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課結束的傍晚，Amber（化名）帶著9歲的孩子返家，路途上閒話家常，隨口一問：「今天有沒有開心或不開心的事，想跟媽媽分享？」

孩子突然一反常態，神色緊張把媽媽拉到角落，低聲地說「老師摸我這裡」，同時指著自己的褲子。Amber立刻意識到不對勁，耐心詢問後才驚覺，孩子被搓揉重要部位，而且已不是第一次。4年前初至教室學圍棋，竟步入狼師陷阱。

開設圍棋教室，就像是李慶彥精心設計的一場「對弈」。

「當時是考量孩子適應狀況，才剛接觸課程，不想去大間連鎖教室，」Amber回憶，「小班制學生少，老師更能個別關懷。」她沒想到，那所謂的「個別關懷」，竟成了孩子們孤立無援的圈套。

休息時間、下課之後，李慶彥總會把孩子單獨帶到監視器前，錄下一對一的猥褻畫面。孩子若不從，他就語帶威脅：「你不給老師看，老師就不跟你好了。」這些性影像還刻意儲存在監視器外的3張記憶卡，龐大的檔案藏著長達3年多──2021年4月24日起至2024年8月31日──的犯行證據。

Amber無心的一句問話，意外掀開了圍棋教室集體性猥褻案件。受害的不只是家中兩名孩子，以及同教室的另外10名學童。揭開真相後，孩子情緒不穩、行為退化，生活天翻地覆，家屬們更在追求司法正義、社會支持的路上，再一次被冰冷僵化的體制，狠狠地傷害。

報案前一晚，孩子滿心期待能把老師做錯的行為告訴警察，「把壞人抓到」。Amber為確保報案順利，先致電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詳細述說案情及經過，電話那頭的員警保證「同仁都很專業、親切」，隨時前來即可。

於是一家人輾轉到金城派出所，不得不再次從頭說明一次案發經過，員警聽完後回覆，「這種案件嚴重程度比較高，可能要得去婦幼隊。」為了嚴謹必須再跑一趟土城醫院驗傷。

就這樣，夫妻倆帶著受害的幼童，一站又一站地尋找願意接住他們的地方。

從到醫院驗傷完，至婦幼隊做筆錄，完成所有報案程序，已經是隔天的凌晨2點，整整花費14個小時。不只家長心力交瘁，孩子早已經體力不支，瀕臨崩潰：

「孩子心理建設不易，卻不斷在陌生環境奔波、長時間等待，增加身心壓力。」

最折磨人的是──反覆敘述案情。本案中，光前端報案程序裡，向不同的窗口揭露案件共15次，包括警方7次、醫院3次、社工3次、檢察官2次。每一次陳述，都是對受害者的再度傷害。

此案的加害者李慶彥非首次犯案，但在家長眼中，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個與你我無異、週一到週五上班的普通上班族，出於個人興趣和熱誠，週末在自家開設兒童圍棋教室。

然而一切都已來不及。

此案再度嚴重反映出，我國對於性侵害兒童犯罪前科者高再犯風險下，前端預防的策略、加害者身分的警示付之闕如，讓一批又一批的兒童陷入魔爪，仍無任何系統化的監控機制。國家不作為之下，家長託付孩童的教育、才藝與照顧服務，猶如一場賭注，只能自求多福。

重刑的結果看似伸張正義，但從案發至今，被害家屬面對檢警與社政體系多面向整合與串聯時，欠缺更細緻的優化與處理，造成被害人感到被體制二度傷害。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淑芬感嘆：

特別是在第一線接觸的派出所員警，常因缺乏足夠的性別敏感度與專業訓練，無法即時提供正確的報案程序，像是性騷案件全由派出所處理，不過12歲以下及心智障礙的性騷及猥褻案則由婦幼隊受理。長年在婦幼隊的劉家次說，「新北市有7,000多名員警，婦幼案件特別專業、敏感，一般員警不可能對每個作業程序都非常了解。」

