蜷縮在諮商室沙發上，小杰（化名）哭得一句話都說不出口。不久前，他人在學校頂樓，路過職員察覺不對勁，通報校安人員，眾人費一番力氣才將他拉下。在大學服務2年的諮商心理師天宇（化名），發現小杰似乎在找什麼東西，便想遞出橄欖枝打破僵局。

「是想要你的包包嗎？」對方終於點頭，至少有回應了。

天宇把包包往前推，只見小杰摸出一樣東西，迅速往懷裡藏。心理師的警示燈亮起，天宇趨前把手拉開一看，「他拿了一把美工刀，我當下就奪刀啊！再往後退一步，我也會怕！」

面對愈來愈複雜的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心理師被推上第一線，「他們期待心理師發揮功能，好像心理師來了就沒問題，但大家都一樣無助啊，」天宇無奈地說。

美國作家沙林傑（J.D Salinger) 在《麥田捕手》裡寫：

「幾千幾萬的小孩，附近沒有一個大人，我是說──除了我。我就在那混帳的懸崖邊，我的職務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個孩子往懸崖邊來，我就把他捉住。」

但當危機個案大幅增加，人手不足又缺乏資源的心理師們，如何抓住搖搖欲墜的少年？

2020年，台灣大學一週內發生3起學生自殺事件，點燃學生心理健康的討論。據教育部統計，2016年到2020年，各級學校學生自殺通報人數皆大幅增長；其中，大專校院從256人增加至2,359人，整整是5年前的9.2倍。

與此同時，大學裡的諮商需求也節節攀升。已有20年資歷的廖聆岑，是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簡稱心輔組）元老級的心理師，最直接感受到趨勢變化和工作量的衝擊。

她印象深刻，大約在2018、2019年，成大還未增聘新人力進來，心輔組彷彿修羅場一般。「超級崩潰，一週接十幾個（個別諮商）家常便飯，但工作品質太糟糕了，所有心理師都呈現快要burnout（倦怠、過勞）的狀態。」

翻開成大近年資料，106學年度來諮商的學生有5,934人次，到110學年度成長至7,086人次，5年增加近2成。廖聆岑解釋，這與心理衛生議題去汙名、求助意願提升有關，但學生議題確實也變得更複雜，情緒困擾的狀況更多。

愈是困難的個案，愈需要資深心理師的專業來承接。但像廖聆岑如此資深的年資，在大學裡實在太少見。

大專校院心理師的流動率高，在圈子裡已不是新聞。

曾在前段私立大學服務的心理師佩珊（化名），回想剛到學校時的光景：「我進去，先是兩個人走，之後又陸陸續續走，剩下我一個，就變成我最資深了。」她說，當時的同事都待了5、6年左右，看似穩定，但這年資也正好是大專心理師離職的高峰期。

大家都離開，佩珊只能接下諮商中心主管的任務。去年，她自己也轉換跑道成為行動心理師，正好待了6年，「我出來之後就是一直接案，相對來講CP值是高啦，只要做個案（諮商），收入也不差。不能否認，現在單純在諮商所的心理師愈來愈多了，大家都離開學校了。」

近年諮商所如雨後春筍開設，光台北市就約80間，台灣目前有近3,000位執業的諮商心理師，10年前只有800位左右。根據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全聯會）2020年的調查，不隸屬特定機構的行動心理師，視口碑和接案能力，月薪從2萬多到10萬元不等。

剛畢業的心輔新鮮人願意在大學練功累積實力，但是中繼站很難成為終點站，薪資水準低於市場行情和身分不受保障都是重要因素。

張河（化名）在國立大學擔任心理師5年了，他說，新進專任心理師的起薪是45,000元，包含本薪和專業加給；每晉升一級，可加薪1,000元左右，十級便封頂──換句話說，薪資天花板約落在55,000元，而這也是許多大學的常見作法。

此外，絕大多數的大學專任心理師，都是一年一簽的約聘僱人員。張河說，約聘的問題還在於年資帶不走，假如心理師想從A校換到B校，年資得歸零重算，意味著薪資和休假又回到菜鳥狀態，很難吸引資深心理師，「要是這樣，我就乾脆跳出去了，反正都要重來了，我幹嘛還去你那邊？我就去累積一個新的市場（指行動心理師）。」

