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評論系列4

滕西華/公器還是公審?「報導殺人」無法承受之重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照片提供/大慕影藝)
「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我們與惡的距離》,李大芝

社會討論度極高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無差別殺人犯的妹妹,對著緊盯家屬不放的媒體喊出了這個問句,如同刺進大家心底,令人震憾。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當中的「你們」,指的其實不僅是「媒體」,更是「我們」和「我們的社會」。

這句台詞,在我腦中勾連起無數曾因「報導效應」,讓悲劇事件加乘上演的案例, 2008年發生在日本的「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是最典型、亦最慘痛的一件。

傳播外溢效應的殺傷力

當年,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在人潮洶湧的正中午,造成7死10傷,震驚日本。新聞媒體與社會在事發後,對事件加害人及其家人,鋪天蓋地、形同獵巫的瘋狂追蹤報導,恐嚇電話不斷,甚至出現加害人母親是「虎媽」才會養出無差別殺人犯的推論與質疑,最終使得加害人母親承受不了壓力崩潰住院。之後父母離婚、父親與弟弟辭職隱居、不斷搬家、家人朋友一一離去。

悲劇的頂點發生在事件的6年後(2014年),加害人已經伏法,然而,他的弟弟從此再沒有自己的名字,只剩「殺人犯的弟弟」這個社會標記的身分,即使努力想要重新生活,仍然無法擺脫烙印與社會的異樣眼光。他最終選擇自殺,在28歲這年,讓自己成了秋葉原事件的第8名死者。加害人家人們承載不了媒體與社會的公審,成了另一個在這事件中,被毀掉的家庭之一。

「加害人的家人,是不能和一般人一樣擁有幸福!」是弟弟最後留下的遺言,受到媒體大量引用。他用生命來抗議社會用另一種方式,無形的「行使私刑正義」。

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報導社會重大案件本身有錯嗎?以我擔任多年電視台新聞自律暨諮詢委員會委員的經驗,必須持平說,媒體本身也有許多掙扎與反省。如媒體已開始改善,在報導刑案時,提醒記者不應任意稱嫌疑人為「精神病人」;或使用網路來源影像時,要盡量查證。但這樣的反省或謹慎,經常都比不過一則誇大、或是聳動報導傳播效應所帶來的「加冕」。閱聽眾一邊罵媒體獵殺噬血,卻一邊收看,不斷增加點閱率和收視率;網路社群興起後,推波助瀾、無遠弗屆,傳播的外溢效應更不斷加乘、停不下來!

傳播的外溢效應如同社會公審的氛圍,無法承受的,不僅只有加害人的家庭,其後勁殺傷力,讓受害者更加的悲慟,甚至可能製造更多受害者與被摧毀的家庭。以秋葉原事件為例,案發後,日本出現大量「模仿事件」的犯罪預告,事件發生後的2週內,警方共對17個犯罪預告作出行動,預告者從13歲至30歲都有,「模仿犯罪效應」出現,可能誘發更多的悲劇!

網路霸凌引發的自殺連鎖

媒體報導、網路社群帶來的另一個外溢效應,是讓網路霸凌有如傳染病一般擴散,引來另一種效應——自殺。

在媒體報導後因網路霸凌而自殺的人多不勝數,今年(2019)日劇《三年A班》也同樣因這個主題引起話題。《三年A班》描述一名備受矚目的學校游泳明星,在網路上被一段刻意誣陷她的假影片攻擊。影片經媒體未經查證報導後,網路擴散效應與霸凌如浪潮般撲來,在欠缺支持與信任下,該學生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身亡。事件後,老師想出一個激進辦法,讓學生與社會省思報導、傳播假消息與網路霸凌的嚴重性。你是否覺得似曾相識,聯想起去年我國駐日大阪代表處長輕生的事件?

如同「秋葉原事件」加害人弟弟,因承受不了媒體、社會公審而自殺一般,報導及網路負面言論過度傳播,致使人自殺,其實也是另一種「殺人」!

失效的媒體煞車?

令人恐懼的事件、負面新聞過度傳播,會引發犯罪模仿效應,或使人承受不了壓力走向輕生之路;而對自殺事件的過度報導,又可能引發另一波連鎖效應。包含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內的許多研究都證實,媒體過度報導自殺新聞時,會引發更多的模仿自殺,特別是名人!

