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慢性精神病症狀、但沒有犯罪；一心求死、而故意犯罪；罹患憂鬱症而攜子自殺的母親；在電影院裡無差別開槍殺人⋯⋯將近年來國內外有關精神病的社會事件彙整與改編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帶出精神疾病衍生的許多爭議，其中，精神疾病與犯罪、醫療與法律、加害人與被害人，都難以「二分法」切割。
誰才是被害人？罹患精神病的病人？被大眾指責的病人家屬？受創傷的被害人或家屬？
其中，採取「因為精神病而犯罪」的犯罪學觀點，即會偏向採取「強制治療」的手段，若有犯罪行為，就依據《刑法》執行監護處分，即使沒有犯罪、但有自傷或傷人的行為或「之虞」，即可依據《精神衛生法》啟動強制鑑定與治療（包括住院與社區兩種模式）。
「強制就醫」看來是基於「社會防衛」目的，對病人的人身自由採取強烈的限制或剝奪。事實上，若有其他可以替代的處遇模式存在時，例如自願住院、居家照護等等，其實沒有必要、也不會採取這種強烈介入的模式。目前在我國強制住院或社區治療的人次，也已經因為負責審核的衛生福利部審查會審慎評估實體與程序要件，加上其他替代處遇方案的實施，早已經大幅減少案件數。
以上法律規定，從一方面看，對病人是具有保護性、治療性；但從另一方面看，為了符合社會防衛的目的，對病人是具有限制性、剝奪性的。由於二方面見解發生衝突，故需要由中立且獨立的審查會或法院來審理，求取個人權益與社會防衛的平衡。
即使如此，目前國際趨勢，還是趨向提供犯罪的病人所需醫療來替代刑罰，因此設置了轉向處遇與專業法庭（採取治療性司法模式的精神衛生法庭），藉以在保障精神病人權益的前提下，調和二方的衝突，同時也可以避免沒有罹患精神病的人藉機裝病，來逃脫法律制裁。因此，真正的病人，在受到許多法律規定保護的同時，其實也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與剝奪。
當社會大眾在專注於精神病人犯罪的驚竦劇情時，往往忽略以下5個事實：
- 精神病人往往是社會的被害人，如遭受詐騙集團誘騙，提供帳戶當人頭、性侵害、校園霸凌、職場歧視、家庭暴力等等的被害人。
- 精神病人在接受治療後，犯罪率並不比一般大眾高。
- 精神病人在遭受社會污名化與社會歧視的同時，家人也遭受相同的社會汙名化與社會歧視。
- 病人本身也是精神病的被害人，例如《與惡》劇中的年輕電影導演應思聰，曾獲得國際影展獎項的肯定，卻因病（思覺失調症）瞬間喪失工作能力，一時無法重新回到原本可以發揮專業長才的導演工作。
- 精神病人的壽命僅約60歲，比一般人短少約20年，而且自殺率較高，約有15％至20％精神病患自殺死亡。
由於忽略上述事實，社會大眾常常會把憤怒專注在病人本身與他的家人，而忽略他們因為精神病所遭受的痛苦、限制、歧視。除了病人是精神病的被害人，病人家屬更因病人生病，在沉重的照顧壓力下，可能也要忍受周遭大眾的歧視與指責，變成社會大眾輿論衍生的被害人。
當我們身旁摯愛的親人突然遭受突發事件死亡，尤其是親身經歷、或親眼目睹整個事件過程，我們難免會產生自責、愧疚、害怕、緊張、憂鬱、憤怒等情緒反應，一時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這種情形，也就是我們在精神醫學中所稱為的「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
被害人的家屬經歷創傷事件一個月以後，會持續不由自主地出現痛苦的創傷回憶、夢魘，在面對與創傷經驗類似情境時，也可能會產生明顯的情緒反應：過度警醒、失眠、專注力下降、容易受到驚嚇、重現創傷回憶、逃避與創傷事件相關的場合或人物。例如《與惡》劇中，媒體主管宋喬安，因為兒子遭受槍殺時，自己不在現場，事件後非常自責、內疚，靠喝酒來度過創傷，更對下屬──即是兇手妹妹的李曉文（李大芝）──產生報復、攻擊行為，這便是一種源自於創傷後壓力症的情緒轉移表現。
對於創傷發生的壓力源，若是突發事件，來自於天然災害，例如莫拉克颱風、921大地震等，家屬因為會認為天災不可免，反而造成的心理衝擊較小。然而，對於人為的事件，例如犯罪，家屬則會認為這類事情是可以避免，一般會非常難以接受，各種負面情緒與行為便會隨之發生，情緒反應會變得格外激烈。
心理創傷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減輕，一般在創傷事件發生一年後，約有50％的人會痊癒。不過每個人的情況，仍會因壓力源的種類、嚴重度、創傷前的身心狀態、接受治療有無、周邊家人支持有無等各種因素而產生差異，例如宋喬安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就與先生、女兒有極大程度上的不同。
因為親人受害而出現的創傷後壓力症，也必須儘速接受藥物、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當然對於犯罪加害人的憤怒與指責，很難在創傷後立即接受與寬恕，尤其是事件後自覺有內疚的情況下。家屬抱著「如果我當時能夠⋯⋯就應該可以防止創傷事件發生」的心態，會更加重自己的心理創傷。例如《與惡》劇中，宋喬安反覆自責，因為自己暫時離開電影院才讓兒子孤單無助面對傷害、死亡。其實這種事後想法並不正確，因為這就像天然災害一樣，無法預期或可以防止，如果一直不斷陷入自責的情緒中，有時反而易衍生出其他精神疾病，包括濫用酒精、濫用藥物、憂鬱症等，增加創傷後復原的預後與時間。
當面對社會犯罪所產生的創傷事件，被害人家屬縱使達成嗜血的快意復仇，但對於已經造成的個人、家庭、職場上的傷害，是得到幫助？還是加重惡化？
確實，我們很可能會與劇中的宋喬安一樣，在遭遇創傷事件後，出現創傷後情緒反應，憤怒地不能原諒自己、更無法原諒兇手。但硬要把所有憤怒與責任歸結在他們身上，兇手的家人何其無辜？
你我皆為眾生，都是一般人，更不是神，無法全知全能，面對無法預期的創傷事件，應該不需要自責。此外，因為精神病而無法自主的犯罪病人，可能時時都生活在疾病的折磨與陰影下，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是我？」面對這樣的精神病人，如何去苛責？又如何去責難他的家人？
若要求我們一般人能像「神」一樣，有愛、能寬恕，確實很不容易做到，但可以退而求其次，在憤怒之餘，至少能瞭解犯罪的精神病人是受病所苦、無法自主，導致不幸創傷事件的發生，其實，這些也絕非精神病人想要發生的事情。同時，在法律上，對於精神病人也已有適當且公正的處遇規定。作為「人」的我們，若能如此理解這些法規與事實，或許能減少、甚至停止讓彼此的傷害更加嚴重，或繼續擴大。
人會因不幸而憤怒，是人之常情。寬恕，看似神的層次，但是在現實上，經過理解，人也並非不可能達到，人與神的距離，其實不如想像中那樣遠，不是嗎？讓我們彼此都不要成為精神病的「被害人」，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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