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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背離親緣》作者被「正午惡魔」糾纏20年:你必須在精神狀態很好時,才能不在乎憂鬱症汙名

(攝影/REUTERS/Edgar Su/達志影像)
【精選書摘】

本文為《正午惡魔:憂鬱症的全面圖像》部分章節書摘,經大家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20多年前,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 在感情、事業、生活一片順遂之時罹患憂鬱症,重度憂鬱一度奪走了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他與疾病纏鬥至今,並以此展開了對憂鬱症的終身研究。2001年,他寫出《正午惡魔》這本憂鬱症專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隔年,他為了治療自己身為同志而在成長過程中承受的傷害,展開為期10年的訪查和研究,針對300個擁有異常孩子的家庭進行深入拜訪,寫成了《背離親緣》一書,震驚世界。

身兼患者、文學作家、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的多重身分,所羅門統合了社會心理及精神藥學的理解,全面解剖憂鬱症:是由外在刺激還是內在性格所引發?是生理問題還是心理問題?政治如何決定憂鬱症的描述及治療?性別、年齡、族群文化、貧窮、自殺與憂鬱症又有何種關係?他採訪大量病患、醫生、科學家、藥物研發者,並書寫自身經驗,試圖帶我們理解這個最難以定義的疾病。

我首次罹患嚴重憂鬱症,是在20年前。

我幾乎半輩子都患有精神疾病,已經無從想像自己沒病時的模樣。憂鬱症似乎更像是我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我生的病。某些時候,憂鬱症就等同於我,但無論什麼時候,憂鬱症至少都是一部分的我。我不再盤算什麼時候可以擺脫治療,正如同我從不去想什麼時候可以不吃不睡。憂鬱症成為我的特點,而要釐清這有多少是由於我和憂鬱症打交道的經驗,又有多少是源於我公開談論憂鬱症的態度所建立的身分,其實並不容易。

身為「職業憂鬱症患者」,與疾病纏鬥20年的人生

我因為撰寫《正午惡魔》而變成職業憂鬱症患者,這件事很詭異。我的母校有門課指定學生閱讀這本書,並邀請我擔任客座講師。我大學時代的夢想是成為功成名就的作家,大學生都閱讀我的作品。但是當年我做夢時,並沒有想像著要寫出一部變態心理學課程指定閱讀的回憶錄。

關於我的憂鬱症的任何思考,都已成為辯證問題。一方面,我的人生不再像從前那麼受憂鬱症所苦,有時候,最初幾次發病的慘況似乎就像遙遠的夢境。另一方面,感到安心幾乎總成為我偶爾幾次復發的序曲。憂鬱症一復發,我就會再度陷入黑暗,感覺永遠無法逃離。我一方面比過去更習慣這樣的陷落,可以感覺到憂鬱蠢蠢欲動,就好像關節炎患者能察覺大雨將至。另一方面,憂鬱症每次復發都很糟糕,而我已忘卻那有多激烈、感覺是多麼萬劫不復──胸口緊悶、遲緩。我也忘了碎裂的自尊,忘了自己如何掙扎著不把每個扭曲的想法當成深刻的頓悟。

不憂鬱的時候,我從憂鬱中汲取力與美;等到陷入憂鬱,這一切再也遍尋不著。我比過去更懂得掩飾病情,即使覺得自己似乎已在垂死邊緣,或似乎不如死去算了,仍能表現得驚人地正常。但焦慮始終是最大的敵人,我會不時一覺醒來,覺得自己根本熬不過那一天。只要遵循治療和用藥方案就能得到相對的平靜,似乎還滿划得來的,但我痛恨自己必須耗費時間和精力在這上面,厭惡自己腦子這麼脆弱,厭惡自己做任何計畫時,都知道要為心智隨時可能背叛我做好準備。我並沒有真的甩掉憂鬱症,只不過不讓憂鬱症靠近罷了。

