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時間都不夠!4個月內13職業軍人輕生,部隊文化和預防機制的矛盾失能
服從與紀律雖是任何軍事組織的首要目標,但遇上人力短缺、工作量過重衍生的不合理情況時,軍人往往有苦難言(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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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外圍的哨站,軍營內的寢室、曬衣間、大樹下⋯⋯2024年4月剛結束,全台已有16名職業軍人試圖自傷,最終13人不治,他們各自因為工作壓力或個人困境選擇絕路。

國防部自2016年起宣示「零自傷」目標,至今仍累積134人死亡。當國家需要軍隊,軍隊卻和人權衝突時,這群護國者如何被更好地對待?《報導者》與曾經投身軍旅的特約記者合作,接觸多名基層軍官,重現外界無法窺探的高壓、封閉、過勞現場,看見國軍的心理輔導制度為何失能。

時鐘分針剛落在早上5點半,全台軍營如常奏響了「起床號」,隨小號聲開始迴盪營區,職業軍人吳信諺(化名)反射性從睡眠中驚醒,準備起身點名的他暗自心想,今天又要被工作淹沒。

結束每日晨跑後,吳信諺理應繼續參加部隊訓練,但繁重的文書作業讓他抽不了身,他必須在辦公桌和各個處室間穿梭,準備資料、參加會議、填寫報告,偶爾上級會臨時交辦業務,吳信諺常為此加班到晚上12點,可用時間與工作量總是不成正比。

身為軍校畢業的「正期班
意指就讀「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五所等同大學學歷的軍校,並成功畢業服役者,在部隊中常被視為「血統純正」。
」,吳信諺一入伍就擔任軍官,得管理約百名基層弟兄,同樣來自正期班的上級也期待吳信諺以身作則,用嚴格標準審視他的言行。吳信諺被夾在官兵與幹部之間,即使交到手上的任務再困難、陌生,他仍會獨自摸索,「深怕出錯或無法準時交差」。

工作壓力侵蝕著吳信諺的身心,令他長期失眠;每次收假回部隊報到前,吳信諺總陷入嚴重焦慮,曾在工作時因緊張呼吸困難、兩眼發黑。服役近一年不見好轉,飽受困擾的吳信諺決定向連隊幹部求助,他先與直屬長官晤談,接著被送到國軍「心理衛生中心」接受專業諮商。

除了開始諮商,吳信諺的身心狀況也被同步上報到連隊所屬的軍團會議。當天高階軍官排排坐,由各部隊的負責人報告正接受輔導的多名個案近況,再讓將軍級的軍團指揮官決議後續處理。

吳信諺還記得會議結束後,他是如此得知結果:「我的直屬長官打電話給心輔員,當時我在場,他們開擴音讓我一起聽。軍團指揮官說要留人,能留就盡量留,看他(吳信諺)要不要先調去其他單位調適,反正指揮官希望他留下來。」

又過了一陣子,待吳信諺結束諮商課程,這位軍團指揮官更前往營區當面和他討論調職。最後吳信諺接受指揮官提案,先到其他單位轉換心情,倘若未來還是不適應,狀況未改善,再進一步去國軍醫院的身心科就診,評估是否需停止服役。至少,現在吳信諺總算得到喘口氣的機會。

吳信諺主動開口求援,也遇到有意願幫忙的上級,兩項條件相符,他才能暫時脫離壓力,但並非所有陷入困境的國軍弟兄都如此幸運。

今年(2024)上半年仍未結束,截至5月7日止,國軍已連續發生16起自傷事件,共13人死亡。

缺少心輔專業、更沒時間深談⋯⋯三級防處的基層困境
今年3月1日,戍守總統府的「天下第一營」憲兵211營,一名年僅21歲的古姓士兵在站哨時持槍自戕。事後媒體披露該部隊內部班表,疑似因基層人力不足,古男不僅在案發前被迫加班「站二歇二
全副武裝站哨2小時,接著休息2小時,再繼續武裝站哨2小時。
」,部隊甚至以假班表應付上級監督,造成他為壓力輕生。