大學裡還有另一大困境：即使人手不夠，心理師還要做諮商以外的事情。

《學生輔導法》中有所謂「三級輔導」的概念，初級範圍最廣，以全校學生為對象，依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篩選需要被關注對象，三級個案相對少，但情況複雜、風險高，更須加強資源連結。高中以下的學校，初級由全校教職員共同投入，二級給校內輔導室，三級則靠縣市教育局或國教署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承接。

在大學，實務上心理師卻要統包全部三級的輔導任務。

每週平均安排8～10小時個別諮商，是心理師最可見的核心職能，加上相對隱形的晤談紀錄工作，被稱為「直接服務」。

但他們的工作內容不止於此──「初級」有推廣心理衛生的講座工作坊、「二級」要評估學生狀況開案、「三級」得連結可使用的系統和外部資源⋯⋯有時候，加上值班遇上緊急危機事件，處理下來，可能再耗掉半天到一天時間。

在私校服務2年的諮商心理師Jack（化名）說，自己很幸運，近年在少子化趨勢、校方經營不易下，仍未刪減專任輔導人力──或許是看見眾多社會新聞報導青年心理問題、學生諮商需求持續上升，且狀況更複雜了。

相對地，Jack被要求支援其他學生活動和行政業務， 寫計畫、做核銷在所難免，但連學校辦運動會，他也得幫忙當工作人員。文書庶務繁瑣，非屬心理師專業，也不跟心輔直接相關，且原先已滿的行程表卡得更死、更沒彈性。

在他工作的地方，學生較少主動來使用資源，因為大多數人要在外打工，沒時間諮商或難以持續；但走進諮商中心的，往往是更複雜的個案，可能是特教生，或來自脆弱家庭。Jack坦言，「Hold一個就要花很大的心力，他們的社會支持大多都是低的，」因為家庭功能不彰顯等複合因素，才使學生來到這裡。他們不習慣或不曉得該如何求助，一旦出事卻最嚴重。

當大量學生的諮商需求未能被消化，什麼樣的資源配置，才能讓人力真正運用得宜？

量能不足，導致多數學校都設下6～8次的諮商次數限制。雖視個案狀況可提前結束或延長，但當學生展現的議題日趨複雜，需要長期諮商的比例也愈來愈高。

坐在清華大學諮商中心的辦公室，王道維比劃著電腦螢幕解說。2016年接下主任的他，本身是物理系教授，在理工科老師佔多數的清大，為了和其他老師溝通，他在新購的諮商系統加入統計功能，分析校內需求及服務量，用數字找出真正的現象與問題。

數據發現，清大過去10幾年來，學生使用諮商比例的確逐年增加，反映需求迫切。但從2019年起，即便心理師值班的時數持續增加，學生使用比例維持在7%左右，和全國青少年的憂鬱症盛行率差不多，表示校園的心理健康暫時進入穩定狀態。

清大學生初談後到正式諮商療程約要等待1～2個月，為什麼排這麼久？統計也給了答案。清大諮商中心大概有30%的時數，用在長期諮商（指一年晤談9次以上）的學生身上。

王道維解釋，清大目前申請諮商可晤談到8次，比許多學校的6次還多，但面對高危險或特殊的學生，也會延長諮商時數。「如果你不花那麼多時間，這些人可能後來會出問題。等到大家看到，就已經上報了，當然不希望它發生。」

採訪時，不少學生反映，希望預約後至少能在1到2週內能安排到諮商，認為一旦超過2週，中間發生太多事，當初困擾的狀態也改變了，不確定是否還需要晤談。

對此王道維回應，「如果1、2週後覺得OK了，代表他是有方法的，我們甚至應該鼓勵學生，尋求更多方法來提升自我的心理健康。」諮商中心在量能有限下，應該提供更多自我心理照顧的基本知識、告訴學生怎麼找其他資源求助，把有限的服務留給嘗試過一段時間、還無法克服的同學，更能發揮效益。

王道維用醫療公衛相比，「不是大病、小病都來醫院，當然希望小病可以自己盡量避免，戴口罩減少感染，多做運動，預防絕對比後來的處理更重要，這是一級輔導應該強調的。」清大也預計開設線上心衛課程，讓相關知識成為更多學生的基本常識。

成大也有相同的困境，於是在2017年增設初談機制。心理師廖聆岑回憶，過去直接開始正式諮商療程，把心理師的時段都卡住，想約的人就大塞車。有了初談後，可先掌握學生狀況，區分輕重緩急，「有點像是急診的檢傷分級：比較危險的，趕快優先幫你排；需要讓他們等的同學，可以教他們怎麼照顧自己，我們也會安心一點。」