治療、服藥、規律生活的每一天

過去20年來,我很受幸運之神眷顧。我和外子約翰相識並結婚,他是我所見過最寬容的人。我也有了孩子,我必須讓孩子開心,孩子也帶給我極大的快樂。我們可以為自己創造某些層面的穩定,但安穩也可由別人提供,而約翰就是讓我穩定的力量。我情緒低落時,他總是耐著性子,溫柔陪伴我。我憂鬱時不再感到孤單,這是十分關鍵的轉變。我在主觀上或許覺得生活難以忍受,但在理智上我通常很清楚,我的感受有違實際狀況──我的人生十分美好。我找到優秀的精神藥理學家,他的藥方大半時候都很有效,副作用相對很小。每當問題逼近時,我們會一起想出方法來解決。

我也接受談話治療,我的精神分析師既聰明又風趣,這兩種特質都很重要,不可或缺。我一度對憂鬱症的一些早期警訊漫不經心,他對我說:「安德魯,在這個診間裡,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你絕對有辦法搭著高速電梯直達心理健康的地下室拍賣區。」

我生活規律,沒有一天不服藥。只要察覺到舊病復發的蛛絲馬跡,就會遵從2位醫生的指示調整藥量,同時也努力修正自己的行為。當我特別焦慮時,普潘奈(Propranolol)這種乙型阻斷劑可以放慢我的心跳,讓我正常呼吸,但又沒有苯二氮平類(Benzodiazepines)藥物的鎮靜效果。2012年,我提高了金普薩(Zyprexa)的劑量(過去15年來,我一直靠金普薩來抑制焦慮症),幾個月後再把劑量降到一定程度。接著花了將近2年的時間,才把劑量降回原本的水準。當焦慮的狀況可能惡化時,要找到適當時機去處理真是難如登天。每當臨床症狀似乎正在逼近時,我都會把劑量往上調。

我非常重視睡眠,為了確保睡得夠久,我幾乎願意把任何事情往後延。夜裡小孩需要有人起床陪伴時,約翰往往是那個下床的人。我規律運動,既為了身體健康,也同等程度為了心理健康。我很少喝酒,更少飲用咖啡因飲料(不過巧克力是我的罩門,可悲的是,感到焦慮時,我不能吃巧克力)。

伴侶和孩子的愛,常能成為助力

同時,我也有不願妥協之處。我的生活充滿壓力,但也令人著迷,我不打算過得更簡單。我四處跑,為太多人付出。我沉迷於自己的想法,也渴求別人的想法。我笨手笨腳地周旋在家人、朋友和工作之間,但樂此不疲。我寧可服藥,擁抱世界,也不要降低劑量,把世界關在門外。情況好的時候,我做任何能做的事,有時看起來就像第二型雙極性疾患
俗稱「躁鬱症」。
。但我的行為跟輕躁症無關,而是反映出我深知自己隨時可能喪失運作功能,因此在功能正常的時期,應該好好利用,盡情發揮。

孩子有時是我的抗憂鬱藥。我向自己承諾,一當上父親,就絕不再有輕生的念頭,而且只要能避免,就不在孩子面前露出消沉的樣子。和孩子在一起,強化了這些良性義務。每當我陷入輕微到中度憂鬱,孩子的聲音會發揮神奇的效果。縱使他們有時會讓我生氣和操心(當然了),但他們總讓我在世上多了很多牽掛。然而,我不但要設法保護他們不受我的憂鬱影響,也要盡力不利用他們來紓解我的憂鬱,我不希望他們把這當成自己的責任。我每次情緒低落,約翰都能幫上很大的忙。

和他一起待在我們的房間裡,比以往孤伶伶一個人在自己房裡安心多了。我不太會對他隱瞞真實情況。在憂鬱症的初期,愛是種助力,但等憂鬱症真正惡化之後,愛的力量大半會消散。每當我焦慮到對孩子的笑聲充耳不聞時,我就知道情況變得危急了。這時候,我的職責是保護孩子,不讓他們感受到我的疏離,讓自己表現得像感覺正常的人。那無疑是世上最累的差事了,雖然我也在成功做到時得到一些苦澀的滿足感。

在用藥、停藥間反覆掙扎

我21世紀的人生都在周期性復發中度過。2002年,我為了避免樂復得(Zoloft)在性功能上的副作用而停藥一陣子。突然之間,我的性能量旺盛得不得了,多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還對自身魅力充滿妄想。我和約翰的關係增添了不少情趣,同時,我覺得我和郵差或雜貨店店員的互動也似乎都帶著性暗示。我和遛狗的人交談,覺得有股性意味;連逗狗時,都帶著點性意味。很快的,我又開始被抵禦許久的絕望湧流給淹沒。6個星期之後,我才明白我快瘋了。我恢復服用樂復得,一切也回歸正常。