由於軍中屢傳自傷案件,國防部長邱國正日前多次赴立法院質詢時表示,將調整兵力符合勤務,且依法懲處造假者的同時,不會怪罪基層幹部:「還是要幫他,找出什麼原因讓他出此下策?」邱國正強調,國軍已長期推動「心理輔導三級防處」,希望官兵可以多加依賴。

邱國正近日不斷提及的「三級防處」制度自1999年起上路,共分為全體軍官和士兵負責的「初級發掘預防」,由心輔人員介入的「二級專業輔導」,以及轉送醫院治療的最後一步「三級醫療處遇」。國軍也呼籲全體同袍「人人都是自殺防治守門人」,要求官兵積極關心彼此,共同進行預防工作。

然而軍中職場第一線,預防始終難以落實。正在某部隊服役的輔導長
官階僅次於連長、副連長的基層連隊幹部,負責關懷與監督士兵作息,是國軍心理輔導「初級預防」的重要節點。
林宥辰(化名)向《報導者》透露:「其實按規定,不只有POA
輔導長的台語說法,又稱輔仔。
要晤談官兵,連級幹部都要;但連長不想、副連長會覺得這不是他的事情,他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讓我去處理就好。」林宥辰一人扛起百人的心理健康,工作量過多,最後他和同袍雙方都無暇進行晤談。

林宥辰舉例,基層官兵白天接受戰鬥訓練,非操課時間得輪班站哨,還需各自負責人事、情報、後勤等業務,他也長期困於文書工作,或經常前往不同單位開會。林宥辰表示,若部隊參加「漢光演習」、「聯勇操演」等大型演訓,動輒數個月期間,人力都得投入任務中,要完成連隊所有士兵的晤談更是難如登天。

軍隊高強度、高封閉性的職場環境讓林宥辰在「不干擾官兵訓練和休息」的原則下,很難找到空閒時段向同袍進行晤談,他只能選擇變通,多趁著陪同站哨、一起執行勤務時和弟兄們「聊天」,趁機了解對方近期身心狀況,完成他身為輔導長的職責。

若官兵的確有心輔需求,部分人會在「大兵週記
正式名稱「軍旅手札」,是基層官兵用來抒發心情、陳情問題的作文簿,每週須寫一篇,並交由連隊的輔導長或其他長官批改。
」留言向幹部們反映困擾,或在「心輔量表」填上較高分數傳達求助訊息。林宥辰強調,只要他發現官兵主動伸手,就會排除萬難去關心對方;不過特地抽空晤談後,他還必須將同袍近況一一建檔回報,又再度埋身文件海。

2020年一名柳姓班長被長官長期霸凌,最後於營區輕生,事後監察院發起調查,並統計10年間的國軍自傷案件原因,其中約3成為感情因素,個人價值、工作壓力與適應問題則各占1成。

在林宥辰的實務經驗中,由年齡、階級而生的差異,也是他擔任初級預防人員的常見難題:

「連上很多人有家庭有小孩,很多人的年紀都大我一輪,有時候他們會因為財務、夫妻感情這類型的問題,心情不好來找我聊天,當下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應,我自己根本沒有相關經驗,沒有立場輔導或給建議,我只能聆聽或分享一些故事開導他們。」
人力不足的惡性循環,監察院報告指國軍心輔機制流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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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與刻苦耐勞如何取得平衡,已成為當代軍隊管理的兩難(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心理健康與刻苦耐勞如何取得平衡,已成為當代軍隊管理的兩難(圖非文中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當《報導者》接觸林宥辰和另一位同在基層部隊擔任輔導長的阿盛(化名),兩人皆坦言,儘管他們被賦予「輔導」職責,但多數輔導長並非心輔、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眾人不具備專業執照,當連上同袍有需求時,他們未必能給予實質協助。

近期軍中頻傳自傷案件後,國防部送交立法院的報告便揭露,國軍內部共155人具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專業證照,且其中僅69人擔任心輔職務,8人於軍校任教,63人為各級政戰主管相關職務。

立委吳思瑤於質詢時進一步指出,以國軍初估約16萬人計算,「具專業證照的專任心輔人員」與全體人員比僅為1:2318,意即1名專業人員要照顧2,318名官兵。吳思瑤也揭露,近5年國軍已遂、未遂的自殺通報人數達158人,僅11人事前曾進入輔導機制。邱國正則回覆,確實不足,將在2個月內提出檢討報告。

