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影像工作者阿賈法里（Kamal Aljafari）出生在一棟沒有屋頂的房子裡。

這棟房子位於加薩（Gaza）與特拉維夫（Tel Aviv）之間的城市拉姆拉（Ramla）。屋裡的二樓雖有牆面，頂端卻向天空敞開。童年時常在這裡玩耍的阿賈法里，某天忍不住問父親：「為什麼我們的房子長這樣？」

父親這才告訴他，這棟房子其實屬於另一個巴勒斯坦家庭，但在完工前夕，1948年第一次以阿戰爭爆發，原本的土地被以色列軍隊強占，原屋主一家也倉皇逃亡。戰後，阿賈法里的家族雖然留了下來，卻被以色列政府從原本的家園驅逐、集中趕入隔離區，這棟未完工的空屋遂成為他們的棲身之所。

接下來數十年，以色列政府一直嚴禁他們蓋完屋頂，因為當局想摧毀整個社區，並驅逐更多平民。那層未完工的二樓就這樣懸在半空，一家人也困在這棟永遠無法完工的房子裡。

「從那時起，我意識到這棟房子是巴勒斯坦大歷史的隱喻，我們家的遭遇，只是千萬人故事中的一角。」

阿賈法里說，不只父系家族，母親在雅法（Jaffa）的親戚同樣被迫遷入隔離區，許多人被迫逃離家園。

巴勒斯坦人的命運在1948年徹底被改變。那年，英國結束託管、以色列建國，隨後爆發第一次以阿中東戰爭。停戰時，以色列控制了原本巴勒斯坦託管地的四分之三土地，不僅拉姆拉與雅法自此被以色列併吞，約75萬名巴勒斯坦人也被迫離開家園。這一集體經驗，後來被巴勒斯坦人稱為「大災難」（Nakba）。

2026年5月，受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之邀，阿賈法里來台分享自己的創作，並接受《報導者》專訪。為了清楚說明巴勒斯坦的遭遇，他拿起筆，在紙本地圖上標出家鄉所在的位置，並以圈畫說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如何萎縮、人民又如何流離失所。

例如雅法，1948年前原本住有10萬～12萬巴勒斯坦人，戰後僅剩3,000人；拉姆拉戰前約有25,000名巴勒斯坦居民，戰後也只剩下約1,000人。

「只因為猶太人宣稱這塊土地是上帝的應許之地，所以他們進來了，占領這塊土地、發動屠殺，迫使人們離開。而留下來的人，不得不接受現實：這個國家不再是自己的國家，甚至被重新命名了，」阿賈法里表示，從1948年至今，這場悲劇便從未停止。

這種「祖國的異鄉人」的生命經驗，形塑了阿賈法里的認同，也影響了他的創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屋頂》（Alsateh，2006），就源於那棟始終無法完工的房子，「我從小住在這棟房子，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歸屬感，一種與歷史相關的歸屬感。如果脫離了它，我就無法做我想做的事。」

他原本無意成為影像工作者，只因在耶路撒冷就學時期，接觸到該地的電影資料館，他才發現：影像創作不僅能表達出他想傳達的思考，也能展現自我。於是，對於當時想要擺脫困境的阿賈法里而言，學習藝術並投入藝術，就是讓他能逃離環境束縛、最終離開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方法。阿賈法里在26歲時前往德國科隆學習電影，至今仍定居德國，這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異鄉人──始終心懷舊土。

和土生土長、具有清楚巴勒斯坦認同的阿賈法里不同，1978年生於英國蘭的法魯奇（Saeed Taji Farouky），雖在過去10年間積極投入倡議行動，但此前卻不具有巴勒斯坦意識。

他回憶自己第一次聽到「巴勒斯坦」這個名詞，是在8歲。那天，他看著電視上的以色列廣告，好奇地問母親，母親卻告訴他：

「我們不能去那裡。」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

年幼的法魯奇並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更不曉得自己就是流亡者的後代──他的祖輩於1948年逃離巴勒斯坦，父親則出生在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Damascus），後在埃及長大。

「巴勒斯坦流亡者通常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把孩子培養成投入解放運動的激進分子；另一種則是想忘記過去，融入收容他們的社會。我父親就是後者。」

法魯奇說，自己那操著一口埃及腔英語的父親，總宣稱自己來自埃及。隨著成長過程中，家族歷史逐漸揭露，「我是巴勒斯坦人」的自覺才在法魯奇心中緩慢生成。此時，他也已經成年。

