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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警服下的掙扎

創傷篇

開槍打死歹徒後,我的世界徹底崩解──一位警察走過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告白

阿天在驚險槍戰中擊斃歹徒的事蹟,曾被以「勇警」稱頌,然而他的身心卻受到嚴重影響,踏上自我察覺與復原之路。(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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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人們理所當然期待警察──這群承平狀態下唯一可以合法持有武器、動用強制力的群體,達成一切危險、艱難的任務。警察的藍色制服背負著陽剛包袱,至於任務過程中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我們普遍不會得知,亦不會意識到,警察也是人,當遭遇日常生活之外的極端經驗後,帶來的後果常常是毀滅性的。

本文透過一位幾年前經歷激烈警匪槍戰現場的警察,真實道來走過死蔭幽谷的歷程,具體而微反映出制服與標籤底下的心理創傷,以及如何找尋復原的方向。由於其為現職警察,為保護工作隱私,以下報導以匿名與去識別化處理。

阿天(化名)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警察局,一邊清查贓物,一邊按捺住嘔吐感。幾小時前,他與同伴正經歷一場槍戰。

儘管槍戰已經結束,阿天還是無法開口說話。在現場時,他的手腳止不住地一直顫抖,或許是面對著歹徒槍口下的恐懼──若非對方上膛的手槍卡彈,否則現在倒下的應該就是自己?還沒整理完情緒,阿天就要趕緊打起精神面對媒體,他心想:「現今媒體一定要最直接、最寫實的內容,不要讓長官去扛這些,我選擇自己來解釋案發經過。」

這是他從警6年來第一次開槍,對象是一名盤查車輛時偶然撞見的通緝犯。槍戰過後,嫌犯被送往醫院,不久學長帶回來消息,通緝犯被擊斃了。「我們那時候就想說,完蛋了,要賠更多了!」顧不了尚未平復的身心,他當下最擔心的是賠償問題。與同伴一同前往往生室,做完簡易的筆錄後,他們再次回到警局,之後確定嫌犯是被阿天的彈道擊斃。經歷一年的司法程序後,最終皆獲不起訴。

阿天和同事如此擔心的原因,其實是因為長期以來,警察用槍的後果,通常要「自負」,輕則要寫報告呈報上級;重則要面對被嫌犯提告、檢察官起訴、上法院面對是否有罪。(註)
近年代表案例包括:
2013年,台北市萬華分局員警張景義,為了逮捕拒絕接受調查,並在西門町開車衝撞的黎姓歹徒,因而開槍。原先張景義瞄準黎嫌車子輪胎,但子彈卻打偏,穿過擋風玻璃,擊中黎嫌腹部,造成死亡。張景義被依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歷經6年漫長的司法訴訟過程,最後於2019年才無罪定讞。 2014年,桃園市楊梅分局警員葉驥,在攔查竊盜通緝犯羅文昌時,由於羅文昌拒捕且企圖倒車逃逸,葉驥見情況緊急,朝羅文昌連開三槍,致其身亡。法院認為因為嫌犯倒車行為,對葉驥沒有不法侵害。葉驥連開三槍,逾越「必要程度」,最後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刑6個月,並判需對死者國賠150萬。 2015年,桃園市楊梅分局警員劉政國,在追捕贓車時,疑似因嫌犯駕駛的車輛向前滑動,造成劉政國誤判駕駛要開車逃逸,因此選擇開槍,但卻不慎擊中坐在副座的徐姓少年,導致其死亡。 劉政國最後被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刑5個月。 2017年,外籍移工阮國非疑似因吸毒後精神恍惚,破壞他人車輛。新竹縣竹北分局警員陳崇文,接獲報案後前往查看。現場嫌犯拒捕,並企圖奪取警車,陳崇文為避免嫌犯開啟警車車門,朝阮國非下身連開9槍,阮男送醫後不治。法官認為陳男12秒內,連開9槍,且認為開槍當下,阮男已經無傷害他人的行為,並且只有開啟駕駛座車門,警員當下無「立即危險」。法院認為陳男開槍不符合比例原則,以過失致死罪判處陳崇文8個月有期徒刑,緩刑3年。
警察「大膽用槍」的緊箍咒:《警械使用條例》