為避免輔導長「初級防處」流於形式,目前國軍於全台7處設置「地區心衛中心」,開放輔導長上門諮詢,協助轉介個案諮商,近年也延長軍校相關科系的受訓期,定期開辦職場講座,並由專業人員為基層軍官辦理研習。

只是,阿盛雖已參與過多場心輔研習,他仍不認為自己具備專業技能與知識,尤其心輔是攸關救命的工作:

「正確的輔導應該要交給專業的人,在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考到國家認可證照的情況下,哪怕我們(指輔導長等基層軍官)受再多訓,都是趕鴨子上架,誤人子弟。」

阿盛曾向所屬部隊申請心輔證照培訓,希望考取專業資格,最後上級因「部隊人力不足」拒絕他的要求。想助人卻無能為力,目前阿盛只要發現同袍情緒不穩,就會直接轉介給地區心衛中心,確保「人員安全大於一切」。

「把需要幫助的人,帶到可以幫助他的人面前,他們才有辦法受到相對應的幫助。可是上面也會來督導進度,我要處理的資料就變多,這又會陷入惡性循環,因為時間要拿去做資料,我能做的事就愈來愈少⋯⋯。」

至於把個案往上送,由負責「二級專業輔導」的心輔官接手,下一步該如何協助?其實情況也不一定好轉,前心輔官于子堯曾遇過一名上級,不斷要求他將輔導績效數據化,進而影響了于子堯的工作與輔導成果。他認為,部分高層仍未理解心輔工作的重要性。

國軍官兵的自傷情況並非突然惡化,駐紮桃園的陸軍269旅於2019中至2020年初,短短7個月間發生3起官兵自殺事件。隨後監察委員王美玉、趙永清主動發起調查,他們發現,其中兩人的死因來自軍隊充滿斥責的管理文化與不當行為。

例如死者謝姓中士長期被長官怒罵,他生前早已接受身心狀況評量,屬於「需中高度關懷群」,但上級單位未確實告知亡者所屬部隊的基層主管,也未進行重複檢查,後續更無相關輔導與追蹤,才釀出憾事。案發當天,謝姓中士在部隊的LINE群組中留言「大家對不起,我成為大家的負擔了」,隨後自焚身亡。

而269旅轄下有多個連隊,涉案某部隊在一名積極協助同袍的朱姓輔導長就任前,因為幹部流動頻繁,長達2年時間沒有固定輔導長,多由較資深的軍士官兼任。監察院報告對此作結:「國軍心輔工作流於形式,甚至沒有落實。」

「沒有出事,就是心輔工作最好的績效,」于子堯感嘆,當年不論他如何向上級解釋,對方始終不看重心輔人員的專業,直到于子堯轉調其他部隊,舊單位接著發生多起自傷案,那位指揮官才終於明白。

以部隊為重?以人為主?領導與輔導的身分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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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講求階級,才能使命令準確執行,個人必須配合團體行動,必要時還得犧牲個人權益,易使基層官兵產生挫敗感。(攝影/陳曉威)
軍隊講求階級,才能使命令準確執行,個人必須配合團體行動,必要時還得犧牲個人權益,易使基層官兵產生挫敗感。(攝影/陳曉威)

飽受工作壓力所苦的吳信諺調離職位後,卻緊接著被新單位的同袍側目。在指揮官允諾的調適期裡,他被貼上「關懷人員」標籤,遭受許多酸言酸語,令吳信諺的內心更加煎熬:「我調到新單位後,舊單位的軍官罵我沒道義,把業務丟下人就跑了,基層阿兵哥也都說,我調單位是去找爽。」

調職後重新適應職場,曾有不熟的幕僚直接問吳信諺「什麼時候要去住院?」還有另一名學長嗆他:「如果我是指揮官,不會給你這段適應期,會直接把你丟去精神科。」

回憶起被質疑的當下,吳信諺陷入憂鬱:

