可以削減的徒勞業務，這些徒勞業務占比大約是2成左右。

也就是說，無論經營者、幹部、主管或員工，都意識到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存在著2成左右的徒勞業務，而且可以透過自己的決定，刪減掉這些徒勞業務，可是，實際上卻沒有人真正去實行。

日本的缺工問題根深柢固，當然無法在短期內輕易解決，但說實在的，日本企業確實存在著不少徒勞業務。例如企業組織和制度，一家企業裡頭存在著社長、副社長、專務、常務、理事、執行委員、部長、擔當部長、課長、係長等，十數層甚至數十層級別，完全是昭和時代的制度結構。一道請示，一級一級傳上去，還要一級一級蓋章，然後再讓決策一級一級傳下來。難怪有不少與日企有合作關係的外企，都說日企的決策非常慢。再者，日企中的這些職位，並非靠工作能力競爭結果而登上的，大部分都靠年功序列制度，結局是讓日本失去了國際競爭力。

《一億總下流？——老害、少子化、多死社會……老人國日本的社會難題與國家危機》，茂呂美耶（Moro Miya）著，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