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光下的暗憂

八年級年輕人,與他們的五年級父母們

落在世代缺口的愛與傷──高學業成就青年為何關上與父母對話的大門?

在普遍互動比上一代親密的五年級父母和八年級子女之間,對於「情緒困擾」仍有一條對話鴻溝──出自不同世代對生涯選擇和情緒處理的殊異想像。(插畫/洋子)

和他們經歷過戒嚴時期的父母不同,那是個人情緒和煩惱得為集體存在而壓抑的年代;1990年後出生的青年們是未經歷戒嚴令的第一代,訴說自己的情緒困擾在同輩的話題間也許已經稀鬆平常,但聽在父母耳裡仍像蒙上一層汙名,或聽見了不知該做何理解。

作為父母眼中各項表現都優秀的孩子,負面情緒是不能說的祕密;兩個世代對於怎麼處理情感和痛苦,因見解和處方不同,「坦白」經常使得關係愈趨緊張。當最渴望被認可又期待獨當一面的世代,遇上為子女投資最多且期待回饋的世代,親子之間溝通橋梁的斷裂和阻礙,必須從理解他們所處社會時空的差異開始彌合。

看著同學們在Facebook上分享近況,洋子(化名)感覺只有自己的時間暫停了,除她以外的其他人都在往目標前進,但她想擺脫現況,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碩士班入學兩個月,她提不起勇氣去上課,就算腳踏車都已騎到系館門口,最後還是選擇掉頭。洋子於是第一次踏進學校的諮商中心。

曾就讀國立大學工學院的她,雖然有相關領域的基礎,但畢業後空窗一年才念了研究所,一段時間沒念書總讓她覺得力不從心,無法達到預想的課程要求。暑假先修課程結束後,班上有位同學一聲不響休學,洋子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懷疑自己是否該繼續待下去,「我對很多事情都有一個標準,只有達到跟沒達到,它不是光譜,就是0跟1。」尤其當其他人略開玩笑,表示洋子是從原先的頂大「降格」來到這裡,更讓她挫折。

洋子認為自己「完全失敗」,默默決定休學了。

善意的錯身:當渴望親密的父母遇上過度獨立的子女

直到離開學校前一個月,洋子才在餐桌上向父母坦白,自己正在接受心理諮商和身心科的藥物治療。那是爺爺過世百日之後,洋子忖度許久才選定的時機,暗想家中事件都告一段落,少了別的問題添亂,應該能碰觸這個有點難啟齒的話題。即便在心中沙盤推演無數回,仍無法掌握爸媽會有什麼反應。

「妳唯一做錯的一件事情就是沒有早一點跟我們講!」個性急躁的洋子爸爸首先回應,對於女兒的隱瞞是心疼又擔憂。但父親話才出口,洋子媽媽旋即叨唸打圓場,表示這種事情等準備好再講也無妨。對話開展下去,情況比想像中好上許多,至少兩老沒有顯露出不知所措的樣子。

在接觸心理諮商以前,洋子擔心自己的負面情緒給別人帶來麻煩,「發生什麼事情,我其實也不太跟我爸媽講,覺得跟他們講這個沒什麼共鳴,或是我覺得講這個他們會擔心。」和女兒完全顛倒,洋子媽媽樂於跟家人分享大小事,觀念和喜好都很跟得上時代,也會因為女兒都不跟她聊生活近況而生氣。

相較上個世代以打罵為主的教養方法,洋子的爸媽出生在1960年代,這輩的父母往往希望跟孩子建立更順暢的溝通、更親密平等的互動關係。中產階級家庭的父母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和金錢來陪伴和規劃子女的童年;勞工階級家庭雖然不易有縝密多角的套裝安排,卻也期待必要的教育投資能換取良好的學業表現,透過學歷讓子女向上躋身。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對這個主題有深入的田野研究,2019年她出版專書《拚教養》,談論在全球化競爭愈趨激烈的當代,面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階級相異的台灣父母如何各自採取不同的策略來教養下一代,為他們擘劃通往安康人生的藍圖。藍佩嘉指出,各種親子雜誌在台灣的流行,使得「只有一次的童年」變得更加珍貴,儘管擁有更多教養知識和資源,父母的焦慮卻無法減輕,反而讓他們更在意能夠為孩子做些什麼,以避免自己成為不合格的家長。

