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認為社關員只是跟精神失序者聊天而已，不僅反映社會對專業助人工作的不解與誤解，也讓我自問：這份工作的專業為何？

精神障礙服務的思維能否從「醫療」走向「人權」，從居住空間、健保制度給付等開始變革，讓患者能自立生活？

儘管台灣簽署多項國際人權公約，但近日洲美社區家園遭在地抵制，再次讓人看到成見從未改變，融入社區的理想難如登天？

全台超過408萬人曾欠繳國民年金保險，僅由405位國保服務員宣導和催繳。他們忍受民眾的怨懟和怒火，看盡冷暖與荒謬⋯

遭遇虐待與創傷的兒童，最需要健康的社群以緩解幼年時期的痛苦。有些精神科醫師雖然出於好意，但若急著在孩子遭遇創傷後立刻強迫他們「敞開心胸」或「宣洩怒氣」，只會造成反效果。

直到那一夜，搭上少年土豆的改裝車，在漆黑的鄉間馬路上狂奔，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這群活在邊緣少年的心情⋯

社會安全福利網一直靠社工以不合理的勞動量、在極不對等的薪資環境苦撐。幕後最大「黑手」，恐怕就是政府。

社工向弱勢伸出援手的同時，卻也長期暴露在可見與不可見的職業災害陰影裡。政府該如何架設社工的安全網？

受傷的孩子進機構後，物質上被照顧，身體也不再有傷，然而有些東西仍是機構難以給予的，例如家人般的愛。

她想像的安全網是同心圓，最核心的角色是社工，第二層是支援網絡的工作者，最外圈則是社區裡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