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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燒毀的爸爸遺書——沉默的藍領單爸與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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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儀父親死後,阿嬤照養她基礎的生活,但戶口名簿裡,佳儀成為孤單一人的戶長。過去3年,佳儀努力拋掉心碎的記憶,全力衝刺考試,同時在村裡的冷凍蝦廠打工賺錢,儘管摳門的鄰居老闆吃定她沒人撐腰,時薪只給100元。
去(2017)年,她北上就讀大學,沒參加學校社團,為了省錢,每天下了課,買晚餐回宿舍,待在小空間裡讀書,不曾和同學出遊。她從未向同學吐露自己的出身和爸爸的故事,不讓同學知道有個吸毒和燒炭自殺的父親,希望能走一個和父親截然不同的人生。
但爸爸的身影會時不時地入夢裡。她會想像爸爸走頭無路寫下遺書的無助,但她也會想起她在後頭環抱著騎著摩托車的爸爸,他們刻意避開鄰居的眼光,繞進小路,那路上只有父女倆。
佳儀爸爸的遭遇,並不特殊。不幸經常降臨在弱勢者身上,這些年尤其又挑中這群男性。
2000年前後,一群教育程度偏低的男性,面臨全球經濟結構重組,使得台灣底層男性的權威受到挑戰,就像佳儀爸爸一樣,不知不覺遠離自己理想的人生,走入一個無解甚至絕望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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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儀北上讀書,但潮濕的氣候讓她很不適應,常常生病。(攝影/余志偉)
佳儀北上讀書,但潮濕的氣候讓她很不適應,常常生病。(攝影/余志偉)

被拋出原有產業鍊的中低技術工

深入研究台灣經濟與社會轉型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全球後工業化及產業轉型過程中,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被外包至海外工廠,台灣雖然沒有像美國或歐洲有清晰的鐵鏽地帶,但地理上,中南部的工廠抛出一批批中低階男性藍領。
底層男性不如女性較能適應服務業的經濟體。「不像教育程度較高者,有足夠知識能力和資源跟上轉型的腳步,他們長期在工廠與其他男性相處,重複操作同一套技術,原有的能力用不上,讓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很快地瓦解,」林宗弘分析。
被拋出原有經濟體的藍領底層男性,在工作市場和婚配市場,都顯得手足無措,處於被決定的命運。
婚配原本是社會階級流動的方式之一,但當這群男性的工作被業主以外籍移工取代,而他們的工資與同階層女性拉近後,也讓最低階藍領男性的婚配吸引力降低。
1981年前,男性長期是家戶的經濟支柱,收入確保了他們在社會和家庭裡的地位和權威。不過,1981年到2017年,女性工資平均佔男性工資
這裡最新的比例是以主計處在民國105年工業及服務業統計,女性每人每月總薪資的中位數與男性薪資中位數相比,女性為37,431元,男性為43,955元。
的比例,從64.2%拉高到85%。
即便低階藍領男性結了婚,比其他階層,則更難維繫家庭的穩定。
台灣離婚者的面貌近年大幅轉變。過往認為教育程度高者離婚率高,但中研院副研究員鄭雁馨分析內政部釋出的離婚資料檔案發現,台灣社會的高離婚率已轉由大量中低教育程度者撐起,其中有為數可觀的比例是外籍配偶組成的家庭。
2017年12月,內政部出爐第一份《外籍配偶歸化後婚姻狀況之研究》,揭露台灣人與東南亞新住民共組婚姻後,離異的驚人比例。
這份報告顯示,在2008年至2016年間,歸化為台灣籍的東南亞配偶有55,855名,其中離婚人數達13,769名,離婚率高達24%,相當每4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者,就有1位以離婚收場,遠高於台灣總體離婚率的14%。
漂洋過海來台的東南亞新住民中,有人幸運遇到不錯的夫家,但為數不少的新住民趕上台灣經濟極劇烈的轉變,來到台灣後,她們遭遇並目睹「藍領男性」的處境,也明白在這樣家庭中的女性和孩子,遭遇什麼樣的苦楚。