「看病是我個人的隱私,要不要住院也是醫生評估,憑什麼問這個問題,甚至語氣很沒禮貌。如果今天我說要去住院,他們是不是又要說我裝瘋賣傻,拖累他們呢?」

前心輔官于子堯表示,接受輔導的個案回歸部隊,「想完全不留紀錄不太可能,」他基於保護案主的立場,都會依照案主意願,「不方便讓長官知道的晤談內容,就不會寫進輔導紀錄。」不過軍隊環境特殊,于子堯也會請對方自行權衡,某些必要資訊若不讓直屬長官了解,雙方就無法一起解決問題。

由於擔任輔導長、心輔官等職位的軍官多半得肩負「政治作戰
我國的「政戰」體系為前總統蔣介石仿效前蘇聯設立,在軍中設置「黨」代表,加強軍隊與黨的聯繫,要求軍隊對黨忠誠。隨著台灣解嚴、軍隊國家化,政戰人員已不再強制具有國民黨籍。
」任務,政戰包含對外進行文宣、民事服務,對內則是心理輔導、保密防諜、監察等業務,他們既要關心同袍,又得監督軍隊運作,其職責更顯衝突。

軍中輔導工作的保密性,以及個案與組織間屢發衝突,是「三級防處」相關人員的長期難題。國防大學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嚴巧珊著論文分析,軍隊追求任務順利,個人必須配合團體行動,必要時還需犧牲個人權益滿足團體要求,因此軍隊會透過階級、權力關係,定義組織內每個人的角色,進而使成員服從,形成團隊意識。

何謂階級與服從?一位擔任幕僚職的軍官向《報導者》說明,向上級反映通常不被認可,還要負責很多超出本分的工作,「沒做好會被罵,做好了,其他人又覺得理所當然,當然大家也不敢向上反映,因為主管就是壓力來源。」他說,部隊文化易使官兵產生挫敗感,基層通常選擇自行消化或向友人傾訴。

於是回到「人」身上,嚴巧珊發現軍隊內的社會工作者面臨與外界不同的巨大矛盾:

「同為軍人與輔導者,心輔官常在軍事使命與專業倫理價值中拉扯。到底是要先關注個案個別需求,還是軍隊一致性的訓練要求,總是出現兩難。」

嚴巧珊認為,加強軍中領導者的心輔教育,使他們了解相關知識,是改善軍隊環境的第一步。

吳信諺也透露,心輔官在諮商中其實同意他前往軍醫院看診,指揮官卻越過專業流程,直接找他協商「先調職就好」,如今調職後未給予適合配套,最終讓吳信諺大失所望,被迫繼續承受壓力與謾罵。

前軍醫的沉痛告白:全控機構的文化讓情緒難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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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專門收治身心與精神科患者,國防部「國軍自殺防治中心」也設立於北投分院內。(攝影/陳曉威)
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專門收治身心與精神科患者,國防部「國軍自殺防治中心」也設立於北投分院內。(攝影/陳曉威)

負責初級預防的基層軍官有志難伸,二級輔導淪為夾心餅乾,走到第三級「醫療處遇」時,個案大多直接以「停役」處理──這是前軍醫張廷碩的實際經驗。張廷碩剛於2023年退伍,過去在俗稱「八么八(818)」的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精神科任職多年。

看遍無數同袍求助,張廷碩發現軍隊的封閉性是最常見壓力源:「如果是普通工作,至少晚上能回家,還有假日可以放鬆,週一上班前開始煩惱就好,軍隊身為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
由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專有名詞,意指完全封閉,與外部社會脫節,且管理者完全掌控其成員的特定組織,例如軍隊、監獄、精神病院等等。
,卻是24小時影響著軍人們的身心。

張廷碩舉例,一名官兵的痛苦可能來自工作過重、長官的不諒解甚至欺壓,這些等待協助的官兵平日住在軍營,難得假日還要定期向長官進行「安全回報」,不間斷地和壓力共處,再加上軍人多半習慣忍耐,不擅長求助,於是情緒沒有任何出口。

從監察院調查269旅多起自殺事件的報告中也可見,一名亡者黃姓中尉接任「保養排」排長前,該職位已懸缺9個月,到職時無人協助交接,黃姓中尉必須必須獨自清點裝備,擬定維修保養的流程。他常為此深夜加班,被監視器拍到靠機能飲料提神,也曾經凌晨剛就寢,一早5點50分還得帶領士兵做體能訓練。