為了尋找自己的根源，2012年，法魯奇拿著一張黑白照片前往以色列的內斯錫安納（Ness Ziona），尋找曾祖父輩建造的兩棟舊別墅。這兩棟房子依山丘而築、隔空相望，或許因為典雅的鄂圖曼式建築設計，才讓它們在1948年的戰火後，倖免於遭以色列當局摧毀的命運。

內斯錫安納的前身，是個種植柑橘的村落，名為瓦迪胡奈因（Wadi Hanayn）。1948年4月──在英國即將撤離託管地、「大災難」隨第一次以阿戰爭爆發的幾個星期前──以色列軍隊以武力占領這個村莊，法魯奇家族與無數居民倉皇逃往大馬士革。而這棟帶不走的別墅，便成為家族中口耳相傳的故鄉傳說之一。唯一清楚的線索來自法魯奇的祖母，她說：「它成了魏茲曼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的一部分。」

魏茲曼研究所之名，和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茲曼（Chaim Weizmann）有關。以色列建國那年，魏茲曼尋求包括「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內的頂尖科學家協助，全力發展以色列核武計畫。於是位於雷霍沃特（Rehovot）的魏茲曼研究所，隨即成為核武發展的研究中心，同時祕密開發的生物武器計畫則在鄰近的內斯錫安納悄悄運作。而那間原本屬於法魯奇一家的美麗別墅，如同千百個被歷史沒收的巴勒斯坦家園一樣，在主人逃離後，被以色列強行占用，並改造為極具機密性的生物研究所。

為了證實這段家族傳說，法魯奇偽裝成對巴勒斯坦歷史建築有興趣的建築系學生，試圖進入納斯錫安納院區探查。然而，儘管周遭仍保留部分巴勒斯坦時期的建築，他卻始終找不到屬於自家的那棟別墅，只能失望離開。

不過，法魯奇並未放棄，而是持續查找。最終，他在一份探討以色列秘密武器研究的埃及報紙中看見線索，於是循線連上「以色列生物研究所」（IIBR）的官網，竟在首頁辦公室照片中，看見了祖上的別墅。照片下方甚至有一行小小的注腳──這棟別墅在1948年前屬於法魯奇家族。

「房子被占用並改裝成生物研究所總部，他們保留了屋子的歷史外觀，內部卻完全挖空，」法魯奇如此形容：一切宛如一齣怪誕的好萊塢電影場景。

這段驗證家族傳說的經歷，後來成為法魯奇行動的基礎。為了阻斷以色列的武器供應鏈，法魯奇於2022年與其他3位倡議人士發起直接行動，將自己鎖在以色列最大軍火商「埃爾比特系統」（Elbit Systems）倫敦總部的大門前。他說，「埃爾比特系統最著名的，是生產武裝無人機，讓加薩每天24小時都處於恐怖的監控與轟炸之下。」

「埃爾比特系統沿著種族隔離牆，遍布整個以色列與被占領的巴勒斯坦，並透過龐大的檢查哨系統，布下了全球最嚴密的監控感應網絡。」

法魯奇表示，這家軍火企業讓巴勒斯坦人成為地球上受監視最嚴密的群體，並淪為以色列軍事凝視下，永恆且被動的客體。

這場示威在英國警方鎮壓下落幕，法魯奇和他的同伴遭到逮捕、起訴。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他向法官說出這個尋找別墅的故事，藉此解釋自己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又為何傾盡全力反對以色列的軍事工業：「因為，這就是我家族歷史的一部分。」

法魯奇在法庭上公開的家族歷史，曾是法魯奇家族隱而不談的故事。有些家人寧願不要再提、讓這些往事隨著時間過去，而法魯奇的祖母正是這種人，甚至不斷規勸他：「不要再查了，放下吧。你正在挖出的祕密，會把全家人都拖進災難裡。」

「在很多巴勒斯坦家庭，尤其是流亡者的家庭，都存在著一種羞恥感。」法魯奇說，他們會不斷自問：「你當年為什麼沒有留下來戰鬥？」、「你為什麼不願意為了保護家人而死？」羞恥與遺憾的印記，就這樣深深烙印在家庭中，以至於背對他們與巴勒斯坦的關係，不想觸碰，也不願啟口。這個經驗貫穿法魯奇的人生，他因此慢慢意識到，真相本身就是帶有缺口的。

「我的創作充滿破碎的敘事，因為我們（巴勒斯坦人）的敘事本來就是破裂，地圖同樣四分五裂。」

法魯奇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及自己的故事千瘡百孔，有些在世代傳遞間被遺忘，有些則是在祖母再三叮囑不要理會、不要深究時被埋葬。等祖母離世後，他便沉迷於這些碎片，反覆追問那些曾被告誡不要提出的問題：

