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天（化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警察局，一邊清查贓物，一邊按捺住嘔吐感。幾小時前，他與同伴正經歷一場槍戰。

儘管槍戰已經結束，阿天還是無法開口說話。在現場時，他的手腳止不住地一直顫抖，或許是面對著歹徒槍口下的恐懼──若非對方上膛的手槍卡彈，否則現在倒下的應該就是自己？還沒整理完情緒，阿天就要趕緊打起精神面對媒體，他心想：「現今媒體一定要最直接、最寫實的內容，不要讓長官去扛這些，我選擇自己來解釋案發經過。」

這是他從警6年來第一次開槍，對象是一名盤查車輛時偶然撞見的通緝犯。槍戰過後，嫌犯被送往醫院，不久學長帶回來消息，通緝犯被擊斃了。「我們那時候就想說，完蛋了，要賠更多了！」顧不了尚未平復的身心，他當下最擔心的是賠償問題。與同伴一同前往往生室，做完簡易的筆錄後，他們再次回到警局，之後確定嫌犯是被阿天的彈道擊斃。經歷一年的司法程序後，最終皆獲不起訴。

「開始諮商前，我就都會做惡夢，夢到被歹徒狂開槍，開到死那種，不然就是被拿刀砍。」

他如此向諮商師形容自己的狀況。雖然持續做著惡夢，但除此外生活如常，因此當惡夢次數減少之後，他也像同事一樣停止諮商。

「我們太多同事看到跳樓啊、還有車禍，大體整個支離破碎。其實都會對身心造成影響，可是學長都覺得說，那只是看不夠多、你的膽識不夠什麼的，」阿天苦笑道。或許是因為警察「不可以怕」，或許是因為「勇警」標籤，也可能只是因為這是第一次開槍，反正惡夢次數已經減少了，「應該就是一般日常被嚇到，可能過一陣子就好了」，他這麼告訴自己。

兩個月後，當阿天再次出去巡邏時，更多的異狀開始浮現。「我那時候看到跟嫌犯同款的車子，我會嚇一跳，就是會抖一下，怎麼這台車又在這邊？」不只是同款車子，若是被盤查車輛的人晚一點下車，他的右手會止不住顫抖，心裡也會開始恐慌。儘管覺得自己的反應奇怪，但總是因為過一陣子就沒事了，沒有太過在意，就這樣渾然不覺的，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多年來警察因執法太過軟弱，被人詬病，阿天與同事當場擊斃通緝犯的這次事件，無疑給當時士氣低迷的警界注入一劑強心針。不只執法強度備受肯定，媒體強力播放「擊斃移動軍火庫」、「冒死槍戰」等新聞，讓高層也十分讚賞阿天和同事的表現，委託專業團隊精心製作的紀錄片，將其塑造成有如電影中冒險犯難、為民除害的英雄。

現實的職場中，他們更獲得極大的肯定與榮耀。在確認司法程序不起訴後，警匪槍戰隔年，阿天「破格」陞職──普通員警大約要花 15 年的時間才能晉升的官階，他僅花不到一半的時間就達成。

表揚會議那天，再度播放著當天英勇浴血的場面。會後，阿天走進車站準備搭車返家，卻發現眼前指標的字變模糊，突然喪失了方向感。放假後的第一天上班，阿天做著打靶射擊，明明是最熟悉、每天都在碰的槍枝，卻突然不會操作了；當下的他慌了，但沒有將異狀告訴任何人，僅僅只是跟訓練教官說身體有些不適，就先行結束那次訓練。一天後，他的世界陷入混亂。

「我生活沒辦法自理了⋯⋯還可以騎車去公司，但是沒辦法思考，我沒辦法跟同事溝通。他們那時候一直要跟我講話，我都不理他們，可是我以為有在跟他們講話⋯⋯。」

每天都要接觸的同事、長官，被大腦的保護機制自動隔絕在外，像是一道幻影。

宛如靈魂和肉體分離，他可以聽到電視播放著新聞，但他覺得那聲音很煩；他以為自己吃過飯，但錢包仍是滿的，也不記得味道。他開始無法控制自己的任何行為，更要命的是，一股憤怒情緒無處可洩，他只能重複做出傷害自己的舉動。

「怎麼會那麼痛苦？」阿天每天都會這樣問自己，「我會一直拿戒指刮自己的手，可是都沒感覺，然後我也會拿警棍，一直敲自己的腳，覺得怎麼不會痛。」上廁所時，看著外面的大樓，他開始思考要從哪座大樓往下跳，才不會壓到人。同事們看著他，每天都站在陽台，呈倒L型往下探頭，「會不會循序漸進，到最後真的去做？真的去跳樓？」阿天自問。

