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債務人半夜打來說：『淑惠啊，我炭都買好了。』我一開始聽不懂，想說，中秋節不是剛過嗎？」51歲的淑惠曾在雙卡風暴中負債百萬，10幾年來，她走過債務，並陪伴百位債務人踏上更生、清算的路。至今，許多個案的臉龐和聲音仍清晰存在她腦海中。

每個月末的週六早上9點不到，一群身穿粉紅色背心的志工便會出現在台北市大同區一處商辦騎樓，立起印有「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簡稱自救會）的旗幟，引導為債務所苦的民眾參與消債說明會；等律師解釋完消債程序後，債務人可輪流個別諮詢，再由志工協助填寫法律扶助申請書。

身為志工一員的淑惠，深刻記得自己第一次到自救會那天。

當時30幾歲的她，為了躲債，將戶籍遷至故鄉雲林，帶著兩個兒子在雙北四處搬家。但隨孩子長大有就學需求，淑惠將戶籍遷回北部，卻馬上被債主找到。

「家扶中心送我兒子一台三手電腦，每次人家來催債，敲門的時候，我兒子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電腦抱起來，他覺得那是我們家唯一的財產，」淑惠看著法院寄來的強制執行通知，心想不該讓孩子繼續過如此窘迫的日子。

偶然間，她上網搜尋到自救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的消息，因為擔心被詐騙，她在會場樓下公園繞了一圈又一圈，上上下下搭了7趟電梯，即便已看到身著背心的工作人員，仍難以跨出那一步，「最後我告訴自己，我都沒被家暴打死了，命還剩下這半條，怕什麼？我也沒錢可以被騙了。」

那天，淑惠惴惴不安坐上大長桌求助，自救會創辦人之一、律師林永頌一句「我知道你很委屈」，讓她多年的剛強瞬間潰堤，「在這之前沒有人關心過我、我們母子三人，我們是被世界遺忘的。」

2010年創立的卡債受害人自救會，每月兩次聯合法扶律師群與債務人交流，疫情肆虐時仍以線上方式進行，從未停歇；雖是無償諮詢，但期待理完債的債務人，能回頭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鼓勵其他債務朋友。目前已是資深「學姊」的淑惠，形容自己負責的「學弟妹」通常身處「重災區」，許多人因債務壓力無法喘息，患上身心疾病，她除了陪伴就醫，還得隨時應變突發狀況──曾有位40多歲女性，遭「外國軍官」感情詐騙，賠了錢，也賠了對婚姻的憧憬，人財兩空的打擊，導致她出現嚴重妄想症狀，常在凌晨2、3點打電話給淑惠。

身為過來人，淑惠知道，債務人需要的是信任與理解，就像當年林永頌那句話為她帶來無比安慰，「我們因為欠債，親友看我們跟鬼一樣，很害怕我們啊！欠錢的人很少有朋友，所以外人的信任分量不同。」也因此，淑惠最常跟債務人說的話是「我會陪你」，咬字得肯定，語氣得有力量，因為她比誰都清楚，在地獄站起來有多艱難。

淑惠債務的起點，是場錯誤的婚姻。

14歲到台北親戚家當美髮學徒的她，離鄉背井，又被親戚壓榨帶孩子、做家事，因此渴望擁有自己的歸屬。她與大10歲的前夫交往3個月便結婚，豈料，前夫錢賺得多，賭得更凶，婚後第2個月開始對淑惠施以暴力，家更是愛回不回；原本就有一搭沒一搭給的生活費，在兩人第二個孩子出生後，完全歸零。

「孩子剛出生，我無法出去工作，我就做家庭手工，一個月賺3,000、5,000。」當時，《民法》允許債權人可透過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要求「夫債妻還」，淑惠左手買完奶粉，右手又得繳房租，還必須抱著孩子應付前夫的債主追上門來討酒錢。

2002年，小兒子出生後的第5個月，她辦了人生第一張信用卡。淑惠記得，那時，有的銀行連身分證都不看，即使她誠實告知自己工作不穩定，業務仍極力推銷；她還不出錢來，銀行還是一再升級她的現金卡額度。淑惠感到不妥，但想到颱風天裡湊不到錢帶發燒孩子看病，她只能硬著頭皮走上以卡養卡的不歸路。

「我當下的想法是，我要活下去，最快的方法就是（辦卡）。」

2004年末，淑惠終於與前夫離婚。此時，她的債務累積達90萬元，做家庭手工與工地打零工的收入，扶養兩個孩子已相當吃緊，幾乎無力償還卡債。她回憶，自己刷卡最貴的一筆費用，是幫乳糖不耐症的兒子買特殊配方奶粉，一瓶800公克要價1,200多元，她擔心之後買不起，一次買了一整箱。

鮮少人知道，負債的日子裡，她曾因經濟困窘延誤就醫，導致右耳聽力僅剩三分之一。為了在說明會上聽清楚債務人的故事，她特地學讀唇語，「我留下來（自救會）的原因是，看到每個來諮詢的人，都彷彿看到當年逃難的自己。」從受助者轉為陪伴者，淑惠成為許多人傾訴心情的樹洞，更是理債的好夥伴。她利用中午時間替債務人親自送件到法扶，為了提高案件受理機率，還會仔細把關申請書內容，如果債務人把數字、名字寫得歪七扭八，淑惠便會請債務人重寫，絲毫不馬虎。

淑惠強調自己的原則：「債務人申請消債過程中，絕對不能承諾他們一定會通過更生、清算。」如果遇到債務人看不懂公文，她會引導他們詢問專業律師，就怕自己講錯了一句，耽誤債務人一輩子。