洋子媽媽便是一例,她和丈夫都是公司的高階主管,就算是雙薪家庭,也會想辦法在工作之餘的時間安排各種全家活動。由於經濟條件相對寬裕,洋子家一年至少有一次出國旅遊,地點經常是歐洲。除此之外,他們也培養孩子對於藝術的興趣,洋子從幼稚園中班就開始學畫,一直持續到高中二年級。在求學的過程中,洋子爸媽都尊重女兒自己的選擇,並不強力干涉,希望能讓孩子養成獨立的性格。在諸多教育專家的倡議之下,讓孩子習得「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大約是僅次於學業成就的重要目標。

被要求學會自己解決問題,反而走入窄巷

洋子確實長成了這樣的青年,從小就建立要為自己負責的意識,作為獨立個體不要給其他人添麻煩。原先應是值得追求的特質,在被情緒困擾襲擊時,反而困住了她,讓洋子認定自己的求助是在增加別人的負擔。而母親得知她的身心狀況後給予的關心,也成為一種壓力。

積極鼓勵女兒嘗試更多戶外活動,無論是去近郊山上健行或一起去健身房慢跑,只要是可能「提起精神」的方法,洋子媽媽都會提出邀約。洋子開玩笑說媽媽拉著自己出門的機率大概增加百分之三百,「我就覺得too much,讓我這樣就好了,我可以有我自己的pace,我慢慢來,但是她做很多事情,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紀伯倫(Kahlil Gibran)在《先知》(The Prophet)詩集裡對父母這麼提醒:

「你的房子可以供他們安身,但無法讓他們的靈魂安住,因為他們的靈魂住在明日之屋,那裡你去不了,哪怕是在夢中。」

爸媽即便付出諸多關愛、渴求親密的關係,孩子也已經在成長過程裡學會「自己面對問題」。對洋子來說,那是重要的自我認同──如果不夠獨立而給別人帶來麻煩,也成了一種失敗。

困住他們的結界:社會位階的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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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社會地位和未來成就的期待,成了困住高學業成就青年的枷鎖,為了不讓父母擔憂或失望,他們在自身興趣和主流價值之間動彈不得。(插畫/洋子)
對於社會地位和未來成就的期待,成了困住高學業成就青年的枷鎖,為了不讓父母擔憂或失望,他們在自身興趣和主流價值之間動彈不得。(插畫/洋子)
採訪這群在中產家庭成長、高學業成就但有情緒困擾的八年級生
意指民國80~89年出生者。
,普遍能發現他們看似有寬廣的職涯跑道,父母也多半強調開明溝通的教育方式,但實則仍懷抱對階級和社會地位向下流動的警戒。受訪者們談及自己的父母,仍會感受到他們經常明示加暗示,強調「學歷不是最重要的,只是進入職場的門票」、「你有能力和資格比別人獲得更多的資源,不要自己放棄」等訊息,希望兒女在學業或社會可見的成就上全力以赴或克紹箕裘。

作為子女,隱形的邊界始終存在,一旦跨出界線,婉轉勸導和激烈衝突都可能上演。而有些界線無需觸碰,便已先過不了自我審查這一關。

在生涯選擇上迷途的洋子,內心一直有個不敢大聲說出口的願望。在諮商室裡,心理師問起若拋下現實考量,對於未來工作有什麼想像,「我就說不知道,但其實我心裡想的是,如果畫畫可以賺錢就好了,可是我那個時候沒有講。」從小學畫的洋子很喜歡漫畫和插畫,時常瞞著父母私下去報名參加同人誌販售會,跟同好交流作品,但這些喜好她鮮少示人。洋子說,她知道主流社會並不覺得這是好東西,也沒有勇氣跟家人「出櫃」,以此作為一個職業選項。

對洋子來說,沉浸在繪畫創作和研習自然科學的時間,各占人生長度的一半,付出的努力和成本實在太高,無論哪一方都無法輕易捨棄,只是後者更切合一般社會大眾的眼光,何況她也沒有把握能在興趣這條路上做出成績。

在價值歧異上,夢生(化名)經歷的衝突則更加激烈。

高中就讀北一女的她,從升學戰場上撤退後,在大學選擇人文社會科系,積極跟著同學們參與社會運動,卻使得與家人的關係愈來愈緊張,有時媽媽會不滿地表示,女兒比起親人好像反倒更關心外人。這觸動夢生內心最矛盾的價值拉扯,究竟要依循自己知識和實踐上的關懷,成為推動集體福祉的助人者,還是應該回應父母,做他們認同的成功菁英?

