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單親媽媽殺子案頻傳，法務部統計10年來每年平均11位兒童死於「殺子自殺」。《報導者》全程記錄第四件國民法官案、許女殺子案的法庭現場，並追溯悲劇背後，單親母職在當代社會的困境。

5年來，韓國已至少100名老師結束生命，壓力的最大來源，來自對學生暴力的無可奈何、家長濫訴老師「虐待學生」的惡意檢舉。但答案是「學生人權的提升是否侵犯了老師人權」的辯論嗎？制度哪裡可增援？

「入學後都配合豐原高中的教學與管教，配合到孩子都死了⋯⋯現在我只希望有個公正調查結果，對霸凌孩子的老師教官給予嚴厲的處分。」但為何初份調查報告只能建議涉案人士記過？而從國中就持續有輔導紀錄的案主，為什麼仍被高壓的方式對待？

導師雖是校園心理健康安全網的最前端，但輔導知能不足、研究教學繁忙，要理解青年學子的內心圖像，對橫跨不同世代的教授是極大考驗。各大學能否扭轉思維「學習調整」？哪些大學已給「心理假」？

近年大學生自殺事件頻傳，校內專業輔導人員被賦予重任，但心理師們的工作現場卻是困難重重，「大家都一樣無助啊！」除了力爭調降師生比、增加薪資，還有哪些結構問題該搬上檯面解決？

今年至今，已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殺，超過過去10年每年平均的5位。當員警自殺案被歸責為個人問題時，還有什麼被壓住了？我們如何對這份職業多一份同理？

今年已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殺。第一線的執法者，為何將警槍朝向自己？隱藏在藍色制服底下的脆弱，為何難以察覺？警察何以對「關老師」等體制內諮商資源裹足不前？

「我說我沒事，是因為警察『不能怕』。」背負著陽剛包袱，當警察遭遇日常勤務之外的極端經驗，受到的影響常是毀滅性的。透過真實故事，從個人到警界制度，有哪些求助訊號能被看見？

承擔記憶的責任、找到語言，然後重新敘述，這整個過程，其實也就是找出如何活下去的可能。像這樣的準備過程，可能是所有政治受難書寫，共同回應的一個厚重的主題。一個關於主體修復的問題。

一個沒沒無名的小鎮阿壩，為何成為藏人自焚之都、中共維穩重點？著有《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的美國記者潛入採訪，以《吃佛》一書見證藏人橫跨三個世代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