即便校內心輔單位已想方設法，讓學生都能盡量使用服務，但每當自殺事件發生，最先被檢討的還是心理師。

「他明明有在諮商中心談，但是心理師接不住他，是不是你們輔導無效？」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全聯會）常務理事林上能表示，這種說法是對諮商工作的誤解。現於點亮心燈諮商中心服務的他，在學校待了8年、曾任高中輔導組長，陪伴許多青少年度過低谷。

林上能解釋，學生帶著累積20年的身心議題而來，面對結痂的傷口，不可能驟然撕開。

「我們要先清創，重新敷藥，等傷口慢慢長好了，能夠活動了，才有辦法重新訓練他的能力，這都不是一蹴可及，」林上能說，心理師雖經過專業訓練，但也要時間逐步建立信任關係，與對方產生連結，無法直接跳過。

特別是當學生已有自殺意念和企圖，得先做危機處理，緩和個案情緒，「進入到醫療療程，有理智的時候，才真正正式進入心理諮商，」林上能解釋，直接告知引導、傳授理念是教育，不是諮商，正因一般教育處理不了，才需要心理、精神醫療等專業工作者一同合作。

「自殺也不是單一因素造成，有的時候，真的就是時間點，正好在我們接觸到的時候，才真的發生問題。」

不只是外界對心理師有期待，心理師的工作特性，也常讓他們面臨自我期待落空的懷疑。

張河一路讀輔導諮商，想成為幫助個案「好起來」的人，「當我實際去接觸、去實習，跟個案談話的時候，我才發現，為什麼他們就是不改變？我做了很多，怎麼他們就是一樣？」

面對湧上的挫折感、找不到工作的成就感，張河從一次次的督導和自我覺察中，看見自己的限制：「就像醫師吧，有時候以為這個手術沒辦法救回他，但他活過來了；有時候以為做得很完美，可是病人卻走了。我能做的只是一個中介的、催化劑的角色，但是他們怎麼變，變成什麼樣，不是我能決定的。」

他近期也負責一位頻繁做出自殺預告的學生，最嚴重時，張河已問好時間地點，考慮要通知里長和警察，同時聯繫個案的親友、老師、精神科醫師及社政單位，串聯周邊的系統安全網。

「網子能補的大概就是這樣，真的有破洞，或他要割破出去，那就是他的選擇，我沒有辦法壓著他。」話雖如此，張河發現學生的自殺意念真的減低了：「他（說要自殺）的時間一直往後延，你就知道他有點鬆動，不是那麼強烈。」

已經在大專待了5年，張河仍不時感覺自己做得不夠好。這種時候，他喜歡看學生的意見回饋表，有次同事告訴他，學生在Dcard特別留言推薦，「我就去把這個對話截圖下來保存，有點挫折的時候，看這些東西把自己拉起來。」

林上能說，圈內人普遍身心壓力過載。很多人會說心理師要懂得自我調適，但他認為，當人們出現心理危機，經常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環境需要改變：

「當環境對心理師不友善，心理師要如何為個案發聲，撐出足夠的空間跟時間呢？」

拮据的資源，正反映大多數學校對心理輔導的不認識及不重視。

王道維說，就算資源豐沛的頂尖大學，往往也想優先追求排名、提升研究能量，例如聘外籍老師提升國際化程度，或買研究硬體設備，「投資在心理輔導當然有，頂大經費也絕對不是問題，只是以前沒有參考標準，沒有預期要花那麼多在輔導上，所以就是要一點、給一點。」

為了爭取校方支持，王道維攤開數據說服。他分析，來諮商的學生中，15%有自傷、自殺意念，以每週250人次左右的諮商量，等同一週內有30～40人可能處在危機狀態。「這些學生沒有出事，就是諮商中心在做的事。大部分人看不到我們在做什麼，是因為他們沒出事；如果我們什麼都沒做，早就不是這樣了。」

但王道維也清楚，不是所有學生都會來求助，仍有黑數存在，再怎麼做都有漏接的可能。目前清大諮商中心的服務時段，使用率已超過8成，量能趨飽和，若想容納更多學生、縮短排隊時間，就得再增加投入。