「我的記憶也布滿孔洞，被長年的暴力和隨之而來的創傷餘波一再刺穿。」

法魯奇受訪時表示，如果對兒時的自己進行心理分析，會發現那些「空缺」是被人為製造出來的，而他只能靠想像力去填補它。

「我想，這就是我對電影著迷的原因，因為電影做的是完全一樣的事。特別是紀錄片，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用想像力來填補缺失的真實片段（the missing pieces of truth）的實踐。」

在聽完法魯奇的自述後，阿賈法里認為，流亡海外與留在境內的巴勒斯坦人雖然遭遇不同，卻共享著類似的心理狀態。不過，比起「羞恥」，他更傾向將其定義為「恐懼」：

「1948年後的巴勒斯坦人從父祖輩那裡繼承了恐懼，這種心理極其複雜。家園被占領、遭受殖民的人，從來沒有機會完整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這讓他們的心理狀態非常脆弱。」

「在我父母那一代的巴勒斯坦家庭，他們不會談論1948年發生了什麼，因為那不是一件讓他們感到光榮的事。」阿賈法里說，這迫使他必須主動追問，但父母往往只給零碎的片段：「他們不喜歡透露細節，因為他們想保護你。」

那是因為長輩們屬於失去了國家的世代，因而成為一個「創傷的世代」。他們內心深深烙印著被驅逐的記憶，充滿恐懼，唯一能做的，就是傾盡全力投入孩子的教育，將知識當作孩子生存下去的唯一工具，並耳提面命地警告：「做什麼都可以，但就是不要碰政治。」

「這和以色列的宣傳完全相反，以色列總是宣稱巴勒斯坦人從小教育孩子成為激進分子和恐怖分子。」阿賈法里指出，事實上，任何政治參與對他的父母而言都是極其危險的事。他們太害怕被監控，甚至連在私底下議論政治都不願意。

然而，對一個成長中的孩子，父母的保守與隱瞞，反而形成另一種反向的刺激。阿賈法里坦言，自己因為渴望解開謎團，反而變得更加激進，「你甚至會對父母感到憤怒，因為你覺得他們在阻止你成為真正的自己。」

阿賈法里17歲那年，應同學之邀加入了一個巴勒斯坦組織。1989年，正逢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Intifada）高峰，那名同學突然無故缺席。阿賈法里隨後得知，那名同學是在購買槍枝時被以色列捕。不久後的某個深夜，正忙著備考的阿賈法里，也突然被上門的以色列警察帶走。

在監獄待了7個月的阿賈法里，在利達（Lydda）的軍事法庭受審，罪名是「加入敵對組織」。庭上坐著3位身穿制服的以色列軍法官，背後掛著以色列國旗，中間則是象徵「正義」的軍徽。當下，阿賈法里無法理解自己為何會站在這裡，一切宛如惡夢。而那也是他第一次看見父親流下眼淚。

「這件事對我的父母造成了極大的創傷。」阿賈法里說，他的父母一輩子處處小心，竭力避免他涉入政治，卻沒想到他還是被逮捕、送上軍事法庭。父親深受打擊，始終無法從中恢復：「從那之後，父親心裡有揮不去的陰影，總覺得會有不幸的事發生在我或家人身上。即使在我出獄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如果說1948年的大災難，是巴勒斯坦人至今仍承受無盡的政治暴力創傷的開始，那麼，伴隨1982年黎巴嫩戰爭而來的檔案掠奪，或許就是巴勒斯坦國族記憶的二度劫難。

1982年，以色列軍隊攻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並洗劫位於當地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Palestine Research Center）與巴勒斯坦電影中心（Palestine Cinema Center），奪走大量電影檔案、歷史資料與未剪輯素材，包含巴勒斯坦各地舊地圖、書籍，以及數十年來累積的電影膠卷。

「早在1948年，巴勒斯坦主要城市被占領時，掠奪就已開始，」阿賈法里說，當時照相館被掠奪，學校被掠奪，圖書館被掠奪，士兵走進人們的家，搬走家具，也搶走所有能帶走的東西。此後，無論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或是其他大大小小的衝突，巴勒斯坦土地上都有許多檔案文件被帶走或佚失。

1982年的檔案掠奪，雖然發生在境外，但由於貝魯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所在地，早從1970年代開始，當地收藏的檔案資料就已是以色列鎖定的目標。

阿賈法里表示，當時，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薩伊格（Anis Sayigh）收到一個信封炸彈，炸彈在他臉上爆炸，差點喪命的他，餘生都飽受嚴重聽力受損和持續不斷耳鳴之苦。而1982年的資料洗劫後，有些工作人員返回原地，嘗試重建收藏巴勒斯坦的資料圖書館，卻遭以色列放置炸彈，街道徹底被破壞，不僅汽車遭燒毀，民眾也傷亡嚴重，「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徹底終結巴勒斯坦歷史，永久抹去檔案，摧毀任何建構歷史紀錄和集體記憶的嘗試。」