由於重視國際觀的育成,夢生的父母自幼就將她送到雙語教育的幼稚園,國中也特別把戶籍寄在親戚家,讓她得以進入眾多歸國子女就讀的中學。夢生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擁有新加坡和美國等地的留學經驗,一直認為孩子應該要拓展國際視野,才能增加未來的競爭力和可能性;夢生的母親雖未喝過洋墨水,卻也十分認同丈夫的想法。

夢生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策略和期待,其實完全貼合他們的勞動經驗和就業年代。夫妻兩人都是五年級生,初出社會的1980年代末,台灣是打造經濟奇蹟的亞洲四小龍,GDP平均成長率在8%以上,人均收入不斷翻漲,堪稱有努力就有機會的年代;他們任職的公司從國外進口自動化設備與電子產品,業務快速成長。1990年代,仰賴低廉人力的產業大舉外移至中國和東南亞,台灣政府推行租稅減免等政策以扶植高科技產業,貿易產業也因此受惠。

因著自身教育程度的提升、經濟條件改善,生在戰後嬰兒潮車尾的四年級父母或是乘著國際化起飛的五年級生,有能力投資下一代的教育,而且他們投資的對象更集中了。

根據內政部統計,1995年時台灣的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1.77個孩子,比1965年的4.8個少了一半以上,教育投資不再需要被眾多兄弟姊妹「瓜分」。但有投資便渴求報酬,家中只有兩個孩子的夢生,跟哥哥可算是從小就被寄予厚望。夢生還記得讀高中時,媽媽曾叮嚀她:「要小心不要讓北一女變成妳人生的巔峰。」

儘管進了台大,夢生卻和父母的期望反方向走。夢生出生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準備上中學時又遇上了全球金融海嘯;台灣景氣似乎沒有好過,她和其他也有漂亮學歷的同學們,只能把無力感和憤怒轉為投入社運的能量,對未來沒有太大的期待。

根據勞動部公布的「108年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如果夢生現在投入職場,平均可以拿到31,603元的月薪,實質薪資與16年前差不多的水平。與此同時,約有3成的青年覺得待遇太差沒有前景,想要換工作。

但夢生仍無法在心裡完全抹去父母想要她走的那條路,要出國留學、要在競爭中獲勝,「我要那樣子才會被看得起啊,我才會被我爸媽認同或喜歡。」儘管掙個好學歷再拿份好薪水,已經不是理所當然的恆等式。然而,長大成人的過程中累積的資源和期待,仍像一道道枷鎖,讓她想動身時倍感沉重,愈是掙脫愈是反覆疼痛。

解嚴劃下情緒出口巨大差異,兩世代溝通之路層層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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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解嚴後第一代,八年級青年的情緒表達隨著社會文化開放而解禁,但戒嚴時代成長的父母或將心理困擾視為汙名,或缺乏應對的經驗。(插畫/洋子)
身為解嚴後第一代,八年級青年的情緒表達隨著社會文化開放而解禁,但戒嚴時代成長的父母或將心理困擾視為汙名,或缺乏應對的經驗。(插畫/洋子)

即便承受著心理痛苦,不到逼不得已的時刻,這些青年們也不願意讓家人知曉。

夢生這個晚上沒有回家,她在台大醫院的急診室裡吊著點滴,順著針頭往下看,纖細的手腕上有數個用菸燙出的圓形傷口,這是她第一次因為OD(overdose,藥物過量)和自傷住進急診室。當手機來電顯示母親的號碼,夢生拜託剛好出現的精神科醫師上陣,「我說你可不可以跟我媽講到底怎麼回事,因為我不想跟我媽溝通。」跟父母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反倒造成陷入情緒困擾的這群青年更大的壓力。

當年輕人願意在實體社會或社群媒體上和朋友談論自己的身心狀況,為何面對血緣關係最親近的父母卻怯於或疲於開口?也許,橫在中間的那道牆是兩個世代對於情緒應該如何處理的認知差異。

1990年代出生的八年級生,是未經歷戒嚴令的第一代。中研院社會所副所長吳齊殷認為,1987年的解嚴是理解情緒困擾現象的重要歷史事件,解嚴的影響不僅限於政治體制的開放,還關係到整體社會文化價值的轉變,「解嚴代表的是讓在這個社會底下生存的這些人,從很多被壓抑的情緒當中釋放出來。」