清大校方得知這些資訊後，重新規劃經費，為聘任心理師支出更多人事費。此外，明年（2024）也將建新大樓，擴充諮商中心空間，讓更多學生可以得到即時的服務。

無獨有偶，成大在近2年也增聘了2位專任、6位兼任心理師，並在2022年底落成3間新的諮商室，終於緩解過去人力和空間都很吃緊的窘境。

成大副學務長兼心輔組長余睿羚坦言，多數學校認為把錢放在諮商的投資報酬率太低，看不到績效成果，也難以對外宣傳。這樣的心態，讓《學生輔導法》規定的人力樓地板變成天花板，只求達標就好。

余睿羚表示，目前成大增聘的人力不是終點，新上任校長很注意學生心理健康，兩人幾番討論後，希望能往1：700的專業輔導人員師生比目標邁進。她說，法規只是平均值，從過往頂大頻傳自殺來看，成大學生的需求很可能更高：

「從實務端再往上推，怎樣才是比較夠的量能、比較積極的輔導？這是一條可以走的路。」

不只是量的增加，余睿羚也希望根據學生狀態來聘更合適的人。她解釋，每個心理師的特質、技巧、學派都不同，假如精神疾患比例增加，可考慮加入臨床心理師；外籍生人數多，得更完善外語諮商。此外，也希望聘行政專員，來處理各種庶務。

余睿羚想著，如果心理師能把更多時間拿去排案，同學們就更有機會被接住。「但這是滿奢侈的想法，特別是在公立學校的結構底下，要專門一個人來做行政不容易，還在努力中。」

既然法規標準往往成為實務上的天花板，要為校內心輔爭取更多空間，修法便是不能輕忽的戰場。

林上能表示，早在2014年《學生輔導法》立法時，就有立委提出1：800、1：900的想法，如今大環境惡化，學生更需要協助，絕無讓步的道理。

至於師生比怎麼評估才合理？林上能提醒：

「要分析歷年來學生的主訴議題、waiting list有多長、晤談量、每個心理師平均的負荷量。」

林上能表示，必須從學校特性和學生需求來思考，有些學校即便高出標準，實際運作仍是超載。他也呼籲，教育部要有考評機制，來檢視各校的統計和量能，確實編列需要的經費。

種種困境是否有解？這次《學生輔導法》修法是個契機，但降低專業輔導人員師生比、補足人力只是最基本，林上能提醒，應該趁此時全面檢討各種制度性問題。首要是組織編制和人事的正式化，讓心輔在校內可以「名正言順」。

他建議，應將各校的心輔中心提升為一級單位，不再隸屬於學務處，才有更充裕的經費、話語權與專業自主權；心理師也要朝向正規聘僱。針對人事成本太高的質疑，林上能提議，可以逐步增加正式聘僱比例，加入升遷考核機制。「大家正向競爭，學生才會有好的被服務品質。不然你永遠就是約聘，有時候薪水還不會增加。」

但這些改革都需要教育部確實的督促，林上能直言，不是學校沒達標就抽掉補助，而是要積極輔導，「大學自主」不該被拿來當成袖手旁觀、迴避責任的擋箭牌：

「學生在學校裡面，是我們最好可以幫他們的時機了，很多人到大學成年，才有機會脫離受傷的家庭或社會環境的不利，獨立自主，這不就是學校的社會責任嗎？」

前陣子，Jack有位學生在家中吞藥（overdose），幸好最後平安無事。可學生已在外全職實習，評估又有再自殺風險，要怎麼幫忙連結更多資源？

醫院先做了自殺通報，當Jack聯繫自殺防治中心時，仍在分派個案管理員的階段。對方說，個案既然還在學，最後還是交給學校追蹤。Jack鍥而不捨，打電話到學生住處附近的衛生所，諮商也都爆滿。

「我不可能跟學生說，案滿了，你再等一下⋯⋯最後還是學校自己要吃下來，說穿了就是外面人力也不足啊！」 Jack深刻體會，如果學校不把重擔挑起來，學生也沒有其他去處了。

受訪最後，他在鏡頭那端語重心長地說，「大學可能是這學生最後一個可以賦能的階段，如果因為我們自己的情緒耗竭、工作疲勞，在這裡把他放掉了，我沒辦法想像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作為助人工作者，Jack真心希望這些年輕人，有機會被多拉住一下。他說，如果資源能再多一點、偏見能再少一點，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