「雖然以色列軍隊持有這些檔案已是廣為人知，但這項竊盜行為從未被正式承認，原始檔案也從未被找回，」法魯奇說，這些影像檔案的片段，時常會出現在以色列的紀錄片或電視新聞中，那感覺很像在看「人質影片」（a hostage video）──那既是「影片還活著」的證明，卻也是「愛人仍被囚禁」的提醒。

阿賈法里曾試圖尋找1982年那批遭到掠奪的檔案，並發現以色列曾在疫情期間將許多影像資料上網公開。於是，他不斷瀏覽這些影像，並嘗試建立自己的檔案庫：

「一開始我並不確定自己在尋找什麼，只是不斷觀看和搜集。對我來說，這是我能找到自己被占領的國家的一種方式。我在尋找的，是巴勒斯坦的痕跡。」

因此，他也發現，那些被收入以色列軍事檔案庫的影片，甚至直接標注著「從貝魯特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檔案庫掠奪的影片」。「他們非常公開，完全沒有想要隱瞞這些影片是他們掠奪的事實，」阿賈法里說，「在我的作品《一部自由戰士的電影》（A Fidai Film）中，有段以色列軍官的說法，他說，這是一座寶庫（trove）。」

在阿拉伯語中，「Fidai」（فدائي）意指「為志業犧牲的人」，其概念不只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核心，甚至巴勒斯坦的國歌都以此命名；但以色列的敘事中，卻稱他們為「破壞者」（saboteurs）。阿賈法里決定借用這個詞，以「破壞」為創作方法論，系統性地對檔案影像進行干預與改造。例如，以色列劇情片或宣傳片慣用巴勒斯坦地景作為視覺背景的段落，他便以紅色塗抹原有字幕；對於以色列軍方從貝魯特掠奪而來的影像，他也一一塗抹其文字說明，破壞其敘事控制。

「我將這些都當成被占領的素材，需要被解放。這種解放的意義在於，最終將影像反轉過來對抗自身，並創造一部講述巴勒斯坦歷史與敘事的電影。」阿賈法里將這套創作方法稱為「被剝奪者的攝影機」（the camera of the dispossessed）：「因為我們失去了一切，甚至無法進入自己的國土，所以我們必須設法生存，並找回自己曾經存在過的痕跡。」

法魯奇在訪談中強調，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文化宣戰，早在1948年之前就已開始：

「身為文化工作者，我們的角色，就是挑戰這種文化摧毀，並創造新的文化。」 「這是一場我們沒有選擇的戰爭，我們必須回應。」

檔案的掠奪與占有，不只來自軍隊，也來自研究者。阿賈法里稱他們為「二次掠奪者」。

為了取得巴勒斯坦過往的影像素材，阿賈法里聯絡了幾位以色列研究者和記者，並登門拜訪。其中一位是在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教授後殖民研究的人類學家塞拉（Rona Sela），她告訴阿賈法里，自己小時候曾拿著巴勒斯坦舊照片玩耍──那些照片，是她身為軍官的父親，從耶路撒冷一間名為Saras家族的攝影工作室整批帶走的。直到今天，那批影像檔案仍在她們家中。

塞拉曾拍過紀錄片《掠奪與隱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檔案》（Looted and Hidden - Palestinian Archives in Israel），批判以色列掠奪巴勒斯坦檔案的作為。但當時她向阿賈法里展示手中的影像，卻以「自己沒有版權」為由拒絕歸還，之後甚至開口要錢。阿賈法里最後不得不以公開揭露此事要脅，才換得幾段壓縮品質極差的片段。

「以色列人對控制權有一種執迷，」阿賈法里表示，即使像塞拉這類理解巴勒斯坦、批判以色列檔案掠奪的學者，也無法放棄這種掌控權；他們認為自己擁有「詮釋巴勒斯坦歷史與悲劇的權利」，「作為以色列人，要擺脫這種殖民心態其實非常困難，必須極其努力，才能改造自己。當然，也有人做得到，例如居住在英國的歷史學者施萊姆（Avi Shlaim），但這是需要長達一輩子的過程。」

阿賈法里說，以色列人以為把這些文件帶走，就能掌控巴勒斯坦人、研究巴勒斯坦人，但這種執念注定失敗。因為他們從來不把巴勒斯坦人當成平等的人。所以，他們永遠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動感到驚訝，「但那些行動只是人類的正常反應──被占領，你就會抵抗。」