重男輕女的跨國婚姻裡,她們眼中的台灣丈夫

今年40歲的阮理厚,22歲從越南胡志明市嫁到雲林縣莿桐鄉。儘管已離婚長達10年,阮理厚談到前夫時,聲線因情緒而高亢。她說前夫在家中沒有地位,夫家把她當成生產和賺錢的機器。為了讓一家三口從丈夫的原生家庭中獨立,阮理厚曾在北台灣的工地奔波,攪拌水泥、搬磚頭,打著每天1,200元的零工。
「我早上坐貨車去工地,連續下雨或沒工可打就回莿桐,連續3年。我去外縣市工作後,接到他打電話來,每通電話都說『小孩子補習費到了,水費電費要繳了』;房子登記他的名字,他居然這樣跟我開口。有次我回家,看到他在家裡打麻將,卻把小孩給別的女生帶,我猜到他有精神外遇了,而我還在幫他打工!」阮理厚幾乎記住所有的細節,彷彿一切昨天才發生過。
阮理厚描述她在台灣18年來觀察到的跨國婚姻樣貌:「台灣有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現在娶外配的男人,素質可能好些,但之前娶外配的都是比較鄉下、人長得比較粗比較黑、做農的、學歷不高的、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卻想傳宗接代。100個有99個都是沒能力,是個混混,水準不夠高,台灣娶不到,就去國外娶,花幾十萬娶個外配回來,思想與觀念都是很懶沒想到將來。外配來了後,我們想做什麼都不被尊重。」流暢地夾雜中文和台語,理厚的話語裡藏著受過的傷。
靠著漢越及越漢兩本字典,大量看電視學中文,離婚後,她自學美甲,如今在斗六市開設美甲工作室,也擔任移民署的美甲講師。阮理厚說,希望自己過來人的故事,能鼓勵這群受壓抑的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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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理厚自己開了一家美甲店,同時她也是職訓局和許多學校的美甲講師。(攝影/余志偉)
阮理厚自己開了一家美甲店,同時她也是職訓局和許多學校的美甲講師。(攝影/余志偉)
台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的婚配高峰,約在2000年前後。根據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祕書李佩香的粗估,來台後與婆婆住在一起的比例高達7成,家庭的特色是經濟弱勢與觀念傳統。
李佩香在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自柬埔寨嫁來台灣,定居新北,那一年她才滿20歲。「1997年我們村莊就有鄰居女生嫁來台灣,我阿嬤交待過爸爸,不能讓我嫁來台灣,阿嬤有華人血統,知道華人重男輕女。2000年婚姻仲介更多了,村莊家裡左右前後的女孩都去了。那時金邊混亂,傳聞會打仗會內亂,我爸爸太擔心,看到別人女兒過去了,反應不錯,平安,沒事,就叫我也去了,他說至少家族有一個人活著也好,而且他想像台灣的婚姻是彼此尊重的。」
「結果讓我們驚訝的是,在台灣不少家庭重男輕女,結婚了,把南洋姊妹用成像幫傭的程度,就算嫁到有錢人家,還是做得要死。」採訪李佩香和多位南洋姊妹們對父權社會下成長的台灣男性,普遍會得到這樣的說法和看法:
內政部資料顯示,與南洋姊妹婚配的男性,年齡較高,普遍集中在35到49歲,而他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於社會平均:4成2國中以下,5成4是高職和專科,僅有約3%大學肄業或以上學歷。
這群年齡較長學歷較低的男性,與2000年前後受全球經濟重組而被產業鍊拋棄的不幸運者,有相當比例的重疊。