「我當志工後的一年多，就有人（更生、清算）通過了，那種喜悅不是說『我陪伴你，我很厲害』，而是，啊！終於有一個人過了，後面會有更多人過。」淑惠的期待逐漸實現，今年（2025）截至5月，已有6位她一路陪伴的債務人順利通過清算。

當債務人載浮載沉，想爬出債務泥淖重新來過，或許有相同境遇的過來人伸手救援，但也可能是毫無關聯的人成為浮木。

李社工在許多人心中，便是債務盡頭的那道曙光。

頂著一頭短髮的她，即便有接不完的電話，仍總面帶微笑。跟淑惠一樣，李社工協助債務人已有10多年經驗。原學會計出身的她，2008年轉職社工，進入某社福機構負責急難救助及社會服務，2013年整理資料時發現，竟高達9成個案都有債務問題。

為了讓這群欠債又普遍低薪的人有重生機會，李社工試著到圖書館找答案，翻閱《卡債族重生寶典》一書才知道，原來債務可透過法律解決。她又跑去旁聽5、6次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的法律諮詢，才決定投入陪伴債務人的工作。只是，如何讓機構內部理解債務議題，打破借款人總是奢侈浪費的刻板印象，又費了她一番功夫。

2013年10月，在李社工的努力下，所屬機構聯合卡債受害人自救會舉辦了第一次大型消債說明會，吸引超過百人報名；隨後，機構開設「債務關懷電話專線」。因為所屬機構只有她與另兩人專責債務處理，案量多到難以負荷，李社工才希望在報導中隱其名。她告訴《報導者》，2024年來電量達600通，其中4成，約230件成功在法扶開案，進入債務清算或更生程序。

「大部分打電話來的人，不會一開口就說『李小姐嗎？我要處理債務』，」李社工形容，債務人常是吞吞吐吐、猶豫很久才開口，「不好意思，請問⋯⋯請問⋯⋯你們有協助處理債務嗎？」為了幫助他們跨出第一步，接線員的態度至關重要，「我們要展現熱情，跟他說，『對！你有需要嗎？我可以跟你聊一聊嗎？』」

李社工解釋，卡債、信貸等債權人為銀行的舊型債務，直接向聯徵中心申請債權人清冊即可一清二楚；但在疫情期間大量出現、由融資公司發展出的機車貸、手機貸、商品貸等「新型態」貸款，不僅聯徵中心沒資料，連債務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欠誰錢。

「他（債務人）只知道對方是中租，可是中租底下有好多個子公司，到底是哪一個？我們就從繳款單，從很多的蛛絲馬跡，去找出到底是哪間。」

她也發現，許多仍在勉強還款的人，通常不會去計算債務總額，「他們會害怕，而且忙著賺錢、忙著還錢，但是誰來催債就還誰，完全沒有計畫地還款，」李社工選擇正向解讀這群債務人，因為想還款，才陷入以債養債的困境，「來找我的都不是無賴，他們是想還還不了。」

自從2020年注意到融資公司貸款崛起後，李社工進一步分析，去年230件法扶開案中，已近3成是新型態債務，且債務人有年輕化的趨勢。舊型債務人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肩負家庭經濟重擔的40至60歲中年人，新型債務人則下探20至30歲，且此年齡層占比持續升高。

同時，新型態債務中，最高比例的成因是「被詐騙」。李社工指出，「情感詐騙」結合「投資詐騙」的打擊特別沉痛，受害者的愛情和財務通常在3個月內瞬間瓦解，若受騙時還曾跟親友借錢，可能連人際網絡都搖搖欲墜；有些債務人還會因此浮現輕生念頭。

「所以第一時間，我們不只接住他的情緒，也希望快速拉起他的支持網絡，像是鼓勵他將事情告訴家人，」李社工補充，加上融資公司常在借款人申貸時，要求留存兩名聯絡人資料，當借款人無力還款時，業者便會透過這些聯絡人施壓催收。因此，債務人適時揭露債務狀況，也才能與聯絡人商討因應方式。

截至5月，李社工粗估，自己已服務過3,000多例個案，其中逾1,000人成功申請法扶資源。從這些債務人身上，她體悟到，理債，其實只是重整生命的第一步。

李社工指出，貧困的人往往在多方面都處於弱勢，即使透過法律解決債務，只要身心健康、工作能力或財務管理其中一環出問題，仍可能再度陷入貧窮；還有許多人牽涉的是「關係債」──幫伴侶或家人作保、借款，即使完成更生或清算，依然無法抹去那股不甘心。也有人理完債了，仍容易不經意間自我矮化，認為自己比不上別人。

因此，除了協助理債，李社工還找來家醫科醫師、財務規劃師、心理師等組成志工團。例如，財務管理師會幫債務人評估是否該贖回保單，教他們養成記帳與編列預算的習慣；心理師則透過諮商，協助他們走出陰霾。

對已走出債務13年的淑惠來說，重整生命、直面他人眼光，同樣是從未消止的課題。她直言，自己內心深處仍有被追債的陰影，所以從不接不認識的電話號碼；近年，兒子結婚，淑惠受訪或參加倡議活動，也會小心不以正面曝光，「不知道親家怎麼想，怕造成兒子和媳婦困擾。」甚至，有些親友不懂《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看見淑惠代表自救會出訪日韓交流，至今還會耳語「欠這麼多錢，怎麼還能出國？」

長期關心債務議題的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宗昇認為，債務人必須對債務負起責任，但缺乏資源的人因為借貸而被剝削殆盡，明顯不符合社會公義，更何況，經濟脆弱往往才是導致負債的根本原因。

「除了法律制度，社會也應該給債務人機會重返生活常軌，才能降低社會犯罪、自殘等極端事件發生，」吳宗昇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