由於過勞,黃姓中尉被屬下質疑缺乏能力,眾人態度從配合轉而霸凌,不願接受黃中尉下達的指令;又因為黃姓中尉無人可用,長官開始指責他的工作績效,落入惡性循環中。監察院報告指出:「他完全處在一個充滿敵意、不友善的工作環境。」

「此時精神科的角色很矛盾,長官怕部隊裡有不適合當兵的人,怕他們影響部隊運作,但也怕我們一出現,就代表軍隊裡有『弱者』需要被治療。」

張廷碩認為,軍隊為了維持強勢、陽剛形象,比起協助,官兵更傾向直接剔除弱者,讓心理輔導成為「圍堵」犯錯者的管道。

張廷碩還記得,14年前仍在基層服役時,同營區有名他不認識的士兵持槍自戕,子彈直接穿過了腦袋。他和另一位軍醫親手扛起癱倒在地、身體仍溫熱的同袍,飛奔著送上救護車,白袍也隨之染紅,「衝往醫院的路上,其實我們知道他一定會死,到院前就失去生命徵象了,我們只能不斷重複急救。」

每位軍人入伍前都必須通過精神與智能稽核,「所以在文件上,他(亡者)是純淨的,沒有任何相關醫療史,」張廷碩說,高層必須找到咎責對象,只好一路向下怪罪,該營區由空軍、憲兵共用,死者則是憲兵成員,所以連帶被懲處的空軍軍官非常不服氣,一直抱怨「大兵週記又不是我改的,為什麼我要被記過」。

事發後,張廷碩只知道內部流傳是個人因素,也曾有媒體報導和家庭相關,他至今沒有答案。即使後來轉調北投醫院工作,北投醫院又正好是「國軍自殺防治中心」,但每年整理國軍自傷事件時,張廷碩只能收下各部隊傳來的資料,硬著頭皮撰文分析、建檔,無處可施力。

向國外取經:正視心輔專業和管理制度,完善心衛工作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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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軍牧」制度,由不同種族、宗教的軍牧負責聆聽官兵心聲。圖為2009年4月,駐紮於巴格達的美軍官兵,在軍牧主持下進行復活節日出禱告。(攝影/Marko Drobnjakovic/AP Photo/達志影像)
美軍「軍牧」制度,由不同種族、宗教的軍牧負責聆聽官兵心聲。圖為2009年4月,駐紮於巴格達的美軍官兵,在軍牧主持下進行復活節日出禱告。(攝影/Marko Drobnjakovic/AP Photo/達志影像)

面對連年不降的自傷數字,許多軍職人員正投入改善國軍心輔制度,張廷碩表示,軍隊與人權的衝突在各國皆然,以環境相對穩定的美國為例,美軍的做法即是「透明化」。張廷碩於軍醫院服務時同步攻讀學位,目前已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他過去曾試圖分析國軍自傷問題,卻遇上人員數、部隊編制等細節屬於機密,連身為軍醫的他都無法取得資料;美軍則相對公開,方便軍中、民間學者研究,再提出解方。

近年國防大學和國防部政戰訓練中心,不乏有高階軍官向美國取經,他們出版研究論文、赴美受訓的觀察報告建議國軍,可借鑒美軍軍醫的心理衛生系統與隨軍神職人員、俗稱「軍牧」(military chaplain)制度,讓心輔體制「獨立化」和「專業化」。

美軍現行的心輔人員不似國軍由「政戰」兼任,他們皆隸屬軍醫體系,且大部分的臨床心理人員都在軍醫院服務,從外部維護軍中人權,減少「軍人vs.助人者」的職務矛盾。

此外,具宗教信仰的美國人口比例達82%,美軍便設計軍牧制度,由不同種族、宗教的軍牧負責聆聽官兵心聲。此兩項系統的進入門檻極高,心衛工作人員、軍牧必須擁有碩士以上相關學歷,後者還要通過9週軍事訓練才能出任,而在荷蘭、比利時等國也可見軍牧編制。

