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篇】社工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當台灣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香港卻是主動出擊,他們24小時,都有群外展社工在街頭,找出需要協助的少年。他們在網上做外展、用電玩吸引少年,社工用源源不絕的創意,讓自己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凌晨兩點,香港街上的燈光漸暗,當整座城市睡去,卻有群社工整裝出發,他們出沒在網吧與撞球間,甚至遠到深圳的關口,主動結識在深夜逗留的少年。
他們是深宵外展的社工,這是香港最主要的邊緣青少年(註1
香港的邊緣青少年服務對象在6歲到24歲之間。
)服務,所謂的「外展」(Outreach),不是留守辦公室等待少年上門,而是主動到少年聚集的地方,結識少年,並提供協助。
全香港每天24小時,都有一群外展社工在街頭,窮盡力氣找出那些不被看見,卻需要協助的少年。

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

香港的外展服務很早開始,在1979年發展之初,只有18支日間外展社工隊,編制180名社工在全港展開服務。
90年代起,香港的士高(Disco)林立,街頭古惑仔械鬥成為治安重點,加上青少年吸毒日趨嚴重,自1990年起,香港青少年吸毒總人數由1,207人,成長至1994年的4,289人,大幅增加250%。
社會福利署一口氣在全港成立18支深宵外展隊,工作時間從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補足日間外展的空白。2010年至今,香港政府每年撥款1.3億港幣(約五億台幣)投入青少年外展工作。
政府願意投資,讓外展工作取得豐碩成果。據香港政府統計,過去10年,青少年犯罪人口每年從9,600多人下降至1,400人,而21歲以下的吸毒人口也從原本每年近3,500人降為500人(註2
香港青少年犯罪人數,資料來源為香港警務處,統計2007-2017被捕青少年罪犯,其中2017統計至上半年(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09_statistics/csd.html)。青少年吸毒人數,資料來源為香港保安局禁毒處(http://cs-crda.nd.gov.hk/tc/introduction.php)。
)
從台灣、中國沿海、到部份東南亞國家,都在參考香港的服務模式。
2001年澳門政府在香港協助下開展青少年外展工作,2011年新加坡取經香港,首度設立兩支青少年外展隊伍,台灣長期關注兒少福利的政委林萬億也說: 「香港的外展做的很好,他們分工非常細緻,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但真正讓香港願意投入青少年服務,卻是來自1967年的一場暴動(註3
1967年暴動,香港爆發大規模示威、罷工,70年代香港政府委託學者研究,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吳夢珍在1975年發表研究報告,發現家庭關係是影響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偏差青少年通常來自破碎家庭,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表現,而家庭與學校扮演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功能,當這些社會體系失調,便會產生社會問題。
當時參與示威、罷工的多是青少年,港府認為要穩定香港首要穩定青少年,於是十年內逐步建立青少年服務體系,包含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學校社工及外展隊伍。
現在,香港的青少年服務已經擺脫「社會控制」,他們認為青少年有權利,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少年阿鈞在天水圍的公屋長大,他經常半夜聽到鄰居的吵架聲與瘋狂的尖叫聲,他是家中獨子,父母因工作不常在家,放學後,他寧願在附近公園流連至深夜。14歲那年,他在街頭接觸古柯鹼與K他命,索性連學校也不去了,他開始工作,做過快餐店、送過貨運,換過20多份打工。
天水圍距離香港市區25公里,位置上更接近深圳,緊鄰24小時通關的落馬州口岸,少年經常跨境通宵玩樂,吸毒情況嚴重卻不易被察覺,於是,香港信義會在天水圍成立第一支深宵外展隊伍。