這樣困境確實存在，國內研究結果同樣點出，基層警員對婦幼等性犯罪案件的熟悉度不足，已影響案件處理品質。這使原本就處於脆弱狀態的受害者，在制度面前再次受挫。

此外，絕大多數民眾初次在跟警方溝通時，對於「性騷、猥褻、性侵」專業用語並無法準確定義，然而不同侵害程度會影響後續警方受理作業。以此案為例，家長一開始報案時提及「性騷」，初步受理的警員未能意識到案情實際嚴重程度，按一般派出所處理流程，未第一時間轉到婦幼隊，衍生出後續家屬疲於奔波的事件。

劉家次分析，理想順暢的流程是：一開始打電話諮詢時，警方若能夠與家長清楚釐清被害情節，（這類嚴重案件）直接轉由婦幼隊受理，就能事前安排明確筆錄時間避免久候。但實務面確實有挑戰，他解釋，「話務人員的案件非常大，不可能每一個案件都非常深入了解。」

此案凸顯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原先立意良好的「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現實中卻淪為形式。

簡單來說，「減述」即是跳過警方作筆錄的程序，由偵查案件的主體──檢察官──一次問完，被害人不用在檢警、社工、醫療單位之間等待、重複敘述。

「它是台灣第一個針對性侵害被害人的整合性服務方案，」在此一領域已有超過20年的實務與觀察經驗的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鍾佩怡指出，「減述」希望達到兩個最重要的效果：

「減少被害人重複的陳述案情，減少創傷；第二個是考慮到年幼孩子或心智障礙者記憶力有限，第一時間及早偵辦，能把證詞或相關證據保存得更好。這其實是一套立意良好的制度，可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來發現，執行上遇到許多困難。」

首先是目前檢察官案量極高，難以隨時進行「親訊」，實務上常以變通的辦法「傳真指揮」應對──也就是被害人在警局或婦幼隊做筆錄，警方將內容傳到地檢署，檢察官針對筆錄內容給予意見、指示警方問案方向。如此狀態之下，檢警需來回聯繫、確認、補問，耗費時間往往比通常的筆錄時間還要長。

衛福部保護司負責性侵害防治業務的三科科長潘英美坦言，現行推動「減述」程序很辛苦，關鍵問題的確在於「檢察官量能」。她解釋，在兒童及心智障礙全部都適用「減述」之下，檢察官負荷吃重，有時候安排「親訊」必須預約2到3週，絕對不是當下報案就能進行。保護司正考慮以更細項的指標來衡量，把量能集中在重要案件──例如加害者一人犯多起重大刑事案件、名人性侵案件等，期待夠縮短親訊及等待時間，讓減述能更發揮實質的效益。

新北市婦幼隊去年（2024）一共受理126件減述案件，平均一個月就有10件。劉家次強調，「減述」程序就是「花時間」，平均一個被害人需要6小時。他解釋，筆錄前還有社工訊前訪視，由此判斷兒童的陳述能力、認知功能，同時也建立彼此關係。

在執行細節的層次背後，「減述」難以達成穩定、一致的操作方法，很大程度的原因出在，這是一個橫跨不同單位、不同角色的團隊工作，但在衛福部保護司訂立的作業要點裡，僅規範社工訊前訪視與評估，對其他涉及的警政、教育、醫療、司法單位，只能以「應辦理下列事項」提出指引，缺乏法律授權要求其他單位如何橫向連結。

當Amber與孩子們無助地等待案件偵辦程序時，制度設計中應該最適合跟年幼受害人溝通、協助後續調查的司法詢問員在哪裡？

在初次令兩名孩子在身心崩潰邊緣的筆錄調查過後，因為嫌犯在提訊時又吐露更多犯行，警方通知家長，必須要帶孩子第二次到警局補做筆錄。「只要想到案件，他就一直哭，沒有辦法把話講好，我試著跟他說，『還有沒有什麼想跟媽媽講，或者是還沒有提到的？』他一開始說，『那還來得及嗎？』我就說都還得及啊，你願意說都可以，他就講了很多，我有錄下來，可是沒有用，還是要在關鍵的地點（才能作為證詞），」Amber表示，求助律師後，建議可申請司法詢問員，這是她第一次聽過這個專業頭銜。