《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的7種情況下,警察才得以用槍;然而即使符合第4條的要件,第6條規定「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仍可能讓警察因用槍而涉入刑責。在「必要程度」的緊箍咒中,陸續發生警察因使用槍枝而遭到起訴、判刑入罪的案例。 2019年嘉義市台鐵殺警案後,《警械使用條例》修法呼聲不斷,但當新聞熱度一過就沒下文。3年過去,2022年8月,兩名台南警察被殺後,《警械使用條例》以極快的速度通過修法。根據內政部新聞稿,2022年9月30日通過的修正條文中,包括增加警械使用的彈性、增設「警械使用調查小組」、使用警械適用《國家賠償法》,以及最重要的「使用槍械射擊時機明確化」。

我說我沒事,是因為警察「不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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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歹徒、警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告白
警察這份工作面對意外現場如家常便飯,開槍後出現惡夢的阿天,和絕大多數同僚一樣,選擇告訴自己要盡快習慣。(攝影/余志偉)
槍戰後不久,當天參與的警察都開始接受警局委託的諮商師心理輔導。台灣首次注意到槍戰現場警察的心理狀態,是在20年前圍捕當時十大槍擊要犯之一藍元昌行動
發生在2001年2月11日台中市,在激烈槍戰中有6名員警中彈受傷,現場發現嫌犯持有AK47衝鋒槍,事後警方還起出左輪手槍5把、子彈594發、達姆彈等強大火力。槍戰後有部分員警對於未能及時掩護,親眼見同仁在面前中彈倒地,深覺內疚、情緒容易緊張、精神無法集中,負責攻堅的維安特勤隊和刑事局幹員有些則籠罩在心理壓力下,失眠難入睡、頻繁惡夢等。
之後,警政署鑑於參與警員的心理壓力揮之不去,聘請專家為58位參與槍戰人員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團體治療
根據前雲林縣警察局局長戴天岳碩士論文《警察在槍戰現場之死亡心態研究》頁60:
為了癒療「O二一一」專案攻堅圍捕槍擊要犯藍○○槍戰員警的心理創傷,警政署於是在苗栗縣西湖渡假村舉行「彩虹營」團體諮商研習會,由署長王進旺率領58位參與槍戰人員,求助師範大學心理諮商教授蕭○等心理專家,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 團體治療。署長表示:警察不是「無敵鐵金剛」,在面臨生死交關的槍戰險境後,往往會產生諸多壓力調適上的後遺症,像容易淪於封閉 、自閉、頭痛、失眠等症候,經常發生在槍戰後半年、甚至數年後,為了早日協助員警走出陰影,警政署破天荒首創槍戰團體諮商。署長希望槍戰人員能透過心理專家從旁協助,讓每個冒險患難身歷槍戰的人員和其家屬,以互動、分享方式說出自己當時感受,把孤獨、陷於無援窘境的心理障礙排除。其中較為特殊的徵狀為刑事局偵○隊幹員小楊,槍戰結束至十多天,經常午夜夢醒,被槍戰當時槍林彈雨、堅守崗位無處可退的情境,驚嚇出一身冷汗,徹夜輾轉難眠,「趴下! 趴下!快叫救護車!」經常出現夢中大聲喊叫。失眠、惡夢、心神不寧、無法正常上班等槍戰後遺症如影隨形,少數負責攻堅的維安特勤隊和刑事局幹員有些仍籠罩在激烈槍戰心理壓力下,無法適當排解(需要心理諮商輔導),但經過團體諮商研習後已有相當效果。
,此後讓參與槍戰警察心理諮商成為一種慣例。
「開始諮商前,我就都會做惡夢,夢到被歹徒狂開槍,開到死那種,不然就是被拿刀砍。」

他如此向諮商師形容自己的狀況。雖然持續做著惡夢,但除此外生活如常,因此當惡夢次數減少之後,他也像同事一樣停止諮商。

「我們太多同事看到跳樓啊、還有車禍,大體整個支離破碎。其實都會對身心造成影響,可是學長都覺得說,那只是看不夠多、你的膽識不夠什麼的,」阿天苦笑道。或許是因為警察「不可以怕」,或許是因為「勇警」標籤,也可能只是因為這是第一次開槍,反正惡夢次數已經減少了,「應該就是一般日常被嚇到,可能過一陣子就好了」,他這麼告訴自己。

什麼是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是指遭遇重大創傷事件後出現的嚴重壓力疾患。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的診斷標準,患者曾目擊、經驗或被迫面對,構成威脅至死亡或身體傷害的事件。經歷之後,出現強烈害怕、無助或恐怖的感受。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患者,也會不斷以回憶或做夢,再度體驗當時創傷事件,引發強烈的心理痛苦或生理反應。