2003年聖誕節,約翰從明尼亞波里斯市搬到紐約來和我同居。我已經纏了他許久,一直要求他搬來,但等到他真的搬來,卻激發我各種焦慮情緒。我的上個同居人以極傷人的方式走出我的生命,消逝無蹤,而約翰住在我家裡引發的焦慮超出我的負荷。

我還做了錯誤的決定:由於金普薩會令我發胖、行動遲緩,我在約一個月前停止服用,所以不管我體內的化學成分或我的情緒,都變得很不穩定。得償宿願後依然悶悶不樂,似乎說不過去,我擔心這件事會破壞我倆的關係,我得想辦法找個說詞來解釋我沮喪的情緒是由別的事情引發。這回憂鬱症充分發威,我幾乎沒辦法開口說話。一個月前,我曾經觀賞一齣可愛但愚蠢的音樂劇,如今我一遍又一遍又一遍聆聽原聲帶,彷彿那些無腦歡樂歌曲的討喜節奏是把我拉往快樂的救生索。

我原本應在聖誕節後,立刻搭軍機飛到南極洲進行3天的採訪報導。我一直、一直很想去南極洲,而且早已買好所有必要的衣物和裝備。然而我很快就明白,我無法成行,投下去的所有錢都白費了,這件蠢事讓我十分氣餒,近乎抓狂。

等情況好轉後,我看不出那趟旅程有多困難,只消把一些衣服丟進行李箱,坐在飛機上一段時間,就可在熱誠專家的陪同下,欣賞美麗風景,之後再好好下筆描繪這段經驗。不過才一年多前,我還不屈不撓遠赴戰爭中的阿富汗,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採訪報導,如今卻覺得彷彿要窒息了,像喘不過氣來。正當我以為自己已脫離這種擺明了很荒唐的舉動時,卻再度令我的編輯失望,也令自己失望了。

狀況良好時,我認為憂鬱症開始讓步、變得懶散了,不想再為麻煩的事情費心。接著憂鬱症就再度來襲,然後,砰的一聲重擊──我辦不到。那年冬天,我實在沒法搭軍機飛到南極洲,那簡直就像要我從紐約游過去一樣困難。所以我又回頭服用金普薩,約翰和我也適應了新的親密關係。於是,我又重新一點一滴逐漸呼吸到生命的氧氣。

新書出版時欣喜若狂,同時又覺得糟透了

最近一次嚴重發作是2012年末《背離親緣》(Far from the Tree)出版的時候。那種赤裸裸無所遁形的感受再度浮現:我投入10餘年的時間撰寫此書,新書可能失敗的憂慮榨乾了我。我首度憂鬱症發作是在1994年推出小說《石船》(A Stone Boat)時。兩件事同時發生,也影響了我此後每次新書出版的體驗。

我害怕沒人注意我的新書,擔心採訪過的人可能會挑剔我的描述,憂心我的論點有什麼可怕的瑕疵或疏漏,我卻沒檢查出來。但大半時候,我都說不出自己究竟在擔心什麼,只是一味的憂慮我無時無刻不覺得自己彷彿被插入電插座中,無法拔開。人們不停跟我說,我一定無比興奮,而我就盡全力配合演出。我宣稱自己很興奮,也表現得很興奮。我上電視和廣播電台宣傳,興高采烈地談話,但我自始至終都覺得彷彿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彷彿我所愛的人正步上悲慘終點,彷彿自己快忘掉該怎麼吞嚥或呼吸。我覺得,我一旦收回承諾,即使是最無關痛癢的承諾,我都會驟然墜落,無法活命。我覺得,如果繼續目前的飛快步調,我就會爆炸,活不下去。