阿鈞也在14歲那年,在街頭碰到深宵外展隊的社工October。
香港信義會深宵外展社工二胡(左)與October(右),經常深夜出沒在街頭與撞球間,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攝影/陳朗熹)
香港信義會深宵外展社工二胡(左)與October(右),經常深夜出沒在街頭與撞球間,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攝影/陳朗熹)
從遇見的那天起,October每週至少打2通電話,阿鈞剛開始覺得煩,但他後來發現,不管去醫院、還是投履歷,社工一直陪在身邊。經過了3年,他滿18歲卻仍在工作市場浮沈,在2個月內投了超過20份履歷,始終找不到工作,他終於開口跟October說:「我想回去讀書。」
對October來說,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關鍵時刻,「只有在這個時候,你的介入才是最有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陪伴他。」她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少年改變,只會把他越推越遠,他們身邊已經太多大人說教了,不必多我們一個。
阿鈞產生改變的動機後,October陪他一間間打電話找學校,也幫他找了份工讀的工作,阿鈞的目標是希望過幾年當社工,「像我這樣的廢青她都能拉回來,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青少年是最不懂得尋求幫助的一群人,他們以為自己沒有需要,但他們身上的問題往往已經很嚴重 ,」香港信義會青少年服務總監竺永洪說,外展社工的最大特色,就是到街頭找一群隱形的需求者。
要接觸邊緣少年並不容易,他們已累積太多生活的挫折和社會的排斥,不那麼輕易相信大人,外展隊的社工要取得信任,有相當的挑戰。
竺永洪將近50歲,擔任青少年社工超過23年,他的打扮依舊很「潮」,粉色的開襟襯衫、及腰長髮束著長馬尾、手上戴滿指節戒。
如同一位受訪者告訴我,當外展社工「最緊要『型』」。他們大多年輕、充滿熱情,不去評判少年的交友和選擇,而且想盡辦法融入少年,跟他們一起在街頭玩滑板,或者直接拿手機湊過去問「你有玩英雄聯盟嗎?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他們看重少年的權利,願意花時間等少年敞開心胸、等待改變的時間點。
香港社工能夠等待個案,背後是成熟工會的支持。「我們有很強大的工會,立法會也有很多社工背景的議員,規範社工的個案量,他們才(有餘裕)能設計一些新的服務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倪錫欽說。
香港社工的個案量都由工會與政府協調後公布網上,其中,深宵外展的案量比一般青少年社工更低,社工平均案量30個,但深宵外展社工手上往往只有10個。
「我們去街頭認識他們、建立關係,這都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只從個案量看,這些工作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們當時就跟社署提出『潛在個案』,有些青少年應該是有需求的,只是他還沒發現而已。」曾參與社福署談判的竺永洪說,「我們的態度很堅定,是因為你政府沒有這項服務,才找民間機構來提供,所以你要尊重我們的專業。」
鏡頭拉回台灣,儘管多數社工也想接住每個少年,卻沒有香港的條件。
從服務量來看,全港750萬人口,社工約2萬2千人,對比台灣2300萬人口,社工僅1萬3千多人,服務量是香港的3倍。香港社工待遇也高,平均起薪2萬港幣(約8萬台幣),高過香港平均收入中位數1.2萬港幣,而且政府讓公私部門的社工同酬,讓更多社工願意投入第一線工作。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是台灣少數的青少年外展單位,不過中心主任侯雯琪常感到力有未逮,他們只有6個社工,要經營青少年中心,要做外展服務,還要負責追蹤輔導離開感化院的少年。

由社工整合資源

青少年問題通常不是個人的問題,深宵外展的社工要在街頭認識他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察覺更深層的問題,替少年與既有的社福系統接上線。
如果家庭關係破裂,全港有65間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即時介入;如果被同學罷凌,564間中學都有社工能協助輔導;如果無家可歸,24小時開放的協青社「蒲吧」可以隨時承接少年。