第一次諮商時,諮商師朱悅瑜就已經預告,阿天可能會罹患創傷壓力症候群,因為他的夢境太過瘋狂。「我當下是覺得說哪有可能,我又沒怎麼樣,」阿天苦笑道。朱悅瑜也提醒警局內負責同仁心理輔導的「關老師
1991年9月警政署函頒「各級警察機關心理輔導室設置辦法」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諮商輔導室,因強調秉持「關心、關懷、關愛」的精神,負責該業務者,對外以「關老師」代稱。原本「關老師」隸屬督察室,但督察考核、輔導角色易相衝,同年11月後即改由教育組辦理。
而後警政署委外進行與警察壓力、輔導機制有關的研究後,2004年函頒「內政部警政署辦理員警心理輔導工作計畫」融合關老師制度建立三級防處(事前預防、事中危機處理、事後追蹤)機制,並在2013年稍有更新。
」,要密切注意阿天後面半年的狀況。

兩個月後,當阿天再次出去巡邏時,更多的異狀開始浮現。「我那時候看到跟嫌犯同款的車子,我會嚇一跳,就是會抖一下,怎麼這台車又在這邊?」不只是同款車子,若是被盤查車輛的人晚一點下車,他的右手會止不住顫抖,心裡也會開始恐慌。儘管覺得自己的反應奇怪,但總是因為過一陣子就沒事了,沒有太過在意,就這樣渾然不覺的,度過了一天又一天。

破格晉升的「勇警」形象下,創傷無止盡蔓延

多年來警察因執法太過軟弱,被人詬病,阿天與同事當場擊斃通緝犯的這次事件,無疑給當時士氣低迷的警界注入一劑強心針。不只執法強度備受肯定,媒體強力播放「擊斃移動軍火庫」、「冒死槍戰」等新聞,讓高層也十分讚賞阿天和同事的表現,委託專業團隊精心製作的紀錄片,將其塑造成有如電影中冒險犯難、為民除害的英雄。

現實的職場中,他們更獲得極大的肯定與榮耀。在確認司法程序不起訴後,警匪槍戰隔年,阿天「破格」陞職──普通員警大約要花 15 年的時間才能晉升的官階,他僅花不到一半的時間就達成。

表揚會議那天,再度播放著當天英勇浴血的場面。會後,阿天走進車站準備搭車返家,卻發現眼前指標的字變模糊,突然喪失了方向感。放假後的第一天上班,阿天做著打靶射擊,明明是最熟悉、每天都在碰的槍枝,卻突然不會操作了;當下的他慌了,但沒有將異狀告訴任何人,僅僅只是跟訓練教官說身體有些不適,就先行結束那次訓練。一天後,他的世界陷入混亂。

「我生活沒辦法自理了⋯⋯還可以騎車去公司,但是沒辦法思考,我沒辦法跟同事溝通。他們那時候一直要跟我講話,我都不理他們,可是我以為有在跟他們講話⋯⋯。」

每天都要接觸的同事、長官,被大腦的保護機制自動隔絕在外,像是一道幻影。

宛如靈魂和肉體分離,他可以聽到電視播放著新聞,但他覺得那聲音很煩;他以為自己吃過飯,但錢包仍是滿的,也不記得味道。他開始無法控制自己的任何行為,更要命的是,一股憤怒情緒無處可洩,他只能重複做出傷害自己的舉動。

「怎麼會那麼痛苦?」阿天每天都會這樣問自己,「我會一直拿戒指刮自己的手,可是都沒感覺,然後我也會拿警棍,一直敲自己的腳,覺得怎麼不會痛。」上廁所時,看著外面的大樓,他開始思考要從哪座大樓往下跳,才不會壓到人。同事們看著他,每天都站在陽台,呈倒L型往下探頭,「會不會循序漸進,到最後真的去做?真的去跳樓?」阿天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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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槍擊後到時隔一年出現延遲性創傷,諮商心理師朱悅瑜都在關鍵的時間點協助阿天整理自己的經驗。(攝影/余志偉)

儘管同事、上司想要幫助他,再次為他找來朱悅瑜心理師,但阿天形容:「那時候坐在(諮商室)裡面很慌,我不知道要幹嘛這樣子,就朝著門這樣坐。」他把自己包裹得很緊,拒絕溝通,一看到諮商師就只想逃避她的視線。

「阿天的狀況可能是延遲發作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朱悅瑜說,因為每個人的創傷出現時間不同,可能是因為破格會議播放的影片,喚起阿天想要遺忘的事物,再次引出壓抑的創傷,所以症狀才會在一年後出現。與當時的阿天對話時,她發現過往陽光開朗的阿天,變成「魂不守舍」。