我開始發表演講,宣傳新書。我知道自己講得不夠好,想法還是一團混亂。我覺得自己瞬間老了,人生無望。我的壓力指數竄升,再度經歷熟悉的恐慌,覺得自己熬不過這一天。晚上無法入睡時,我滿腦袋想著疲憊會損害我的運作,然而等到我終於開始漸漸入睡時,又唯恐自己睡過頭,誤了早上的任務。我在旅館醒來時,會沒辦法把衣服摺好收進行李箱,還一直擔心行李不見或忘記該去哪裡赴約。

但另一方面,出版這本書也很令人激動。不那麼想哭時,我會開心向自己道賀。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混合發作,我總是一方面欣喜若狂,同時又覺得糟透了。似乎唯有孩子能打斷我的亢奮激動。有他們相伴時,我覺得神智清明而快樂。然而一旦他們走出房間,或一旦我走出房間(有鑑於我正試圖做的一切,這種情形更常發生),就破功了,而且離開他們的罪惡感更加深了我的絕望。

精神疾病最大問題之一,是無法「分出真假」

精神疾病的問題之一,是永遠不確定什麼是「真實的」,什麼「只存在你的腦子裡」。從新書巡迴宣傳的第一天開始,我就覺得耳朵受到感染,不確定該不該搭飛機,但新書巡迴宣傳都得搭飛機,而且我們是費盡心力才排好行程。所以,我不斷上下飛機,同時想著耳朵該怎麼辦。我聽不到聽眾提問,我打電話問醫生,他建議我使用高劑量的鼻噴劑「Afrin」,這是一種非處方藥。或許因為耳朵塞住,我失去平衡感,覺得站不穩。有一回,我要搭的班機改了登機門,由於沒聽到機場不斷重複的廣播,我差一點錯過班機。我開始耳鳴,左耳中彷彿沒完沒了地響著尖銳的剎車聲。

結果我參加邁阿密書展時,終於被送進急救護理診所,旁邊盡是些大聲哭鬧的孩子。一位年輕醫生向我保證,我的耳朵看來沒事,但我可以滴幾滴抗生素。耳朵不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不再滿腦子想著書評,我開始揣測,說不定我的症狀只是歇斯底里。我懷疑,喪失聽力是否若非憂鬱症因、就是果。那天晚上,我應朋友之邀到他們的海濱公寓共進晚餐,其中一位朋友是精神科醫生,他替我開了更強的抗生素處方,我服用了一個星期。

回紐約過感恩節的時候,我跟耳鼻喉科醫生預約看診。他幫我檢查後宣布:「你得了感覺神經性聽損。」他解釋,我一邊耳朵似乎已喪失大半聽力,而且可能無法恢復。他開了類固醇,要我幾個星期後回去做另一種檢查。他說我另一邊耳朵喪失聽力的機率和這邊耳朵差不多,並提出我可能曾經感染病毒,破壞了內耳毛細胞。他又說,我也應該去檢查聽覺神經是否長了腫瘤。

身體心理的交互影響和自我質疑

感恩節那一天,餐桌上很熱鬧,我卻聽不見大家在談什麼。儘管和親友在一起,我卻感到全然的孤獨。我決定取消剩下的新書宣傳行程,於是開始取消,然後又決定不要取消。我的編輯認識一位西雅圖的醫生,等我在感恩節週末結束前抵達西雅圖時,可以為我檢查耳朵。我飛到西雅圖,展開新的固定行程:抵達新的城市,到新的醫院看診,重新填一堆表格,接受耳內注射,然後又趕去接受媒體採訪或發表演說。我不斷自問,我真的喪失聽力了嗎?我一直想像,我不知怎地跟自己的憂鬱症聯手對自己做了這些事,似乎憂鬱症是我自找的。

我很快就明白為何大家需要立體聽覺。我完全喪失平衡感,幾度跌倒。我沒辦法用左耳聽聲音,彷彿有顆網球塞住了我的左耳道,雖然醫生再三向我保證,我的耳朵裡沒有任何東西。

我的左耳已永遠喪失部分聽力,而且顯然一直都會耳鳴,這是令人極度惱恨的生理症狀。我的感覺不像最初那麼糟糕,或許是因為一部分聽力漸漸恢復了,或許是我對聽力不再那麼焦慮。我可以應付機場的廣播,雖然有時在吵雜的餐廳裡會碰到一些麻煩,不過反正多年來一向如此。我戴上助聽器,不過只戴了幾個月,就明白不戴也成──我的聽覺毛細胞康復了,因為繼發性發炎的問題解決了,或者,因為抑鬱的心情過去了。我再度正常,不再無緣無故跌倒。當時我的身體一定出了什麼問題,心理也一樣,我仍然不清楚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或如何相互影響。