在協青社成立之初,外展隊在街頭找出遊盪少年時就知道,需要為少年建一個落腳的地方。不必是長期的安置機構 ,協青社危機住宿中心的主任楊卓華說,少年很多只是跟家人關係緊張,他們離家出走,輪流住在朋友家或網吧 。
只要能把小孩帶回來,社工就有機會介入,產生改變。他們提供8個星期的短期住宿,在這段時間裡,協青社社工可以介入輔導家庭,也能避免少年深夜遊盪。
原本只是提供18歲以下的少年住宿,楊卓華去年把年齡調高到21歲,他發現少年18歲離開,工作還是不穩定,他們只租得起惡名昭彰的籠屋,「我們收他很便宜的水電費而已,他薪水的三分之二可以好好規劃未來。」
25年以來,協青社經歷了許多學習。他們發現外展隊不是萬靈藥,在街頭總有不理睬的少年。他們把年輕人喜歡玩的都搬進蒲吧,主動吸引少年上門。
蒲吧的大樓頂層有攀岩場和室外游泳池,一樓挑高的室內籃球場裡,社工正和少年進行一場籃球鬥牛,當社工帶我們經過,少年突然對著他大喊:「你別走,我要送你一顆三分球。」
大廳裡滿牆的塗鴉抓住目光,有少年用麥克筆寫著「哪會怕,有ㄧ天會跌倒」,來自知名香港樂團Beyond的歌曲,隔壁的視聽包廂裡,有幾名少年正在用大投影幕看電影,走廊上另一名少年腳踩滑板從轉角竄出,又消失在盡頭。
「在街上沒東西玩只是『齋TALK』(純聊天),少年很少會理你的,」蒲吧中心主任Janet說,不想讓少年半夜逗留在危險的街頭,被黑社會吸收,那就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蒲吧發現少年的興趣變得很快,前幾年玩的是滑板,現在都在打遊戲,於是,他們買入30台最高規格的電腦,成立職業電競的隊伍。
少年夜蒲(夜生活)的熱點,也悄悄發生變化。原本少年常在彌敦道與旺角道的Disco吸毒,這裡也是深宵外展隊常去的地方,現在他們躲在朋友家吸毒,更不容易被察覺與介入。
協青社長期貼近邊緣少年,能夠看見少年的需求,建立一條龍式的服務系統。左起為蒲吧主任Janet、協青外展隊長Hinnes、住宿中心社工與主任楊卓華。(攝影/陳朗熹)
協青社長期貼近邊緣少年,能夠看見少年的需求,建立一條龍式的服務系統。左起為蒲吧主任Janet、協青外展隊長Hinnes、住宿中心社工與主任楊卓華。(攝影/陳朗熹)
於是外展隊把貨車塗鴉成「暴走車」,帶上音響、滑板、遊戲機,到距離港島30公里以上的新界、東涌、天水圍等地做外展服務。
「我們也知道,社工再怎麼裝,還是有社工的味道,」深宵外展隊的隊長Hinnes雇用曾經的邊緣少年當助理,他們或許曾經吸毒、加入幫派,但用的語言更貼近少年,更容易與少年交心。更重要的,Hinnes覺得工作能培養少年從未有過的成功感,「並不像是他(少年)說就想當爛泥的,是這個社會把他們exclude(排除)了。」
儘管他們盡力找出少年,但所有的深宵外展隊伍也在面臨挑戰,「現在少年晚上都不出街了,他們都躲在家裡打機(遊戲)。」Hinnes苦笑著說,他們經常整晚在街上閒晃,卻找不到半個少年。

網路外展找出隱蔽青年

「我們知道網路上也有一群邊緣青少年,他們在學校讀書不開心,他不去學校,但他也沒有在街頭遊盪,他們就隱蔽在家裡,白天睡覺、晚上打整晚的on-line game,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他們很多還有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問題。」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向網路上隱蔽的少年,主因是近年的學生自殺潮。
直到現在,香港人談起2年前的開學日仍隱隱作痛。
2015年開學首月傳出4名學生跳樓,其後青少年接連自殺,這波自殺潮在2016年達到高峰,曾經9天內發生6起學生自殺。整理香港媒體報導,從2015年至今,香港共有72名學生自殺,其中超過6成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
對於學歷不足,或是沒有技能的少年來說,香港是一個艱苦的地方。
香港的銀行業、保險業與房地產業,提供高薪酬的工作機會,大學學歷是職業的最低條件,但大學錄取率只有18%,絕大部分的少年都是這場競爭中的魯蛇(loser)。
與此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居於世界最高之列,對出生在收入底層的少年來說,這是個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負擔。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為網路上的隱蔽青年,主因是香港青年自殺率攀升。(攝影/陳朗熹)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為網路上的隱蔽青年,主因是香港青年自殺率攀升。(攝影/陳朗熹)