對此警方的反應不置可否：

「承辦偵查佐說如果有需求，可以協助跟檢察官申請，但他強調通常不會在這個（偵查）階段用到，因為經費有限，大多都要到法院端；再來效果可能沒有那麼好，他表示通常婦幼隊會用一些小技巧，讓小孩子說更多，但是司法詢問員非常超然中立。」

兩難的Amber問了主責社工意見，社工的回覆讓她更茫然無措：

「媽媽不要那麼執著，孩子能說多少就說多少，你不要給自己跟給他壓力，這些都沒有關係⋯⋯。」

最後警方多次強調「可能不一定會比較好」後，Amber打消請司法詢問員協助的念頭。

「這個制度引進到台灣後，產生很多水土不服的情況，」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金孟華強調，美國司法詢問員（Forensic Interviewer）機制的重點，是以一個客觀、可信的方式，讓兒童在沒有誘導的情況下講出犯罪事實，在案件愈早期完成愈好，如果運作得好，可以在案件初期確立兒童證詞的可信度，對於後續追訴才有幫助；然而，台灣目前大多在司法程序最後的法院審理階段才用到司法詢問員，「在司法程序當中的效能是打折扣的。」

專研美國刑事法的金孟華分析，司法詢問員要在第一時間、比警察偵訊還要更早階段處理才有用，「司法詢問最重要的是避免誘導，如果今天這個兒童已經被問過數次，每一次都是在增加錯誤記憶、修改記憶內容的風險，等到司法詢問員真的接觸到這個兒童的時候，也無法確定講出來的話，到底有多少是他原始的記憶。」

長期受政府委任、開設司法詢問員培訓課程的台灣大學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兒少暨家庭研究中心執行長黃菁瑜解釋，台灣當初引進是希望走向美國的專業角色，司法詢問員本身就是詢（訊）問主體；但在台灣，則是授權警察、檢察官或法官可以視情況，「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換句話說，不一定「必要」。

黃菁瑜進一步分析，司法詢問員背後的精神，是對兒童保護的高度意識與徹底實踐，「在美國，無論是性侵害或是兒虐，兒童被害人都會被帶到真正的『一站式』服務機構：兒童倡議中心（Child Advocacy Centers, CAC）接受醫療、心理照顧還有偵訊調查；在CAC裡面有溫馨訪談室，司法詢問員主責詢訊問，警察、檢察官、律師等司法人員在單面鏡後面觀察，用耳麥與訪談人連線，同步確認法律上需要詢問的細節，問出來的東西就會足夠有證據力。但是台灣因為法規上的問題，如果不是警察或檢察官，連社工問的都沒有證據力，修法又需要時間，演變成現在執行方式比較『多元』──檢察官、警察、心理師、社工等相關人員上過課程，即可擔任司法詢問員。」

不過金孟華直言，警察或檢察官只要上過課，突然之間「穿上司法詢問員的外衣」，是不合適的，因為兩者的專業完全矛盾：

「警察跟檢察官的工作帶有特定的目標跟方向，可是司法詢問員應該是中立而不帶偏見，即使花很多時間依然問不出任何東西也沒關係，寧可問不出來，也不能誘導孩童。可是檢警要做到這樣子（不誘導訊問）非常困難，這是目前在實務上有點敏感，少人提及、但是很大的問題，會讓問出來的證詞令人存疑。」

案發至今，Amber仍難掩自責。她擔心事件已在孩子心中留下陰影，急切希望為孩子安排合適的心理諮商，盡早撫平創傷。現實卻讓她一再碰壁，「孩子常常沒有理由一直哭，我已經安慰他到自己要被榨乾，希望社工趕快派出心理師，但不知道案件量太多、還是專業度不足，一個月遲遲不能安排出合適的諮商師。」

面對家屬焦慮與無助，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許芝綺說，家長反映希望能有更多可選擇的合作諮商師名單，她解釋，「不是每位持有諮商師執照的人，都能處理家防案件，還必須考量其專長是否符合，例如是否擅長處理青少年、親子或性相關等議題。」家防中心會努力在專業媒合上爭取更多彈性空間。