所以,憂鬱症遺留下來的諸多影響之一是,我常常不清楚我的心理和身體健康如何相互影響。我很希望自己對肉體與心靈能有一種笛卡兒式的篤定,但我做不到。每回肚子痛,我總懷疑擾亂消化功能的究竟是食物中毒還是非理性的恐懼;睡不著覺的時候,我納悶自己是思緒翻騰(就如同每個人會不時出現的狀況),還是臨床焦慮症發作。

我想確切知道什麼時候別人是真的對我有敵意,什麼時候又是我過度偏執。我謹防自己對憂鬱症豎白旗,我除了對數學、土風舞和團體運動不在行,幾乎沒對任何事認輸過。我勇於完成各種壯舉,例如玩滑翔翼或遠赴戰區旅行,我很頑固,絕不願因憂鬱症而錯過人生任何經驗。友誼受損時,我總是設法修復。我把損害歸咎於我的心理狀態,而不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磨難。我試圖修補過去,這是我眷戀過去的方式。我得的是憂鬱的神經官能症,而我對自己的憂鬱症也很神經質。

公開談論,打開了「正常」皮囊下的憂鬱痛苦

人們問我,如此公開地談論自己的心理困境,是不是可怕的負擔?他們認為我必然因此備受嘲笑。我很樂意告訴大家,即使真是如此,那多半也只是背後的嘲笑,雖然我不時會在推特上撞見冷嘲熱諷。身為職業憂鬱症患者,我最驚訝的發現是憂鬱症竟然這麼普遍。每當我向別人吐露自己深受憂鬱症之苦,聽到的反應通常是「我一直很擔心我妹妹」或「我最好的朋友去年自殺了,我一直為不了解他的情況而自責」或「我已經憂鬱了很多年」。幾乎每個人都對我推心置腹。

有時候,我覺得這本書就像機場的全身掃描機器,讓你看到每個人在衣服底下藏了什麼東西。沉著得無懈可擊的人,會向我吐露自己或近親每天面對的苦痛或麻木,而且他們多半是陌生人。有時候,素未謀面的人會因為本書談到的憂鬱症故事讓他們覺得沒那麼孤單,而在大庭廣眾間擁抱我。即使當我自己的情緒也十分脆弱時,要再承擔別人的情緒誠非易事,他們的信任和熱誠仍令我倍感光榮。

我不斷接到憂鬱者來信尋求我的意見。我不見得具有超越那些信件內容的智慧,對我而言,這些信函既美好又可怕。之所以美好,是因為信中表示,我的文章或我說的話對他們有幫助,也因為他們建立的社群讓人感覺美好;之所以可怕,則是因為這些信每天都對我揭露人生的苦痛,讓我看到未接受治療或對治療沒有反應,或走到人生半途、卻迷失在黑暗幽林中的人受到的種種磨難。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睿智開示眾人的大師,有時卻覺得我是自身難保的憂鬱症患者。我最喜歡一封沒有回郵地址的信:「我原本想自殺,但是讀了你的書後,改變了主意。」陷入情緒低潮時,我有時會對自己朗誦這段話。我明白我的所思所感無一不是許多人早已思考和感受過的。同病真的會相憐。發現自己的痛苦其實如此平凡,或許也是一大安慰。

「精神狀況好時,我才承受得住憂鬱症汙名」

憂鬱。運動場上不能容忍弱者的殘酷文化,正是防禦脆弱的機制。但今天我大致領悟,只要憂鬱症已成過去,談論憂鬱症就不是那麼困難。不憂鬱的時候,我可以不厭其煩地詳細探討憂鬱症,撰寫本書和公開演講時就是如此。然而陷入憂鬱時,我沒辦法和別人談憂鬱症。憂鬱症突然變得可恥。

