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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回應〈13位心理師的聯名陳情書〉:別只給道德糖果──學生輔諮負荷過重的社工師和心理師

《報導者》日前刊載的〈13位心理師的聯名陳情書,揭開校園心理安全網缺口〉中,描述了台南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遇到的狀況,認為中心主任的行政判斷導致心理師的專業資源無法進入學校,使得學生可能因此產生創傷。該文清楚描述現行輔諮中心會遇到的狀況,也明確點出心理師待遇不佳的困境,身為一名同樣於輔諮中心任職的心理師,希望能提供更多觀點的補充,讓大眾認識台南輔諮中心的狀況其實不只是主任專業度的問題,更是整個輔諮中心運作困境的縮影。

期待與人力的落差⋯⋯二、三級輔導分界誰說了算?

在現行制度中,學校與輔諮中心的分工分別是二級輔導與三級輔導,二級處理的個案是已出現適應性問題,可由輔導老師處理;三級則是學生已出現嚴重的適應或行為問題,需要心理師與社工師做專業處理,且需要做多重的系統分工。

三級預防輔導機制,層層接住學生的心理安全

如果所有的人都對輔導標準有一致的認識,合作當然可以無間。問題是二級與三級分界的區分仰賴個別判斷,要是學校與輔諮中心的想法不同,問題就來了:誰說了算?

實務現場,輔諮中心幾乎每天都碰到這樣的狀況:學校認為個案很危機或者很緊急,專輔人員的專業判斷卻覺得不是。例如一個孩子在學校都不說話,老師覺得他在班上完全無法適應,問題非常嚴重。問題是心理師覺得孩子並非牽涉家暴、性侵等嚴重身體、精神傷害,應該屬於二級尚可服務的範圍。如果是你,你會選擇開案服務這個孩子嗎?

以專業程度而論,學校老師應該要接受心理師的判斷,回來繼續服務個案。但是無論出於對孩子的憂心,還是出於對專業的期許,不是所有的老師都能夠信服這樣的結果,於是他們會用更多的呼喊與期待要求輔諮中心開案來服務這個孩子。但是「專業判斷」的招牌不一定能服人心,因為老師對學生的憂慮那樣巨大,似乎只能由專輔人員入場才能消解;又或者學校根本沒有輔導老師,即使問題沒有那麼嚴重,學校的老師也無法處理。而輔諮中心所有的委婉解釋,有時在學校耳中都只是推託與卸責,學校動用關係要求輔諮中心開案其實時有所聞。

除了學校輔導人力不足,自顧不暇下只能將所有期待放在輔諮中心,另種情況則是站在以防萬一的角度,為求保險,將個案轉由三級處理,種種原因導致輔諮中心幾乎承擔比原本分工更多的責任。當期待不斷累積,輔諮中心又只有十幾名專輔人員,總有極限到來的一天,一個中心再怎麼專業,也無法承擔起整個縣市的輔導需求。

因此,為了服務品質也為了整個輔導工作的長治久安,輔諮中心必然面臨的關卡,就是得堅守住二級與三級的分界。三級的工作自己承擔,二級的工作需要回歸學校,即使是三級個案,也可能在處理到一個階段後專輔人員退場,換學校繼續接手。

如果專業人力更為充沛,學校本身的輔導能力更強,專輔人員自然可以投入更多的資源給學校,用最縝密的介入避免所有可能的危害發生,但是在資源不足的狀況下勢必得有取捨,終究「信任學校」會是有一天不得不的選擇。

台南的案例,就反映「判斷輔諮中心要承擔多少」時遇到的困難。例如學生跳樓事件,從危機角度判斷,這個危機波及多少目擊者(人數)?被波及到的程度如何(嚴重程度)?學校有多少專輔老師、能力如何(學校人力)?事件是否引發媒體與社會關注?需要哪種程度的介入,介入時間多長?只要任何一項標準有不同的想法,就可能導致不同的判斷結果。也許主任真的阻擋心理師進入,但也許只是判斷的不同,究竟是何者還需要後續理解,但對一個在同樣場域工作的心理師而言,只能說真的很難有簡單的標準答案。

讓主管單位、專輔人員與學校皆大歡喜⋯⋯輔諮中心主任的難題

二、三級該如何介入危機的判斷,加入輔諮中心的上級單位──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之後,變得更為複雜。

因為教育局處雖為輔諮中心的上級單位,但他們卻是受到最多行政壓力的地方:學校直接向處長檢舉、議員接獲家長陳情,又或者記者報導社會事件。無論教育局處是否理解輔導,又或者外在的壓力大到他們得不得不屈服,這些壓力最後都會化為指示,要輔諮中心做這做那,而每一個指示都在打破專業判斷的界線。幾乎每個重大案件處理與否,都是在教育處、輔諮中心、學校的三方角力下完成。

更困難的是,輔諮中心宗旨雖是處理學生問題,卻因為專業人力太好用而被期待其他形形色色的角色。你可以在學校諮商,那你能不能幫學生家人諮商?那你能不能給替代役諮商?但那根本不是輔諮中心服務的範圍。如果你秉持專業,你幾乎得被迫跟這些提出需求的人說NO,問題是他們被拒絕得心甘情願嗎?答案常常是否定的,而如何在堅守專業前提下做好所有溝通,就是非常大的挑戰。

這才是輔諮中心的主任常常無法久任的原因──專業與否只是原因之一,要面對不同位置的期待,取得所有人都滿意的結果,實在是太困難了。不開案,學校可能覺得你推卸責任,生氣地到教育處檢舉;有時則是校方不夠信任輔諮中心,學校老師會抱怨中心憑什麼對學校指指點點?收到不合理命令,對方可是你的長官,你要怎麼拒絕?如果你拿出魄力,底下專輔人員很開心,但是學校痛恨你、長官討厭你;如果你不拿出魄力,學校感謝你了,卻換得專輔人員覺得你失去專業,跟長官搖尾乞憐。

因此,哪怕是主任是否有專業能力,又或是由專輔教師、督學、科長、候用校長不同位置的人擔任,其實都還是會遇到相同的困境。那些處於模稜兩可地帶的開案或不開案,抽手或不抽手,總是很難有個讓所有人滿意的結果。

別再用道德糖果要求,重要的是兩人三腳,如何合作起跑?

其實輔諮中心主任所受的苦,專輔人員也會承受。背後反映的,一方面是實務現場不信任也不了解專業判斷,一方面卻是人力與資源不足下互相傷害的窘境。如果輔諮中心人力可以更充沛,也許專輔人員多承擔一些也無不可;如果學校端的輔導人力也更充沛,輔諮中心就不用憂慮自己的離開造成問題。就是因為資源不足,雙方才會擔心任何一個漏洞是否會在未來爆發,造成學生傷害。

社會常以「你做的事情好有意義」的道德糖果滿足第一線工作人員,卻很難將這些對專輔人力的心疼化為具體作為。專輔待遇與人力的提升仍然遙遙無期,結果往往是在同個領域工作的社工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負荷過重而相互指責,但那背後其實都是為學生著想,以及希望自身專業更被社會認可的奮力吶喊。

台南輔諮中心的事件反映整個輔導體系的困境,也許我們不要將問題簡化為誰對誰錯,無論是專輔人員(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輔諮中心主任,與學校二級輔導教師,我們應該思考社會能如何更尊重、信任諮商輔導與社工專業,以及該如何提升專業人力的地位與待遇。當我們有更多餘裕,就不會在合作的路上懷抱情緒互相拉扯,而是在這困難的兩人三腳中,一起向前努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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