在離自殺最近的時刻,緊握求生的浮木

「剛好隔天他休假,他告訴我他有傷害自己的計畫,」朱悅瑜形容著當下的狀況變得非常緊急,聽到後,她趕緊告知阿天隊上的關老師,隊上也趕緊聯絡阿天的家人與女友來陪他,不能讓阿天自己一人待著,太過危險了。

之後,阿天勤務也被調整,多為值班幹部或是備勤,並且不能配槍。阿天提到:「他們就覺得我應該頭腦破掉了、生病了,不能碰槍。同事跟我說,你就穿好制服坐在旁邊,所以我就乖乖制服穿好,坐在他們旁邊。」然而某日,阿天出手搶了同事的配槍,憑藉著對於槍枝的熟悉,他裝起了子彈,作勢要往自己身上擊發,同事見狀後趕緊搶回。

身體就像是一道牆,隔絕掉他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儘管女友跟家人都在身邊陪自己,但阿天仍感覺到孤獨。那時候的他覺得家人與女朋友都死了,他形容:「那時候大腦跟我講,他們都死了,所以我那時候覺得活著幹嘛?只剩我一個人。」

「人為什麼像空殼一樣活著?」

某天當阿天輪休在家,毫無希望地躺在床上,突然,無法思考的腦袋,出現了這一句話。他隨即把這幾個字鍵入Google搜尋頁面,「那時候就出現關於憂鬱症、躁鬱症,還有恐慌症的文章,我看到那些關鍵字,突然醒來了,意識到自己可能生病了。我當下很開心,哭著打給我們長官、隊長講自己這幾天發生的事情。」

阿天除了打給長官,也趕緊打給女友,要她先到家裡陪自己,「其實當天晚上我又不行了,我跟女友說『欸我狀況又不對了,可是我現在可以講話』。」差點在創傷經驗中滅頂的他,彷彿緊緊抓著猶如浮木的「病識感」,奮力求生。

創傷後的課題:理解與復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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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的痛苦程度曾使阿天想要自殺,偶然出現病識感後,他很快奮力求助。(攝影/余志偉)

目睹阿天情況惡化的女友,因為信仰基督教的緣故,帶著教會牧師與朋友來到家裡,阿天起初也覺得他們是假的,直到一字一句跟著牧師禱告完,「我就突然覺得活過來了,我身體又有溫度了!」他的靈魂好像又回到身體,似乎有人懂得糾纏在他內心深處深層的恐懼:他害怕開過槍、他害怕打死人面臨後續的咎責與賠償、害怕自己太年輕就要當小隊長,甚至他也害怕繼續夢見被狂開槍打到死⋯⋯。

阿天開始積極接受諮商,以一個月2次的頻率,持續了數月。在諮商過程中,心理師會引導他說出不舒服的感覺,以及解釋情緒帶來的意義,也會讓他記錄下發作時的事件與情境。每一次的回顧與紀錄,也讓阿天省思,「除了認識自己之外,也讓我審視過去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主動求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只是礙於身分關係,警察很少求助。再來,創傷的成因往往非常複雜,但有時創傷的發生,只需要一張面孔的烙印。朱悅瑜回憶:「阿天那時候提到,他作夢都會夢到歹徒的臉,那張非常兇狠的臉。」

回看生病的原因,預料之外的近距離駁火、後續賠償的恐懼,全都被阿天壓抑下來,因為開槍後有一連串的程序要走。阿天提到,當初第一時間面對媒體,其實也是種壓力,因為沒人教他們怎麼做。

「不要再讓我們第一線面對完那種突發狀況之後,還要去面對媒體,就算要,你也要教我們怎麼去面對,」他語重心長地說。

升職的壓力,也讓阿天的日常充滿學長酸言酸語:「這又沒什麼,就給你破格,那我們這個(以前經歷的大風大浪)算什麼?」、「只是(警察)日常生活做的事情,還給人家拿錢」⋯⋯連警友會授與他獎金都被批評。

阿天無奈地說,「有一個嘴巴很壞的學長,一直在我耳朵講這些話,我自己是想,會不會因此把我搞得有點崩潰,可是如果是這樣,也太弱了吧?所以一直不太敢去承認這件事情。」

如果當初漏掉任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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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心理問題不僅關乎個人困境,身為執法者的身分也會對整體社會有著深層影響。(攝影/余志偉)

幸運地,靠著諮商以及信仰,阿天的痛苦被發現、理解後,經過自己的努力與周遭親友的承接,終於走上復原的路。但若阿天沒有自救?或是被漏接了呢?