「文化滅絕（cultural genocide）是猶太復國主義殖民計畫的核心策略，」法魯奇指出，以色列選擇性地掠奪，包含偷走顯赫家庭的相簿，一方面是為了研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收編。那些照片如今大多已成為「以色列攝影檔案」的一部分，「作為殖民意識形態，他們必須製造自己的文化歷史、製造神話，就像所有殖民政權都會製造自己的故事一樣。」

文化滅絕的政策延續至今。法魯奇強調，2023年11月29日，以色列空軍炸毀了加薩市的中央檔案館，館藏可追溯至150年前的資料，一夕之間全被消滅。不僅如此，以色列國防軍還摧毀了位於加薩的中央圖書館。他引用加薩市長阿薩拉傑（Yahya al-Sarraj）的話：「摧毀一切美好的事物，抹除巴勒斯坦的記憶──這種記憶通常保存在一個國家的建築之中。」

但記憶也可能會被封存在一個旅人的紀錄裡。

2001年，正在德國科隆大學讀書的阿賈法里帶著一台mini-DV攝影機獨自前往加薩，試圖尋找當年在監獄裡認識的一名獄友：拉希姆（Abdel Rahim）。那是他1989年被捕入獄、在沙漠中的內蓋布監獄（al-Naqab Prison）服刑時，結識的18歲少年。

在這趟行程中，阿賈法里沒有找到人，只帶回3卷錄影帶。後來課業繁忙，加上沒有找到故人，阿賈法里也就忘了這回事。直到2025年，他清理房間時才發現那幾卷標著「哈桑」、「加薩」的帶子。轉檔播放後，卻怎麼也記不起那是什麼，直到影像裡出現自己的聲音。

重新發現錄影帶的時機，對阿賈法里而言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意義。因為在那段時間，他不斷自問：在這個充滿戰禍、巴勒斯坦人民被大規模抹除的時代裡──特別是加薩──藝術與電影究竟還能做什麼？

「而我沒有答案。我不知道，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一個藝術家，我還能貢獻什麼。我不想再次重複那些恐怖畫面，那些我們已經在社群媒體與部分新聞頻道上看到過的影像。」正是在這樣的沮喪與疑惑之中，這批帶子重新出現了，他認為：「這正是一種生命的訊號（a sign of life），也是一種反抗抹除的訊號。」

原本是尋找獄友的旅程紀錄，在阿賈法里心裡，變成了一場對所有人的搜尋：這些人後來發生了什麼事？今天的他們又在哪裡？

「任何剪接、任何刪除，都會成為第二次的抹除（a second erasure）。而我不想那樣做。畫面中的每一秒、每一格，都是對抗抹除、為巴勒斯坦人民存在而留下的生命訊號。」他在不剪輯、不改變鏡頭的情況下，完成了《與哈桑在加薩》（With Hasan in Gaza）這部紀錄片：

影片中無所不在的孩子們，不斷對攝影機表現出好奇、想得到關注的樣子，是阿賈法里在整理影片時最感到痛苦之處。因為，「這些孩子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他說，這不只是某種隱喻，而是非常物理性、真實發生的現實。畢竟，從2023年加薩遭大規模攻擊至今已超過3年，當地的狀況難以想像。

不久前，在某次歐洲的放映結束後，一位來自加薩的年輕女藝術家對阿賈法里說，她在影片中聽見已逝祖母的聲音，於是告訴阿賈法里：「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我們散落在世界各地，彼此相遇，告訴他人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都是一個行走的檔案。」

「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證明：『我們是存在的。』」

阿賈法里強調，在目前的主流世界的，巴勒斯坦人必須拼命抵抗，才能僅僅是「存在」。透過創作進行文化抵抗，也因此成為當代巴勒斯坦運動的重要一環。

這番話，也是對法魯奇意見的回應。法魯奇說，巴勒斯坦人除了以文化進行抵抗，還必須自問：如何向世界傳達自己的敘事？

他以已故的巴勒斯坦電影導演穆斯塔法．阿布．阿里（Mustafa Abu Ali）拍攝的舊檔案電影《他們不存在》（They Do Not Exist）為例：「兩個巴勒斯坦戰士共享一根香菸，彼此展現深厚的情感，氣氛堅定又溫柔。但你知道他們之後會走進戰場，並為這場志業而死。這是極其充滿力量的。這就是電影工作者的志業：創造一種敘事，讓我們願意去抵抗。」

而那棟位在拉姆拉的房子，二樓始終沒有屋頂，但有人把它拍了下來。它成了萬千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之一，也成了記憶保留的影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