在冗長的司法流程中，社工是被害者最有力的陪伴者，當社工手上案件量多，可能未必每一件都能盡善盡美，造成受害家庭期待與實際支援之間的落差。新北家防中心負荷量確實高，2024年全台灣所有的家暴及性侵通報361,624件次，其中新北市有60,590件次，占全國16.8％，等於每6件通報的個案中，就有1件在新北市。

加上社會風氣、性別意識抬頭，許芝綺表示，「中央對於服務品質是有要求，細膩跟細節繁瑣度倍增，即便社工能力有增加，但一個案件要做的事情也變得更多。」即便團隊持續擴編人力，「缺額一直往上成長，合適人才進不來，會加強訓練提供更細緻服務。」

一位新北家防前社工透露，「社工手上的案量差異很大，一般來說維持在12到15件屬於可控範圍，但過去也有同事同時處理30到40件，甚至更多，端看個人的專業能力與調度技巧。」他指出，若案件集中湧入、短時間內負荷過大，再有經驗的社工也難以應對，服務品質自然會受到影響。

針對土城圍棋教室猥褻案家長與孩童在減述程序中所反映的問題，衛福部保護司證實，已與相關處置單位共同開過檢討會。潘英美回應，家長對服務的期待，與實體服務過程當中存有落差，「家長的提醒給我們滿多受益，」期待未來可以再做得更好。

2025/5/5

兒少性猥褻慣犯鑽漏洞，家屬控訴跨部門協作失靈；立委籲建置兒少保護專責單位，將「兒童工作證」入法

新北市土城圍棋老師犯下重大兒少性猥褻案件，12名兒童遭到加重猥褻、強迫錄製性剝削影像，在2025年3月一審判決有期徒刑22年。司法看似伸張正義，但受害家屬認為由報案到進入司法流程中，一次次在警政、衛政、社政、司法流程受到不友善對待，包括審理過程中的「減少陳述」、學校端的三級輔導機制等等都有疏漏，這與法令原有的美意不符。如今受害家屬站出來，在5月6日早上在民間團體及立法委員陪同下，在立法院研究大樓舉行記者會，並遞交陳情書至監察院，盼望檢討整體機制與標準作業流程。

新北市土城圍棋老師犯下重大兒少性猥褻案件，受害家屬認為由報案到進入司法流程中，一次次在警政、衛政、社政、司法流程受到不友善對待，協同勵馨基金會、司改會、人本教育基金會、立法委員范雲、陳培瑜、新北市議員戴瑋姍召開記者會，希望勿讓制度缺失釀學童二度創傷。（攝影／黃世澤）

孩童遭二度創傷，NGO批評教育局失職：未擴大調查、輔導機制未啟動

回顧這起案件，犯嫌李慶彥平日任職電子廠，假日則在自宅開設圍棋課程，因教學多年且頗具名氣，深受家長信任。直到一名家長的孩子透露「被老師摸」，整起性猥褻事件才揭發。然而，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指出，新北市教育局卻未依職責主動擴大調查，也未整合相關單位以釐清是否有更多受害者。馮喬蘭批評，教育局的消極作為不僅是失職，更是對受害者的「擴大傷害」；教育局應主動調查所有曾上過李慶彥圍棋課程的學生，並聯繫潛在受害者家庭，因為許多孩子與家長可能仍在痛苦中，卻不知道該如何尋求協助。

此外，雖然《學生輔導法》已修法上路，但在本案中，學校應啟動的三級輔導機制卻未有效運作。受害家長表示：「孩子非常害怕同學知道自己遭遇的事，回到家常常無緣無故哭泣。」社會局對於學校是否有提供輔導資源的回應前後不一，令家長不知所措。

即使校方後續試圖介入，輔導人員的態度仍顯得冷漠。輔導組長甚至謊稱孩子拒絕輔導安排，導致輔導作業延宕1至2個月，錯失心理重建的黃金時機。家長提出的陳情書中指出，多數學校輔導人員缺乏處理兒少性創傷的經驗，輔導品質令人堪憂。

馮喬蘭指出，有受害兒童在接受學校輔導後回家大哭，甚至產生強烈罪惡感：「我是不是有錯？我當初沒有說出來，才害別的小孩也被摸。」她質疑，究竟是多麼缺乏專業的輔導介入，竟讓孩子在接受協助後傷得更深，造成嚴重的二度創傷。

