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生的陳淦熙，兒時在小康家庭長大，爸爸從事珠寶鑲嵌，拜香港免關稅自由港的優勢，收入不差，加上媽媽從事按摩業的挹注，家裡1997年之前就已買房。然而1997金融風暴造成家中經濟重傷，不僅被迫賣房度日，夫妻更開始鎮日吵架。從小學到國中，他的記憶多在父母爭吵中度過。爸媽20歲出頭就生下這個獨子，年紀輕輕仍未定性，加上媽媽性格剛烈，一旦吵架撕破臉便丟擲家電彷彿玉石俱焚，他常必須躲在洗手間度過風暴。直到國一時爸媽離婚，他便和媽媽搬到公屋（香港以低廉租金提供低收入市民居住的社會住宅）居住。

那時他和爸爸都不曾意識到，原來媽媽的精神狀態已開始出現異常跡象。

爸媽離婚時他剛升上區裡最好的中學，與媽媽同住卻成為痛苦的來源。媽媽情緒反覆，常在好壞極端間擺盪，更愈發頻繁地出現失序行為。他曾在學校接到消防員電話，說媽媽站在窗外樓下的冷氣機上想要跳樓。媽媽也曾因偷竊而入監3個月，諷刺的是，那3個月反倒成為他能夠平靜讀書而相對「正常」的日子。雖然社區社工也曾關注他和媽媽的狀況，但都因他仍未成年而無從介入，直到他滿18歲，社工馬上安排他搬離母親遷入單人公屋。

那段與母親同住的日子，在一個少年正在成形的人格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影響。陳淦熙說：

「一開始還想要用愛包容她或者是安慰她，但後來發現好像用任何情緒面對她都是不對的。加上我是獨子，所以整個中學我練就了一種感覺是，我都不應該有任何情緒，我對自己有情緒覺得是很羞愧的事情，包括不可以把情緒帶回學校。我不是不會跟別人溝通的人，但我覺得情緒上有很多缺陷，不知道怎麼跟別人分享。」

他大學時進入香港演藝學院就讀編劇組，但當時根本不清楚什麼是電影，只是因為成績中下，只能考進演藝學院：

「我沒有愛電影，沒有很喜歡看電影。但我覺得剛好是因為這樣，比起那些說自己從一開始就喜歡電影的同學，我展現出一種好像找到一個救命稻草的狂喜的感覺。我過去沒有意識到有電影這個東西，但我一遇上老師放電影，講那些人怎麼表達他的故事和情緒，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太美好了。在以前一直都覺得故事就是文筆寫得好，但沒有想過有其他的媒材，很後來才知道遇到電影的感覺。」

電影不僅為他在香港受困的生命提供了心靈的出口，更帶來了一個離開的可能。由於他大學時的恩師陳慧當時赴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任教，他也在2018年申請北藝大電影創作學系碩士班，並在2019年3月收到入學通知，打算將未來生活重心移到台灣重新開始。

6月間，香港反送中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和警民衝突，他全心投入關注這個左右香港未來的社會運動，卻沒有想到自己的生命即將迎來更大的衝擊。7月中，在街頭運動愈發劇烈的同時，他的媽媽在公屋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還沒有來到台灣迎接新生活之前，他的人生已經在短短幾個月內天翻地覆。

媽媽的死訊，是爸爸打電話來告訴他的。爸爸雖然早已離婚，但仍一直關心前妻的生活，每週都去探望，卻在7月中的一天前往探視時，成了第一個發現前妻遺體的人。陳淦熙回憶：「那晚爸爸送媽媽的遺體上接體車之後，他就打給我，應該是深夜1、2點，我在睡覺，半睡半醒。他說『兒子你先不要激動』，我說『什麼激動？我在睡覺，沒有激動』，他說『你先聽我說，你媽媽走了』。他講話很小心，他沒有講『自殺』或『死』，他就講『走了』。然後他說『懂嗎？走了。懂嗎？』我就說『哦』，就這樣，我就掛電話了。」

「那時候沒什麼想法，心裡面是空的，太久沒有見這個人，也好像一直以來這個人已經不在了。當下我覺得，別人遇到這種事情，是不是要打給別人訴苦，感覺好像正常人都應該這樣，我就打給我的朋友。我打通了說『我有一個事情要跟你講』，我還沒有講下一句，我就開始哭了。但那個哭的感覺是我這一輩子到現在都沒有過的，就是眼淚是哭了，但心裡面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難過的情緒，沒有想起任何回憶的畫面，就是很平靜，但就是哭。然後他就慢慢聽我哭完。」