我不是不知道這樣的反應有多荒謬。本書已經以24種語言出版,我的情況可說再公開不過,然而每當我因精神健康問題而必須取消原定計畫時,我會捏造出一連串身體疾病,為染上杜撰的流感或虛構的腳踝扭傷致歉。我可能在6個星期後向撒謊對象坦承我其實有點低潮,但在當下卻無法吐露實情。

這有部分是基於一個深層事實──你必須在精神狀態很好的時候,才有辦法不在乎憂鬱症的汙名。我深為某種深藏在內心的月亮恐懼症所苦,那是一種對精神疾病的自厭偏見。憂鬱的時候,我會看低自己,認為憂鬱症代表某種失敗,雖然情況好的時候,我知道這全是胡扯。

別人的同情也會壓垮我,憂鬱症是一種孤獨的疾病。陷入憂鬱時,會有難以破除的孤獨感。想安慰你的人如果無法真正提供任何安慰,可能會很苦惱,而你會為此深感內疚,雖然被放棄只會更慘。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在2014年的美國精神醫學會會議中談到,他有個朋友形容嚴重憂鬱的孩子「在細繩另一端往太空飄去」。這名父親描述,他抓住繩子這一端,希望把兒子拉回來,但也明白拉得太用力的話,會扯斷細繩,永遠失去兒子,所以他只能盡最大努力拉住。拜登承諾要強化連結,讓大家更安全也更容易把精神病患拉回來。他說,提供更好的心理衛生服務,可以讓繩子不那麼容易扯斷。我後來見到拜登時,他斷言消除對精神疾病的偏見是我們這一代必須力爭的民權,並讚美為此奮戰的人士。我告訴他,身為確診的精神病患,我很感激他,還在位的政治人物願意挺身支持如此背負汙名的目標,相當有勇氣。他回答:「你們才是真正的勇者。」

憂鬱症汙名,真的去除了嗎?

2014年,我和一位著名的文化評論家有一次令人訝異的談話,她說:「你當時寫文章公開談論你的憂鬱症,真的很勇敢,現在就不需要鼓起這麼大的勇氣了。」她善意的話語裡面蘊含的假設是,憂鬱症的汙名正在消退,大家愈來愈能公開談論憂鬱症。

這樣的說法只有在某些前提下才正確。今天精神病患應該出櫃的想法已很流行,這樣的轉變始於百憂解在1987年核准上市之時,之後又有多場公共衛生運動推波助瀾,例如由MTV支持的傑德基金會(Jed Foundation)「愛更響亮」(Love is Louder)運動,乃是為了幫助各種受社會排斥的人找到自己的聲音,並推動學校公開討論精神疾病。

也不時有社會名流坦白揭露自身的精神疾病,《捫心問診》(In Treatment)
《捫心問診》原為以色列心理治療電視劇《治療》(Be Tipul),後由美國HBO改編,於2008年1月首播,講述心理治療師每週與個案晤談的故事。
之類的電視劇集也為大眾提供探討這類問題的語彙。女演員葛倫.克蘿絲(Glenn Close)成立的團體「改變思維」(Bring Change 2 Mind)製作了詼諧的電視廣告,設法讓大眾接受精神疾病,去除精神病背負的汙名。克蘿絲告訴我,如果大家知道他們有多常和精神病患相處,就不會那麼害怕了。她解釋:
「汙名往往來自無知。如果我們之中每4人就有1人得病,你不可能害怕這樣的疾病。」

美國政府和醫療制度,仍奉行差別待遇

不過大眾媒體仍經常展現對憂鬱症患者莫名的敵意。2014年春天,愛爾蘭新聞記者約翰.華特斯(John Walters)寫道:「我不相信憂鬱症,根本沒有這回事,完全是捏造出來的,都是鬼扯蛋,是藉口。」你能想像某個公眾人物在談論癌症或心臟病或愛滋病時這麼說嗎?演員羅賓.威廉斯(Robin McLaurin Williams)在2014年自殺後,女兒潔爾妲(Zelda Williams)在推特上遭到網路酸民霸凌,他們將她父親的死歸咎於她,還上傳陰森森的竄改照片,說那是羅賓斯的屍體。憂鬱症似乎仍然會激發歇斯底里的對立。