儘管同事、上司想要幫助他，再次為他找來朱悅瑜心理師，但阿天形容：「那時候坐在（諮商室）裡面很慌，我不知道要幹嘛這樣子，就朝著門這樣坐。」他把自己包裹得很緊，拒絕溝通，一看到諮商師就只想逃避她的視線。

「阿天的狀況可能是延遲發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朱悅瑜說，因為每個人的創傷出現時間不同，可能是因為破格會議播放的影片，喚起阿天想要遺忘的事物，再次引出壓抑的創傷，所以症狀才會在一年後出現。與當時的阿天對話時，她發現過往陽光開朗的阿天，變成「魂不守舍」。

「剛好隔天他休假，他告訴我他有傷害自己的計畫，」朱悅瑜形容著當下的狀況變得非常緊急，聽到後，她趕緊告知阿天隊上的關老師，隊上也趕緊聯絡阿天的家人與女友來陪他，不能讓阿天自己一人待著，太過危險了。

之後，阿天勤務也被調整，多為值班幹部或是備勤，並且不能配槍。阿天提到：「他們就覺得我應該頭腦破掉了、生病了，不能碰槍。同事跟我說，你就穿好制服坐在旁邊，所以我就乖乖制服穿好，坐在他們旁邊。」然而某日，阿天出手搶了同事的配槍，憑藉著對於槍枝的熟悉，他裝起了子彈，作勢要往自己身上擊發，同事見狀後趕緊搶回。

身體就像是一道牆，隔絕掉他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儘管女友跟家人都在身邊陪自己，但阿天仍感覺到孤獨。那時候的他覺得家人與女朋友都死了，他形容：「那時候大腦跟我講，他們都死了，所以我那時候覺得活著幹嘛？只剩我一個人。」

「人為什麼像空殼一樣活著？」

某天當阿天輪休在家，毫無希望地躺在床上，突然，無法思考的腦袋，出現了這一句話。他隨即把這幾個字鍵入Google搜尋頁面，「那時候就出現關於憂鬱症、躁鬱症，還有恐慌症的文章，我看到那些關鍵字，突然醒來了，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病了。我當下很開心，哭著打給我們長官、隊長講自己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阿天除了打給長官，也趕緊打給女友，要她先到家裡陪自己，「其實當天晚上我又不行了，我跟女友說『欸我狀況又不對了，可是我現在可以講話』。」差點在創傷經驗中滅頂的他，彷彿緊緊抓著猶如浮木的「病識感」，奮力求生。

目睹阿天情況惡化的女友，因為信仰基督教的緣故，帶著教會牧師與朋友來到家裡，阿天起初也覺得他們是假的，直到一字一句跟著牧師禱告完，「我就突然覺得活過來了，我身體又有溫度了！」他的靈魂好像又回到身體，似乎有人懂得糾纏在他內心深處深層的恐懼：他害怕開過槍、他害怕打死人面臨後續的咎責與賠償、害怕自己太年輕就要當小隊長，甚至他也害怕繼續夢見被狂開槍打到死⋯⋯。

阿天開始積極接受諮商，以一個月2次的頻率，持續了數月。在諮商過程中，心理師會引導他說出不舒服的感覺，以及解釋情緒帶來的意義，也會讓他記錄下發作時的事件與情境。每一次的回顧與紀錄，也讓阿天省思，「除了認識自己之外，也讓我審視過去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主動求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是礙於身分關係，警察很少求助。再來，創傷的成因往往非常複雜，但有時創傷的發生，只需要一張面孔的烙印。朱悅瑜回憶：「阿天那時候提到，他作夢都會夢到歹徒的臉，那張非常兇狠的臉。」

回看生病的原因，預料之外的近距離駁火、後續賠償的恐懼，全都被阿天壓抑下來，因為開槍後有一連串的程序要走。阿天提到，當初第一時間面對媒體，其實也是種壓力，因為沒人教他們怎麼做。

「不要再讓我們第一線面對完那種突發狀況之後，還要去面對媒體，就算要，你也要教我們怎麼去面對，」他語重心長地說。

升職的壓力，也讓阿天的日常充滿學長酸言酸語：「這又沒什麼，就給你破格，那我們這個（以前經歷的大風大浪）算什麼？」、「只是（警察）日常生活做的事情，還給人家拿錢」⋯⋯連警友會授與他獎金都被批評。