吳齊殷表示在戒嚴時代,情緒和煩惱被更大的社會力量壓制,個人必須為了集體存在,若表現出心理困擾容易被冠上汙名,甚至因為不符合道德標準而貶損個人的價值。他以自己的成長經驗為例,身為男性要被教育成陽剛的男子漢,自嘲從小學畢業以後就不曾哭過,「有時候想想很悲哀啊,因為你對那種悲傷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你的情緒,被訓練成就是一個要tough(強悍)的人。」

八年級生則是被鼓勵表達聲音的一代,吳齊殷指出關鍵是生存方式的不同,「現在的孩子是被鼓勵、被允許要發聲的,你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生命經驗,所以只會感覺小孩什麼也都沒做好,還喜歡說自己的感受。」社會狀況的快速變遷,在客觀條件上造成兩個世代價值觀的巨大差異,溝通之路上也就堆滿層層阻礙。

情緒困擾在年輕人的話題間也許已經稀鬆平常,但聽在父母輩耳裡仍像蒙上一層汙名,或聽見了不知該做何理解。

因為身心疾病從英國中止學業返台的Joyce(化名),便在與家人互動過程中感受到「家醜不可外揚」的真諦,雖然父親積極為她找尋適合的身心科診所和心理諮商資源,但在親戚面前絕口不提女兒的精神狀況。就讀醫學大學的紋瑾(化名),在向父母坦白用藥之後,得到「應該多吃一點健康食品」的回應,讓她哭笑不得。

作為父母眼中各項表現都優秀的孩子,情緒困擾更容易成為白璧微瑕的那個汙點。在關係緊張的家庭裡,坦承身心狀況可能引來更多責備和衝突;在關係緊密的家庭裡,「好孩子」懂得如何體貼,讓父母擔心會引起他們的罪惡感。無論前者或後者,最終的結果都可能選擇沉默。

從高中就被診斷有思覺失調症狀的語慈(化名),今年的母親節沒有回家,她在Facebook上寫了一封媽媽看不到的道歉信:「她希望我快樂,但是我對自己太過苛刻,以致於過得不好。媽媽,這些年來,我都沒能給妳一個好的生日、好的母親節禮物,願我下輩子,可以不再做妳的孩子,我不願意讓妳受苦,妳是多麽值得更好的人生。」

語慈說,媽媽為了家庭和孩子放棄記者事業,常一邊數落她現在的無能、回憶過去的可愛,一邊依然對她很好,這是她最討厭的地方。

情緒勒索的家庭場景,源於視子女為所有物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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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社會中,父母易把子女看作自己的延伸,為讓下一代取得傳統定義的成功,不少人在無意中走向情緒勒索的循環。(插畫/洋子)
華人社會中,父母易把子女看作自己的延伸,為讓下一代取得傳統定義的成功,不少人在無意中走向情緒勒索的循環。(插畫/洋子)

在一個平凡不過的夜裡,茉莉從自家陽台跳下,青春就此停格,失去繼續盛開的可能。若將她比喻為花,那身北一女的深綠色制服便彷彿綠葉,本該是陪襯的喧賓奪主,學業成就成為鎖住茉莉所有快樂和自由的桎梏。

《茉莉的最後一天》出自公視劇集《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改編自吳曉樂的同名作品,作者以家教老師的身分穿梭在各個家庭裡,用她的眼睛看見受傷的孩子,以及在社會體制擠壓下扭曲的親子關係。茉莉是劇集5個故事中唯一成績出色的孩子,她從未與母親起過激烈衝突,看似最平和的相處,卻讓她走上最決絕的路途。

「我一直在想,茉莉怎麼就這樣跳下去了,她這麼聰明,以後有大好的前程,她怎麼就這麼笨,我就是以為她懂事,以為她知道分寸,是我太疏忽了,」茉莉媽媽在女兒自殺後這麼感嘆,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託在女兒身上,卻換來這般結果。

在此之前,她對著成績不好的小女兒咆嘯:媽媽是留美碩士、爸爸是大學教授,孩子考得這麼爛還要不要臉;至於剛考上北一女的茉莉,未來志願當然要是台大醫科,身為母親的她在飯局代為聲明,以後女兒也要到國外留學。茉莉沒有回應,現實中的許多孩子也沒有回應,他們知道一旦開口會換來更多的情緒垃圾,還有熟悉的那一句「我是為你好」。