「如果那時候沒清醒(在Google鍵入關鍵字),我覺得自己可能變成像鄭捷那樣子,」阿天這樣推斷。當時的他出勤時,總會覺得自己的情緒變得非常衝、非常暴躁,想著「如果等等遇到不配合的,要怎麼『處理』他」。

儘管暴躁的情緒在自己一個人待著時會消退,但是當獨處時就會非常低落、難過,甚至變得很憂鬱。阿天回想起來,也覺得心有餘悸,因為他差點就要成為傷害別人的人:「我想說會不會最慘就是自己要死,死不了,結果變成去做壞事這樣⋯⋯」

警察的心理問題不僅關乎個人困境,若是一時情緒不穩,極有可能對人民「報復性執法」。當執法者的暴力行徑出現時,殺傷力往往非常大,引動的衝擊也會對整體社會持續造成影響,重傷警民之間的信任關係。近年發生的警方執法過當事件包括:中和警察壓制無照駕車少年後扯髮踹頭中壢警察對女音樂老師大外割三重警察暴打民眾等,背後的原因可能源於長期的績效、勤務要求,出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過往在陳抗事件的衝突現場中,如324行政院鎮壓事件警方施暴帶給人民的創傷,更是久久難以平復。

再者,強大公權力賦予身心狀況不穩的警察時,因其配有殺傷力極大的「手槍」,槍口可能面向的就是自己。今年迄今,已經發生6起警察自殺事件,過去10年來,平均每年至少5名警察自殺身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持槍自戕。

成功走出心理困境,得靠外部條件與資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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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署在各警局設置「關老師」,也提供愛心服務專線欲抒解員警心理壓力,然而使用率不高。各界呼籲應引入更多資源,從制度到個人,協助警界改善心理健康議題。(攝影/古佳立)

從對外面對民眾,到對內面對自己,這些憾事,無論是出於勤務、感情、健康、突發事件帶來的衝擊等等,都跟心理健康離不開關係。阿天幸運地靠著運作得宜的警察心輔機制,與自己的意志,能走出死蔭幽谷,背後有賴多重的條件。

首先是單位主管意識非常高,由於處理過類似事件,所以對於在重大事件後警員的心境變化,特別關注。阿天提到,「長官是從基層幹起來,所以滿了解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我那時候也有被他們駕著去收驚。」

在阿天所在的縣市,對於警員心理輔導的資源,全部警員加起來,一個月總共只有4次委外專業諮商補助。但因長官、主管都有意識,而且阿天的狀況屬於重大個案,因此整個行政流程才得以一路「開綠燈」。

長期協助處理、轉介阿天的同事就提到:「我們評估阿天的狀況明顯不能拖,所以我跟我的主管申請經費,因為我們是獨立機關,可以挪用自己單位的經費來給阿天做諮商,那時候頻率是一個星期一次。」

阿天的機關屬於性質較特殊的獨立單位,甚至每年都會派人到國外學習有關警察的新資訊,因此知道近幾年國外特別重視警察的心理機制。該單位也不似派出所繁忙,所以會有比較多時間關照員警情緒。「派出所真的太忙,他們每天要面對的人事物真的太多,我覺得他們可能都沒辦法去處理自己的情緒⋯⋯」阿天指出派出所同仁的困境。

有次他回到之前待的派出所,將自己「頭腦破掉」的失常狀況告訴一位學長,但學長卻非常驚訝地回覆,「你怎麼敢跟我講這件事情?」原來學長長期也被情緒所苦,需要靠藥物才能入睡,縱然渴望抒發,卻礙於派出所高壓環境只得獨自承受。

在同樣有著共同經驗的阿天面前,學長才好似終於能卸下武裝已久的心防,忍不住掉淚。阿天建議他去諮商,「但可能真的是學長年紀比較大,覺得面子掛不住吧!」想起學長也曾有在第一線奮勇持槍與歹徒對峙、中彈負傷的傳奇──就像現在的他被長官民眾津津樂道的事蹟,而今個人Facebook上卻充斥著交代後事的灰色想法,阿天深深陷入無語的嘆息。

在堅毅陽剛的藍色制服底下,還有多少不足外人道的脆弱與暗影?除了阿天所在單位的特殊性,整體制度是如何回應警察的心理困境?又是什麼因素,使深陷心理低潮的警察發不出求助訊號?在本專題的心輔篇,我們透過詳細的調查、訪談與分析,正視「警察精神危機」的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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