自從他在18歲那年搬出媽媽的家，直到媽媽離世這11年間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他曾打電話回去，但媽媽聽起來總是狀態怪怪的，他也曾覺得自己長大了，能夠試著回去看媽媽了，但她總不願意開門，自覺狀況不好而不希望兒子看到。已經離開的人享有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後，以為自己已有餘裕重回舊地面對一切，坐困原地的人卻未必能夠領受。

「我覺得我那時候的心情或者是狀態變好，不是因為我真的變好，我只是因為離開而自己感覺良好而已，我跟媽媽的關係和媽媽的情緒這些沒有解決的問題還是在那邊。我離開了，我變得比較開心，但不代表別人都同樣能夠，或者是我回去是不是能夠解決，可能並不能。我只是因為去到一個別的地方而已。」

媽媽在最後那段日子，可曾想起她多年未見的兒子？2019年5月中，爸爸告訴媽媽陳淦熙申請到了海外學校，即將離港去念碩士，畢竟是重要的人生轉折，媽媽曾在電話裡對兒子說：「好啊，你離開香港之前我們見一面吧。」然而接著6月間爆發反送中，紛亂時局下一直沒有見到面，一個月後已經天人永隔。陳淦熙說：「雖然這樣講有點笨啊，就是她這樣的精神狀態，其實好像她什麼時候死掉大家都不意外，但那時候還是想要找出為什麼她會在那個時候自殺的原因。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不跟我見最後一面？妳死之前有想過會跟我見最後一面嗎？我們不是約定好的嗎？」

懷著種種複雜的心情和無人能回答的疑問，他買了一台便宜的相機，在媽媽離開之後開始拍攝。因為媽媽過世後，公屋必須還給政府，他意識到如果不拍下來，所有東西都會被清掉。就算對媽媽曾經有恨，媽媽對他還是非常重要的人，他覺得情感上有義務要把媽媽的離開記錄下來。當時他並沒有想過要剪成紀錄片，只是感受到要將一切記錄下來的迫切感，而這迫切感的另一部分來源，當然就是正值反送中的香港。

「因為在那時候香港是展現出一種魚死網破的氛圍，有一種什麼都快要失去的感覺，所以什麼都覺得要記錄下來。因為比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反送中的感覺是政府跟人民的關係是已經撕破臉，完全對立的狀態，是沒有迴轉餘地的一個社會運動，所以我強烈感覺2020的香港跟我認識的2019以前的香港是不一樣的。香港很多東西正在一去不回，就連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分和定義都會沒有。可能我跟2020出生的香港人討論同一個香港人的身分，我們的認知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但我們的身分認同就是在一個不上不下的灰色地帶。」

《離開即景》片中的陳淦熙，持著鏡頭穿越長廊中的反送中連儂牆，那是他去媽媽家會經過的路，但那年7月他所拍下的連儂牆，如今早已消失無蹤，彷彿什麼都不曾發生。片中另一個只留在影像中的地點，則是他拿著機器跟著爸爸一同走進的母親遺屋。那是他曾經與母親一同度過少年時期的公屋，也是他自從逃離之後再也不曾踏進的傷痕之地，如今卻成了母親選擇離開人世的所在。

父子倆開門踏進公屋，牆上仍貼著陳淦熙的幼稚園畢業證書，桌上散落著一家三口昔日相聚的照片，床上有平日服用的藥物，牆邊除了外送電話外還貼著社區精神科服務電話，處處皆是住戶最後一段日子生活的痕跡。陳淦熙心中有無數不知如何說出口的疑問，當時他卻沒有意識到，眼前正在收拾遺物的爸爸，其實是個比他更疲憊脆弱卻又必須強自振作扛起一切的中年男子。他有手中的拍片機器作為面對失去媽媽的工具，赤手空拳的爸爸卻不僅得打點所有後事，同時還要安撫一個困惑的兒子自己也不理解的複雜心情。

自從陳淦熙18歲搬出媽媽的家獨自居住後，爸爸就每個月都找他吃飯。曾經因夫妻離異而在兒子成長中大量缺席的父親，試著以不過分打擾的方式重回兒子生命中。陳淦熙發現爸爸「一直都用很笨拙的方法去展現出一種虛位以待的父親的角色」，「我印象很深刻，有次他說為什麼他要很堅持每個月都找我，就算我不想管他。他說，因為他記得他爸爸跟媽媽死之前都沒有好好照顧他們，他覺得很後悔。他不想要我後悔，所以他要每個月自己找我貼過來讓我不後悔。他是這樣的思維邏輯的，我不知道他想事情為什麼這麼繞。所以他每個月都會找我請我吃飯，這是他很堅持要做的事情，一直維持到我離開香港都是這樣。」