近兩、三年,「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在台灣可說是數一數二的熱門關鍵字,形容在關係中利用恐懼、義務感或罪惡感等情結要求對方做出一定的行動,來回應自己的負面情緒,而華人社會的親子關係則是最顯而易見的舉例──父母作為勒索者、子女作為被勒索者的互動腳本。就像就讀政治大學研究所的語慈曾無數次聽到的劇本──媽媽說,她犧牲奉獻,把全部的時間都給家庭,結婚之後不做記者了,因為她的夢想就是生孩子。

被情緒勒索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去回應父母已經給予的諸多付出,只好努力變得更優秀來償還。智君(化名)自小乖巧懂事、成績總是名列前茅,一路從北一女讀到台大研究所,是家中的第一代大學生。母親跟親友談天的話題圍繞著女兒,從不須別人擔心的她是母親唯一的驕傲,彌補自己年輕時因家境清苦而無法實現的讀書夢。家庭關係不睦,智君成為媽媽在家中凸顯自己價值和善盡母職的證明,「我媽常說我是她唯一的寄託,還好我這麼優秀,不然活著這麼辛苦,她早就想走了算了。」

智君想著,媽媽如此愛她,絕不能讓她失望,雖然有時候她真的感覺好累。

情緒勒索其實是互動關係的末端展現,華人社會的家庭觀才是源頭,父母將子女看成自身的所有物,子女的表現和成敗都關聯到一門榮辱,兒女出人頭地就是「光宗耀祖」,反之則是「羞辱門楣」。研究青少年的吳齊殷曾接受《親子天下》雜誌專訪,當時他說自己雖然常教導別人要怎麼當父母,但也曾和兒子起衝突,特別是兒子學業表現不佳時,總會讓他感嘆自己明明是留美博士,還是中研院研究員,怎麼「兒子不像老子」。

「我們從來不認為孩子從出生那一剎那起就是獨立的個體,我們一開始就把孩子想成是屬於我的something,塑造成我理想中的樣子,大部分孩子在這個文化氛圍底下也很容易接受這種暗示。」

吳齊殷分析,當父母將子女視為其延伸物,孩子也會揣摩上意而改變自己。

在網路上流傳著一個悲哀的笑話,卻能激起許多青年的衷心共鳴,它說亞洲人的生涯選擇有4個,前3個是醫師、律師、工程師,剩下的那個選項則是「家族的恥辱」。即便教養的方式變得愈來愈「開明」,作為子女仍知道父母乃至整個社會指盼的應許之路是什麼,並體認到自己實際上很難活成一個獨立的個體。

愛能造成傷害,也能帶來理解和寬恕

「從一開始,我們就哄著孩子模仿我們,滿心期望孩子遵循我們的價值觀,認為這就是對我們人生最大的肯定。」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在《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一書裡這麼寫道,多數父母將孩子當作其不死生命的延續,因此,「沒有什麼比孩子有成就又孝順更讓人心滿意足,也很少有什麼狀況比養子不肖更為不堪。」

其實,不只偏離規劃正軌的孩子苦不堪言,所羅門指出,面對孩子的與眾不同,父母也飽受折磨,也在學習如何改變和調適自己的期待。探看家庭這個場景,父母作為壓迫者的角色似無可議之處,但把鏡頭拉遠觀望,他們亦是社會主流價值下的受害者。以為愛是替孩子鋪墊坦途,但當子女跌倒甚至墜落時,鼓吹個人主義的文化沒有提供扶持或承接的指引。

兩敗俱傷的他們,在各自平行的情緒宇宙裡失聯、斷訊,關於愛的訊息被錯譯成傷害,成了加速遠離的推力。但透過300多個家庭的訪談,所羅門也發現,即便許多父母一開始並不知道如何接受有汙名身分的孩子,最終仍克服重重阻礙,與子女建立親密的連結,對有精神或情緒困擾的孩子亦如是。

愛能造成傷害,也能帶來理解和寬恕。「你可能會漸漸愛上自己的孩子,然後愛屋及烏愛上孩子的障礙,再進一步愛上這世界各種美麗的缺陷。」所羅門把苦難比作跑進蚌殼裡的砂礫,起初令人刺痛難耐,但人類對它的接納和包容,能將之孕育成圓潤的珍珠。

也許父母只是在陪伴孩子成長的時間裡,遺忘了在生命誕生之初,曾經只希望他們平安快樂,無論如何,皆是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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