立委籲建置兒少保護專責單位，修法以「兒童工作證」防範狼師

面對兒少性犯罪形態愈來愈多元，原有兒少保護機制近乎潰堤。立法委員范雲建議，思考制度全面改革可能性，兒虐及性猥褻事件法規繁瑣、敏感度高，就算經過全面訓練，幾乎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專業，「考慮在衛福部下建立兒少保護專責單位，用專責人力調查兒少案件。」

此案同樣點出另一個體制性問題：加害者李慶彥已有加重強制猥褻前科，卻仍從事教職；他的刑期、列管期、監控都已經完全結束，裁判書系統或任何公開資料上，都查不到他過去犯行，再加上小型才藝班沒有立案，家長無從查詢及判斷才藝班老師的良莠，導致狼師在無任何監管之下，能夠不斷接觸到幼童。人本教育基金會倡議，應該建立「兒童工作證」，要求任何會接觸到18歲以下兒少的工作，包括夏令營、畫室、家教等，皆需申請兒童工作證，確保無性侵害、虐待兒少等不良紀錄前科；該制度是參考澳洲運行25年模式，類似公司要求員工入職前提供「良民證」。

過去補習班主要仰賴地方政府教育局進行稽查，制度上缺乏更主動的把關機制；若能導入「兒童工作證制度」，家長將有權利要求老師出示證明，以杜絕曾有不當紀錄的師資再次接觸兒童。范雲表示，已於上月在院會與行政院長卓榮泰會面時討論 ，他承諾評估是否將該制度納入《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的修法內容。

家長的陳情書也指出，雖然衛福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於4月28日針對此案已召開會議，決議「強化單一窗口的報案流程、落實三級輔導機制」等，並將多項改革措施歸結為「加強教育訓練」；然而，家長們認為，這起事件反映出的問題不只是人員培訓不足，「更深層的癥結在於整體體制鬆散、跨部門協作的失靈。」家長也於今日在民間團體陪同下，赴監察院遞交陳情書，期盼監委接下來針對各環節的疏失，進行全盤調查檢視。

「制度性的冷漠，讓社會安全網難以發揮作用，保護受害者的社會網絡，卻因各單位一點錯誤，最終疊加成為『每一步都不順』的困境。」受害家長無奈表示：「如果我們選擇繼續沉默，未來還會有更多家庭像我們一樣，遭遇制度的冷漠與不友善。我們希望透過這點努力，讓社會看見體制的漏洞，並推動真正的改變。」

受害家屬在民間團體陪同下，前往監察院遞交陳情書。（攝影／黃世澤）

衛福部則發布說明：本次事件顯示第一線實務執行人員對於落實相關服務仍有落差。基此，於2025年4月22日、4月28日、5月5日針對近年多起兩造具師生關係之性暴力事件召開相關會議進行檢視討論，並再次提醒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絡團隊，於受理是類案件後，除依規定立即啟動跨網絡合作機制外，並因應性侵害案件被害人之脆弱性給予更同理、更溫暖的陪伴與服務，也提醒性侵害防治網絡合作如同大隊接力，每一棒（單位）除克盡法定職責，倘願意多做一點，於過程中向被害人及其家屬說明案件後續相關流程，及被害人相關權益等，即能完善整體被害人服務，減少被害人之無助等待。此外，除了被害人服務外，應透過逐一訪談、班級抽樣訪查（問）、入班性別平等教育輔導等方式清查潛在被害人，並進行身體自主權宣導、鼓勵通報及後續輔導作為。

衛福部提醒性侵害防治網絡團隊執行單位，透過有溫度的陪伴，於驗傷採證、警詢筆錄、偵查問訊、申請補助與服務等提供服務過程中，以創傷知情及理解被害人處境的態度及專業接住被害人與其家屬，減少其面對未知流程之慌亂、無助。為精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弱勢證人之司法權益保障服務模式，衛福部刻正辦理性侵害被害人司法權益維護研究計畫案，並依結論進行相關服務之調整與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