阿天無奈地說，「有一個嘴巴很壞的學長，一直在我耳朵講這些話，我自己是想，會不會因此把我搞得有點崩潰，可是如果是這樣，也太弱了吧？所以一直不太敢去承認這件事情。」

幸運地，靠著諮商以及信仰，阿天的痛苦被發現、理解後，經過自己的努力與周遭親友的承接，終於走上復原的路。但若阿天沒有自救？或是被漏接了呢？

「如果那時候沒清醒（在Google鍵入關鍵字），我覺得自己可能變成像鄭捷那樣子，」阿天這樣推斷。當時的他出勤時，總會覺得自己的情緒變得非常衝、非常暴躁，想著「如果等等遇到不配合的，要怎麼『處理』他」。

儘管暴躁的情緒在自己一個人待著時會消退，但是當獨處時就會非常低落、難過，甚至變得很憂鬱。阿天回想起來，也覺得心有餘悸，因為他差點就要成為傷害別人的人：「我想說會不會最慘就是自己要死，死不了，結果變成去做壞事這樣⋯⋯」

警察的心理問題不僅關乎個人困境，若是一時情緒不穩，極有可能對人民「報復性執法」。當執法者的暴力行徑出現時，殺傷力往往非常大，引動的衝擊也會對整體社會持續造成影響，重傷警民之間的信任關係。近年發生的警方執法過當事件包括：中和警察壓制無照駕車少年後扯髮踹頭、中壢警察對女音樂老師大外割、三重警察暴打民眾等，背後的原因可能源於長期的績效、勤務要求，出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過往在陳抗事件的衝突現場中，如324行政院鎮壓事件警方施暴帶給人民的創傷，更是久久難以平復。

再者，強大公權力賦予身心狀況不穩的警察時，因其配有殺傷力極大的「手槍」，槍口可能面向的就是自己。今年迄今，已經發生6起警察自殺事件，過去10年來，平均每年至少5名警察自殺身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持槍自戕。

從對外面對民眾，到對內面對自己，這些憾事，無論是出於勤務、感情、健康、突發事件帶來的衝擊等等，都跟心理健康離不開關係。阿天幸運地靠著運作得宜的警察心輔機制，與自己的意志，能走出死蔭幽谷，背後有賴多重的條件。

首先是單位主管意識非常高，由於處理過類似事件，所以對於在重大事件後警員的心境變化，特別關注。阿天提到，「長官是從基層幹起來，所以滿了解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我那時候也有被他們駕著去收驚。」

在阿天所在的縣市，對於警員心理輔導的資源，全部警員加起來，一個月總共只有4次委外專業諮商補助。但因長官、主管都有意識，而且阿天的狀況屬於重大個案，因此整個行政流程才得以一路「開綠燈」。

長期協助處理、轉介阿天的同事就提到：「我們評估阿天的狀況明顯不能拖，所以我跟我的主管申請經費，因為我們是獨立機關，可以挪用自己單位的經費來給阿天做諮商，那時候頻率是一個星期一次。」

阿天的機關屬於性質較特殊的獨立單位，甚至每年都會派人到國外學習有關警察的新資訊，因此知道近幾年國外特別重視警察的心理機制。該單位也不似派出所繁忙，所以會有比較多時間關照員警情緒。「派出所真的太忙，他們每天要面對的人事物真的太多，我覺得他們可能都沒辦法去處理自己的情緒⋯⋯」阿天指出派出所同仁的困境。

有次他回到之前待的派出所，將自己「頭腦破掉」的失常狀況告訴一位學長，但學長卻非常驚訝地回覆，「你怎麼敢跟我講這件事情？」原來學長長期也被情緒所苦，需要靠藥物才能入睡，縱然渴望抒發，卻礙於派出所高壓環境只得獨自承受。

在同樣有著共同經驗的阿天面前，學長才好似終於能卸下武裝已久的心防，忍不住掉淚。阿天建議他去諮商，「但可能真的是學長年紀比較大，覺得面子掛不住吧！」想起學長也曾有在第一線奮勇持槍與歹徒對峙、中彈負傷的傳奇──就像現在的他被長官民眾津津樂道的事蹟，而今個人Facebook上卻充斥著交代後事的灰色想法，阿天深深陷入無語的嘆息。

在堅毅陽剛的藍色制服底下，還有多少不足外人道的脆弱與暗影？除了阿天所在單位的特殊性，整體制度是如何回應警察的心理困境？又是什麼因素，使深陷心理低潮的警察發不出求助訊號？在本專題的心輔篇，我們透過詳細的調查、訪談與分析，正視「警察精神危機」的嚴峻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