他們失業、失婚、陽剛形象受挫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長期關注新住民家庭,這兩年她進到新北板橋和宜蘭小漁村的小學裡,觀察底層家庭的教養文化,也間接看到藍領男性的面貌:「我發現他們普遍都有債,有的是有黑手變頭家的想像,但最後投資失利;有的是工作不穩用卡借錢,但最後還不了,債務影響了婚姻,有的就離了婚。」
藍佩嘉說,漁村裡,願意留下來的女性只剩新住民媽媽,而父母雙方都是台灣人的,則多半只剩爸爸。
剩下的男人們,他們的生活,一般中產階級難以想像。
跑過船的50幾歲男人沒了工作,也不願屈就做小工,不想切魚飼料、整理櫻花蝦,就在家喝酒或看電視。而這樣的父親角色是村裡的日常。
他們生活花費不高,社福團體會送進大量白米,家庭成員要活下去不難;但困難的是這群在父權文化下成長的男性,陽剛父親形象漸漸被重挫,也為他們的婚姻和下一代教養徒增變數和風險。
收入減少、再就業困難,有的人喝悶酒、自我封閉,安靜但不製造家人多餘困擾;但有的人一旦尊嚴被挑戰,會以激烈手段回應家庭和社會。
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阮金紅,2012年拍攝的《失婚記》,描述新移民姊妹來台卻離婚收場的故事,像是片子裡頭22歲的金蘭說著「以為嫁來這邊(台灣)比較好啊,男人不會喝酒,但我剛來就被打了」;或是片中外籍配偶孩子的畫圖紙上,是酒後父親踩踏母親肚子,媽媽哭泣的場景。
39歲的阮金紅來台18年,她就是從被家暴、離異到自立,在一路荊棘裡挺進,《失婚記》等於是從她們的視角出發,看到被台灣丈夫精神和肉體虐待的景象。
以阮金紅為例,她嫁到彰化夫家不久,就頻繁接到討債電話,才發現另一半從當兵時就有賭博惡習,且持續換工作,阮金紅得打零工賺錢養孩子。「錢沒有,是可以接受的,一起努力;可是先生開始家暴,把我甩在地上或拋向牆壁,而且打得剛剛好,不會有明顯外傷,是有內傷的那一種⋯⋯他吃定我還沒拿到身分證,我一直忍著。但最後我看到先生用衣架嚇小孩,決定不再忍,忍是反效果的。」金紅回憶。
2008年時,阮金紅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也順利爭取到女兒的監護權。
目前定居在嘉義民雄,阮金紅創立了推廣新住民文化的「越在嘉文化棧」,她說,在新移民眼裡,「另一半薪水不高都不是問題,而是台灣男人普遍媽寶,不懂得尊重;當女人想做事走到外頭,男人開始有壓力、沒安全感,接著恐懼。」
阮金紅算上幸運,她順利拿到監護權,也遇到一位善待也尊重她的台灣伴侶。
但她不捨有些姊妹的處境:「孩子很需要媽媽的照顧。有些姊妹沒爭取到監護權,也會想回去看孩子,但回去後,老公不准太太把孩子帶出去,他就是要把媽媽跟孩子的關係切斷;再不然就是開條件,要妳每個月付幾千元的扶養費,然後常會編理由說孩子補習不在家,姊妹們只能去學校門口偷偷看孩子。狀況連續幾年,最後媽媽也只能放棄了。」
在阮金紅周遭,拿到台灣身分的外籍配偶,會想辦法探望孩子;若尚未拿到身分,又拿不到監護權的,就只能回母國,與孩子天涯各據一方。
這種家事法庭上不利女性的判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有不同的觀察。
孫健智說,新移民的離婚官司通常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是外籍配偶出境離台許久,由丈夫向法院訴訟離婚,這時因為外籍配偶無法上法庭,孩子一定判給爸爸。但若夫妻雙方都能進到法庭陳述,法官目前的傾向是判給媽媽。孫健智解釋:「是普遍發現爸爸在法庭上的表現不好,低自尊的他們會對新移民有各種懷疑和自覺的委屈;從社會結構角度上來說,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怎麼也無法合理化他們的家暴,或是他們的無用。」
目前擔任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的阮金紅認為,新移民離婚增加的趨勢還沒有過去:「她們來久了,被壓迫久了,但姊妹一直在成長,不管在工作或做生意,能扶養她與孩子的生活,但夫家可能一來年紀大,二來不願改變生活、不願理解多元文化,溝通充滿磨擦,缺乏自信就想控制人。離婚還是很嚴重的,會越來越高。」
不論婚配對象是外籍配偶或台灣女性,低社經、藍領的單親爸爸因為多重不利因素,面臨比其他階層的單親男性更多的困頓。當社會不斷強化一對好父母或好家庭該提供的教養和形象,低社經單爸們無力給予,他們傾向把教養的責任外包給母親,上了年紀的阿嬤成為主要照顧者,而有些單爸,則連後援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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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攝影/余志偉)
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攝影/余志偉)
藍領單親家戶的孩子,也經常因為資源和照顧不足,容易被放養;在我們走訪的中輟學園、安置機構裡,超過5成以上來自這些家庭,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家庭組合,是台灣父親和新住民媽媽。
鄭雁馨長期研究離婚帶來的不平等後發現:「身處弱勢單爸家庭中的孩子,學習與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他們的孩子只能自己長大。」
就像文章開頭的佳儀,從小沒見過母親,主要由阿嬤照顧,又或像阮金紅在偏鄉看到的狀況:「我這邊(民雄)有媽媽被趕回越南,孩子跟爸爸的,家庭領著低收(補助),錢進了爸爸和阿嬤的口袋,孩子只能從小工作養自己。」
那這個社會能怎麼給予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更多的支持和後盾?