比個別挑釁更令人困擾的是,美國醫療保健制度和聯邦政策都信奉對憂鬱症的偏見。2013年,美國拒絕一名加拿大女性遊客入境,理由是她曾因憂鬱症住院一年半。雅倫.李察森(Ellen Richardson)因此不得入境美國,除非美國國土安全部認可的3位多倫多醫生有任何一位願意開體檢合格證明給她,單憑她自己的精神科醫生背書「還不夠」。李察森原本只是要借道紐約,去搭乘遊輪前往加勒比海。

美國邊境官員聲稱他們乃根據《美國移民與國籍法》第212節行事,這條法令准許邊界巡警拒絕任何會威脅到他人「財產、安全或福祉」的旅客入境。他們給李察森一張書面通知,告知她,基於她的「精神疾病發作紀錄」,她在入境美國之前應先取得醫療評估報告。李察森並非這類措施的第一個受害者。2011年,美國也曾禁止加拿大教師兼圖書管理員洛伊絲.卡門尼茲(Lois Kamenitz)入境,理由是她曾企圖自殺。

安大略精神健康警方紀錄查核聯盟(Ontario Mental Health Police Record Check Coalition)前共同主席雷恩.佛瑞提胥(Ryan Fritsch)聲稱他在該年聽過8樁類似案件。在李察森的事件發生後,他寫信給我:「我覺得很多人都被拒絕入境。我還聽說,加拿大全國性和省級的各種心理衛生倡議與宣傳組織派主管級代表到美國參加會議及其他官方活動時,都曾在邊境遭到拒絕入境。」原因大概出在他們自己的精神病史。

拒絕汙名化,是為患者、也是為自己

嚴厲抨擊憂鬱症,代表倒退回某種優生主義哲學,這種哲學認為任何精神疾病的跡象都是社會排斥的根據。1990年的《美國身心障礙法》禁止雇主歧視精神病患,我們會捍衛罹患憂鬱症的美國公民在任何地方的工作權,難道不應也捍衛有憂鬱症的旅客入境美國的權利嗎?社會任何領域根深柢固的歧視都會鼓勵他人效尤。大多數美國人之所以為同志爭取從軍權,都不是因為他們希望成為同性戀軍人,而是因為任何政府批准的歧視,都會損害所有同志的尊嚴。同理,拒絕李察森入境的邊境政策不但對外國人不公平,也侮辱了數百萬深受精神疾病所苦的美國人。

將任何失能狀態汙名化都很糟糕,將其治療方式汙名化則更糟糕。李察森之所以遭拒,不是因為她的憂鬱症,而是因為她自殺未遂後,警察把她送到醫院,並提交一份報告,而美國當局拿到了這份報告。曾因精神健康問題求助的人,會比其他未求助的人更容易控制內心的惡魔,而李察森的案例只會警告大家,千萬不要因精神疾病而求助。

如果我們把人嚇跑,讓他們因為害怕這項紀錄日後會對自己不利,而不敢接受治療,我們不啻在鼓勵大家否認生病、不遵從醫囑、耍花招,形成更加病態的社會,而不是健康的社會。

1993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HIV帶原者入境美國。美國是在司法上採取如此頑固立場的少數國家之一,其他國家為亞美尼亞、汶萊、伊拉克、利比亞、摩爾多瓦、阿曼王國、卡達、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南韓、蘇丹。在激進派遊說團體大力反對下,美國終於在2009年解除這項禁令。歐巴馬總統表示,他相信這項禁令導致大眾對HIV帶原者和愛滋病患的歧視,結果人們因此不願受檢,間接促進了愛滋病散播。

李察森在2001年曾企圖自殺,並因此半身不遂,但她受益於有效的治療,後來過著有意義的生活。我們應該為這些設法改善精神狀態、即使面對困難仍努力生活的人喝采。我們應該盡可能讓更多人不用面對政府的反對,獲取一系列可得的支援,這不但符合人道精神,也符合我們的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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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一如冬天,會再復返。我學會即使在情緒最低潮的時候,也能想像心情好的時候,而我習得的技巧有如正午陽光般,穿透惡魔的黑暗世界。」以《背離親緣》聞名全球的安德魯.所羅門,深刻書寫了身為20年重症憂鬱患者的生活、試驗和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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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汙名,真的去除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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