倪錫欽的研究發現,即便是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有越來越多隱蔽的情形。香港父母花在孩子的時間太少,2個人都要輪班工作,平常跟小孩講不過三句話,開口就問考試成績。Janet有類似觀察,她在蒲吧輔導過兩三個想跳樓的中學生,「她要讓父母知道是你逼我跳樓的,要讓她父母後悔,其實是很強的報復心態。」
香港的青少年,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們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躲回房間,關上門,持續隱蔽在網路世界中。
為了接觸隱身網海的少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從2011年撥款成立3支網上外展隊伍(註4
2011年至2015年,由香港社會福利署撥款,成立三支網上外展隊伍,2015年之後轉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剛開始對網上外展一點概念也沒有,找遍全世界也沒有相近的工作模式可以參考,」明愛會網上青年外展隊社工主任黃靜怡笑說,香港的網上外展是不斷debug(試錯)做出來的。
他們一開始也在臉書找人,用關鍵字「自殺」去搜貼文,發現少年們的帳號經常鎖隱私搜尋不到,後來他們找香港理工大學開發搜尋引擎,但找到輕生念頭的貼文,卻常常晚了幾個小時。
最後,他們用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在臉書上瘋狂地加少年好友,2年內滾雪球地加了8,000名少年, 隨時打開臉書瀏覽他們的最新動態。
他們也在網上討論區找人,香港流量最大的高登討論區,類似台灣的BBS,每日瀏覽量高達600萬,而且用戶年齡多在15歲到29歲之間,是網路外展的主要工作區。
4年的網上外展經驗,黃靜怡發現網上的少年不同於街頭的邊緣青年。她輔導過一個個案,少年經常在網路論壇發文挑釁,每次都是連珠炮的髒話,罵得沒人敢回文,「我第一次看到他,他就是個很可愛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穿著一件維尼熊的T-shirt。」靜怡說。
除了外表上不同,網上的少年因為隔著螢幕,反而更容易敞開心胸。「他們會直接告訴你,我就是很廢物、就是沒用,我什麼事都做不了。」靜怡認為在網路上,少年更容易向人吐露心聲。
但網上外展社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少年從線上拉到線下。「我曾經有一個個案,我在網路上跟他聊了1年,我才能約他出來見面。」靜怡一開始在論壇看到憂鬱傾向的貼文,主動私訊少年聊天,但如同其他隱蔽少年的自信心普遍低落,少年不斷拖延與社工見面的時間。
不能每次都被動地等待回應,靜怡在高登討論區發起「英雄聯盟」的小組活動,她找香港電玩公司合作,宣稱要培養少年成為電競選手。果然,職業電競選手的前景,搭配這款全球最多青少年玩的電玩,一推出便吸引超過200人報名。
爆棚的活動被她稱作「掛羊頭賣狗肉」,她說「我不關心他們電玩打的怎樣,會不會當電競選手,…我們要用這個遊戲去吸引他們,去做engagement(參與)。」
但這項活動剛推出時,她聽過不少質疑,「去學校宣傳,或是跟他們的家長溝通,他們都會反問:『你這樣不是讓他們更沉迷電玩嗎?』」靜怡一度擔心活動辦不成,但當時社會福利署已通過「一筆過撥款」,3年的預算與個案量都在簽約時決定,執行過程政府不再干預,讓社工能夠發展創新的服務模式。
和一般社工被動提供服務不同,香港的外展隊主動出擊,他們在街頭察覺少年的變化、等待少年的需求浮現,然後用源源不絕的創意,提出創新的青少年服務。
少了專職的外展社工,台灣的青少年服務,一開始就在街頭斷了線。我們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也找不到方法拉近少年的心,最後,只剩第一線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然後政府繼續告訴自己,他們都過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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