走入沉默單爸的封閉世界

其實在2009年開始,政府就意識到單爸的增加。當時政府將實施9年的「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修正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意識到特殊境遇的家庭裡有不少單爸,於是以「家庭」置換了「婦女」兩字。
2015年,新北市更特別成立「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新北市社會局局長張錦麗說,是因為發現單爸與過往單媽的情況差異很大,於是提供專線諮商。
新北市婦幼發展協會理事長呂慧驕擔任了20年的社工,她在親自面訪單親家庭的經驗裡,9成單媽願意開門並接受協助,但有高達8成的單爸拒絕開門。單爸們最常見的反應是:你們來做什麼?我不需要你們關懷我。
如何讓單爸也願意向社工訴說、接受補助、參與親職課程?社工們想到的是透過專線諮商,讓男人們不必露臉,也能對外求助。
目前新北市男性單親關懷專線,每年約有300人次的諮詢者(人數約70位),多半是做工的男人,但白領單爸也在這兩、三年快速增加。呂慧驕說,相較之下,藍領工人有經濟壓力,他們需要更多資源的轉介,從經濟援助、育兒指導,到小孩特殊教育的需求等等。當藍領單爸願意打電話進來,就能卸下心防,而專線裡,他們最常和社工談的話題是:我為什麼離婚、離婚後心理的壓力、該怎麼照顧孩子、該怎麼找到工作⋯⋯。
社工們最擔心的其實是和單爸生活和他們下一代的處境。「當大人心情不好時,會影響孩子的起居生活。有一餐沒一餐,或是好幾天沒洗澡;大一點的孩子,學習還會落後,」呂慧驕說。
低社經群體的失婚背後,是階級不平等的深化與複製。
有學者認為應該積極訓練底層藍領男性的技職,但也有學者認為這群男性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和陽剛形象的重挫下,身心都被困住,「政策現在治不了困在過去經歷與傷害的那些人,」林宗弘說。
這群沉默的低社經藍領單爸們正經歷劇烈的拉扯,他們和他們的下一代,需要被看見,也需要外在世界更多資源的連結。

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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