美軍為各軍種提供「入伍到退伍」的全盤協助,軍方的社區心理諮商中心便固定由專業社工師與臨床心理人員搭配,另有委託專業機構執行的Military OneSource計畫,提供全年無休的電話諮商服務;民間也常見替軍職人員服務的社福組織,甚至有專門報導軍中人權議題的獨立媒體

除了以美國為鑑,立委洪申翰近期提出,國軍心輔機制雖有流程,卻缺乏明確指標,讓外部無法檢驗心輔人員配置是否足夠,他建議國軍仿照衛福部的「護病比」,教育部的「心輔師生比」等既有案例,讓國軍弟兄接受心輔協助的數量明文化。

一年期義務役於今年重新上路
2005年以後出生的男性,未來皆須服兵役一年。
,國軍總兵力預估提升至22萬4千人,洪申翰認為,等到目前剛就讀大學一年級的新生們在4年後陸續畢業、服役,2029年的國軍人數將高達26萬9千人,心輔人力「必須超前部署、預先到位」。

洪申翰表示,國防部應從相關大學系所著手,加強召募義務役的預備軍官及士官,未來替心輔流程聘請外部督導時,也得優先遴選有從軍背景、目前仍在助人領域工作的退役人員。

資深軍官對基層建言:別因壓力否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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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局勢不斷升溫,國軍既面對外來騷擾,內部也面臨新時代的轉型挑戰(圖非文中當事人和單位)。(攝影/陳曉威)
國際局勢不斷升溫,國軍既面對外來騷擾,內部也面臨新時代的轉型挑戰(圖非文中當事人和單位)。(攝影/陳曉威)
「雖然戰場本就是不合理的環境,但當你遇到長官用不合理的要求來『磨練』人時,你能不能思考命令的合理性、不遵守的代價,這很需要自我保護的意識跟經驗。」

海軍中校李孟宣服役超過20年,不僅在實戰部隊、參謀單位都有任職經驗,還曾為軍校教官,輔導官兵適應軍旅生活的經驗豐富。他指出,多數基層國軍弟兄「不善於自我保護」,管理層無法「妥善運用人力」,雙方又因為階級無法溝通,於是官兵對自己的任務往往缺乏認知,只知道該完成命令。

李孟宣說,使命必達的背後是「恐懼」,官兵害怕無法達成要求,等同於違背上級,他們只好長時間加班,忽略自己的感受,最後在高壓下難以思考。李孟宣也遇過類似狀況:「每天早上6點起床後,就提早進辦公室工作,凌晨2點休息是常態。持續了半年多,有天同寢的學弟發現我鬼剃頭
鬼剃頭(圓形禿)是因生活作息不良、壓力過重等緣故影響免疫系統,造成局部毛髮脫落的皮膚病。
,我才注意到身體在發出警訊。」

國軍編制在過去10年不斷縮減,目前台海局勢卻急轉直下,國防壓力驟升,讓李孟宣感到「人員比以前少,任務又比以前多」,許多長官還留著舊思維,希望凡事兼顧,不願研擬合理的任務分配。李孟宣舉例,曾有長官希望募兵解決人力短缺,卻命令業務本已過重的軍官再去負責募兵。

大量軍官被基層到高層的僵化心態夾在中間,只好選擇提前退伍,於是惡性循環更加嚴重。李孟宣認為,當所有人的工作量都趨近飽和,若上級又指派新任務,容易出現「可憐人欺負可憐人」的情況,因為上級會優先分給任務完成度高、不會推託的部屬,部屬也會依照此原則,再往下交辦,因此「工作分配不均」、「能者過勞」的情況在軍中屢見不鮮。

談完部隊現況,李孟宣露出了苦澀微笑,他仍相信,若國軍改善人力分配,也為軍人提供合理支持,「國軍仍舊可以待,軍人這個職業是可以幹的,」他期待這一天到來。

但在此之前呢?他淡淡形容:「『武官不怕死
出自《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傳說宋高宗曾詢問麾下名將岳飛,天下何時可太平?岳飛回應,「只要文臣不貪財、武臣不畏死,則天下就太平了」。
』不等於想去死,犧牲奉獻不是用來情緒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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