這些吃飯不外乎聊聊近況，父子倆很少真正交心。然而那天在那間遺屋裡，這對分別失去了前妻和媽媽的父子，卻突然被迫直視彼此最赤裸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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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陳淦熙第一次拿攝影機對著爸爸拍攝，但那天的爸爸根本沒有意識到正在被拍攝，從來沒有閃避鏡頭，因為狀態已經糟到無法在乎這一切。陳淦熙發現爸爸當下不停地講話，甚至有點語無倫次，與其說是安撫兒子，似乎更想要透過安撫兒子來安撫自己。陳淦熙後來也不再拍攝其他雜事，只是靜靜地拍爸爸講話陪他聊天。「因為我的感覺來得很緩慢，沒辦法可以立刻地表現出一種很直接的哀傷，好像這樣陪伴著一個這麼悲傷的爸爸，其實也在代替我在哀悼媽媽。」

陳淦熙來台灣就學的第一天，下飛機後看到窗外風景，心想「為什麼媽媽她困在那地方這麼多年，為什麼看到其他世界風景的人不是她呢？」但他剛來台灣後時常半夜哭泣，才漸漸意識到自己生命中的至親，只剩下爸爸了。

「不管對媽媽的情感是恨還是怎麼樣，但從此以後我作為一個母親的兒子的身分就再也不會回來了，我也再不會有這個牽絆。也開始會更想要跟爸爸聊更多，因為好像我只剩下他了。媽媽還沒有離開的時候，就覺得我是自己一個人，我就是我自己。但媽媽離開之後，我發現原來我還有那個我好像不太溝通或者是我沒有想要讓他走進我生命的爸爸。」

次年年初COVID-19疫情爆發，香港比台灣更早陷入疫情，陳淦熙無法回港又擔心獨居的爸爸，於是開始頻繁透過Skype視訊聊天關心彼此狀況。當時因「其中短片頻道」公開徵件紀錄短片，他便積極錄下與爸爸的Skype作為素材，視訊聊天因此成了一種父子兩人必須共同完成的「作業」。父子往往撐2、3分鐘就無話可聊，只有家裡養的貓是最安全的話題，一聊可以聊20分鐘。在媽媽離世之後，爸爸少了必須照顧的人，人生頓時空了一塊，陳淦熙離港後留給爸爸照顧的貓，反而成了重要的陪伴與寄託。陳淦熙迂迴地透過拍片相隔兩地強制聯繫父子情感，完成了紀錄短片《遙距課程》，並成為後來紀錄長片《離開即景》的雛型。

在失去了母親這個家人之後，陳淦熙才在與父親的重聚中重新理解什麼是家人。片中他在那間遺屋裡問爸爸，對他來說媽媽是個怎樣的人，爸爸不假思索地回答「親人」：「不然我也不會經常回來，對吧？我不回來，就發現不到她自殺，就是這麼簡單。如果我久一點回來，她長出蟲也沒人發現。」不善表達感情的爸爸，冷靜地以實事求是的語氣陳述親人關係，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卻是守候陪伴到最後一刻，就連養兒子留下的貓，也意味著會養牠直到終老，不會中途遺棄，爸爸甚至在網路上加入了養貓群組，只為了預先了解貓咪後事如何處理。

陳淦熙的人生體悟與拍片剪接同步進行，療傷需要多長，片子就得花多長時間製作，《離開即景》從踏進母親遺屋那一刻開始，歷時6年半才終於完成。母親已不會回來，曾經的香港也回不去了，然而透過拍片，他卻重新連結起與父親的情感，他才發現為什麼上大學遇到電影時會覺得這麼親近：

陳淦熙在剪接《離開即景》的漫長過程中時常想起一個夢，那是他來台灣後的第一年經常半夜做的一個夢。「夢裡面我走過一個很長的長廊，長廊中間有一個門，打開門之後看到媽媽坐在那裡，她沒有講什麼，就一直看著我，很長時間有半年到一年都一直發這同一個夢。」

「根據媽媽的性格，她應該是會譴責我為什麼背叛她，她不會不說話，但夢裡的她就只是看著我。可能我對她有愧疚，所以夢中的她那麼沉默，因為她若告訴我一些事情才是我的解套，告訴我『你已經做得很好』，或是『我沒有怪你』，但她沒有，可能是我也在譴責自己。如果當時的我是一個性格再溫柔一點的青少年，是不是可以陪伴那個精神病人再久一點點，或是會不會讓她病好呢？沒有答案的。」

從這樣的夢中醒來時，他是什麼感覺呢？「有時夢醒的時候會還以為自己在香港，感覺就像你睡了很長的夢，醒來的時候想到等一下去樓下茶餐廳吃個早餐好了，然後再想一下，這裡好像是台灣，那只有蛋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