為此,WHO除於1999年發表全面的自殺防治策略外,2017年更進一步修訂「自殺預防:對媒體從業人員的指引」(Preventing Suicide: 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其公布的《六不六要》,即是針對媒體報導的外溢效應,訂下的報導倫理準則:

六不:

  1. 不要刊登出照片或自殺遺書。
  2. 不要報導自殺方式的細節。
  3. 不要簡化自殺的原因。
  4. 不要將自殺光榮化或聳動化。
  5. 不要使用宗教或文化的刻板印象來解讀。
  6. 不要過度責備。

六要:

  1. 當報導事件時,與醫療衛生專家密切討論。
  2. 提到自殺時,用「自殺身亡」而不要用「自殺成功」這樣的字眼。
  3. 只報導相關的資訊,且刊登在內頁而非頭版。
  4. 凸顯不用自殺的其他解決方法。
  5. 提供與自殺防治有關的求助專線與社區資源。
  6. 報導危險指標以及可能的警訊徵兆。

但納入《六不六要》卻不遵從,是達不到效果的;這些原則對網路傳播的影響微乎其微,更無力改善其所帶來無法承受之效應與創傷。

近期(2018年7月)《加拿大醫學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一篇取材自多倫多13家主流媒體、6,000多則新聞,探討媒體報導與自殺關聯的研究指出,媒體若大量報導自殺細節,或是過度報導名人自殺,都會增加自殺模仿效應。

以兩個例子為例,2014年影星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自殺後,美國因為報導所引發的自殺人數至少增加了10%。在台灣,2005年4月藝人倪敏然自殺,事後中研院鄭泰安教授的研究結果顯示,倪敏然身亡後3週,企圖自殺人數增加55%,男性是女性的2.6倍;而過去一年曾有自殺企圖者,更自述媒體報導是導致其再度企圖自殺的重要因素,風險評估高達52倍。

網路的鼓噪與搧風,助長了媒體過當報導點燃的火種,著實應證了那句台詞:「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阻斷悲劇擴散的「帕帕基諾效應」

公審與公器的界線,究竟在哪裡?不斷出現的悲劇,又帶給我們何種學習?是否只是讓媒體有更多揭露事件相關人的「追蹤報導」、提供社會有更多的「公審」題材呢?絕非如此。

眾多研究指出,媒體報導是有機會發揮正面的「保護效果」,稱之為「帕帕基諾效應」(Papageno effect)

帕帕基諾是莫札特歌劇《魔笛》中的一位主角,在遍尋不著心愛之人時,想要以上吊自殺來博取天神的同情,讓天神把愛人還給他;正要上吊時,三位仙童及時趕到,告訴他一個可以找到愛人的方法,救了要自殺的帕帕基諾。這就是「帕帕基諾效應」,意指媒體若能在報導自殺新聞或是負面社會新聞案件時,加入一些正向訊息、可以得到協助及求助諮詢的管道,就可能成為一種「保護因子」,降低閱聽眾自殺的風險。

網路社群媒體也是這樣的,如果在一片紛亂的負面言語中,有人扮演「三位仙童」的角色,及時給予支持和正面的訊息,也能發揮「帕帕基諾效應」,消弭「我們與惡的距離」。

台灣社會能做的事

疾病是不會只找特定人的,根據衛福部2015年的統計,台灣一年就診精神科人數逾250萬人,遍及各行各業!絕大多數的精神疾病患者,因為媒體過度報導或影射,被迫在社會中孤獨地生活著。若他們因為社會的不友善氛圍,不敢出面求助、就醫,導致疾病無法獲得控制,便可能種下危險的因子,個人和社會皆受其害。誠如《與惡》宣傳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不需要因為這個不一樣,而去害怕彼此。」

一旦社會支持轉向正面,這些病人的疾病和生命也可能跟著逆轉。

美國傑出的精神科醫師丹尼爾.費雪(Daniel B. Fisher)博士,20幾歲時就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之後仍完成了學業和哈佛大學的住院醫師訓練,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甚至獲聘為白宮心理健康委員會顧問;另一位牛津馬歇爾學者、耶魯大學法學博士艾琳.薩克斯(Elyn R. Saks),同時擁有心理學、精神醫學與行為科學專長,一樣在年輕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但疾病也未影響她的傑出表現。這兩位不畏外界可能給予的標籤,勇於分享自己的罹病及復元經驗,鼓舞同樣的病人;他們投入倡議、研究工作,致力推動精神疾病去污名化運動,也是將原本充滿負面的「精神分裂症」更名為「思覺失調症」的重要推手。

費雪和薩克斯不是特例, 公開是精神病患者的傑出人才,眾所周知的還有罹患思覺失調症的電影《美麗境界》主角、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許(John Nash),事實上,他的兒子約翰·查理斯·馬汀·納許(John Charles Martin Nash)也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一樣在著名的美國羅格斯大學取得數學博士學位,隨父親之路成為數學家。 還有許多全球一流大學的教授、藝人、音樂家、藝術家、舞者、作家等等。像是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即曾表示,她最具代表性的圓點創作,其實是「幻覺」,她把「病狀」變成了「藝術」,不諱言告訴世界自己是精神疾病病人。這些人勇敢挺身,就是媒體「正向」的素材,也能成為鼓舞病人的範例,報導與被報導者,形成「正向循環」,而讓社會經由學習更趨成熟。

發揮「帕帕基諾效應」,從媒體報導開始,也要從「我們」開始。當每一個人成為「願意看見並理解他人的不一樣」的人,擴展「善」的力量,社會才能真正去除疾病之惡,更阻斷為疾病所苦者因社會汙名、不當報導而擴展爆發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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