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光下的暗憂

校園內外的諮商資源近用仍有困境

如何為情緒受苦者「撐傘」?陪他們走一段聆聽和理解的路

情緒困擾像過熱的烈日或濕冷的暴雨,陷入痛苦的高學業成就青年,除了專業資源的協助,更需要周圍親友的支持與理解,替他們撐起可以歇息的傘(圖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年輕人的情緒困擾已是跨越國界的共同現象。美國2019年報告顯示,在美求學的大學生,無論心理諮商、藥物治療或住院比例,相較9年前皆顯著增加,接受諮商的大學生成長了10%,有自傷行為和強烈自殺意念的學生也明顯上升。心理健康的惡化,已讓英國、澳洲等國積極投入資源應對。

盤點台灣的心理支持資源,大專院校的心輔能量能回應學生們的諮商需求嗎?離校後,近用心理扶助資源的機會如何?而在專業支持之外,一般人如何能成為這些情緒受苦者的「撐傘者」、陪伴他們一同面對苦難呢?

4月的夜晚,夢生(化名)爬到住家外的遮雨棚,8樓的高度可以抵換23歲的生命長度,幸虧親友及時趕到,讓她走回圍牆內。大學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和藥物治療的夢生,幾度動了自殺的念頭,她說自己好想消失。

遇有自殺動機的個案,大學校園心理輔導體系的一般做法是通報。在夢生就讀的台灣大學,學生心輔中心掌管行政業務的臨床心理師黃揚文說明,一旦通報流程啟動,便會結合台北市的自殺防治網絡,偕不同單位合作,涉及機關包括警政、消防、衛生、社會,對高風險個案進行關懷訪視。(註)
除校內各單位的橫向聯繫,學校與縣市行政區的健康服務中心也有連結,交換資訊以調配更合適的業務分工。

然而,是否通報卻成為部分陪伴者心中難解的道德難題:一邊是當事人的生命安全,一邊則是人身自由和個人意願。

陪伴者:強制就醫後「她不會死,但她過得好不好?」

俗稱「強制就醫條款」的《精神衛生法》第41條,是為了避免當事人傷人或自傷,條文寫明:若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傷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病人前往醫療機構辦理住院;若拒絕住院治療,地方主管機關可指定機構緊急安置。

對此,有長期實務經驗的黃揚文則表示,法律雖如此訂定,執行面通常仍會徵詢當事人的意見,「原則上只要我(指當事人)還是意識清醒的狀況,不願意去就醫,那種就沒辦法。」他舉實例說明,假若當事人站在圍牆上、或拿刀割腕,只要他不願意就醫,未必能夠強制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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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自殺意圖者,通報是防止悲劇發生的手段,卻也讓陪伴者陷入倫理的兩難。台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臨床心理師黃揚文認為,先讓當事人活下來,後續資源才有介入和協助的可能。(攝影/陳曉威)
針對有自殺意圖者,通報是防止悲劇發生的手段,卻也讓陪伴者陷入倫理的兩難。台灣大學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臨床心理師黃揚文認為,先讓當事人活下來,後續資源才有介入和協助的可能。(攝影/陳曉威)

那次行動後,夢生在台大醫院的急性精神病房住了一個多星期──她衡量現實後自願就醫,為了不讓自己真的去死。精神病房位在舊大樓,門禁本就森嚴,因著COVID-19疫情關係,更只剩下家人有探病和陪病資格。她的智慧型手機被院方替換成只能撥電話和傳簡訊的「軍人機」,夢生與朋友的聯絡開始有了時差。

凱妮(化名)曾陪著夢生進出幾回急診室,但長時間不能見面卻是第一次,連想捎去一封手寫信,也得透過她的家人轉交。凱妮看著夢生反覆地服藥過量和自傷,幾度想開口問她為什麼,「但我沒有真的開口問過,我不想她像每次在診間面對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的詢問一樣,說出那些話,但我更怕她向我道歉,努力地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好道歉的。」

但凱妮很害怕,如果下一次不是在急診室,而是夢生真的離開了呢?不是每次都有僥倖,於是她對夢生說希望她住院,凱妮一方面希望精神病房是個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又希望它不是,「我不知道她在裡面過得好不好,我只知道她在那裡不會死。」

寂寞和更漫長的寂寞,凱妮好像只能選擇前者。她知道醫療只能讓夢生活著,暫時「奪去」她死亡的選擇,卻不能完全消除她的痛苦。

精神用藥的能與不能:心病還需「心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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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和復原的過程有時漫長,不如主觀預期,失去自我掌握感常為個案帶來難以消解的焦慮。「宜:把復原看作旅程;忌:超前的期待」──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內設計的籤詩盒,每個盒中放著給求助學生的鼓勵或安慰小語及推薦讀物。(攝影/陳曉威)
治療和復原的過程有時漫長,不如主觀預期,失去自我掌握感常為個案帶來難以消解的焦慮。「宜:把復原看作旅程;忌:超前的期待」──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內設計的籤詩盒,每個盒中放著給求助學生的鼓勵或安慰小語及推薦讀物。(攝影/陳曉威)

夢生說,OD(overdose,藥物過量)是她遠離清醒的方法,在失去意識的時空裡才能躲避所有負面情緒。藥是矛盾的產物,渴望自己消失時,過量的藥效是引渡的橋梁;渴望好好活著時,它則幫助弭平過激的情緒波動,適度使用藥物能在生理上支撐基本日常運作。

看似已跟藥物成為緊密的夥伴,夢生也走過排斥的歷程,「我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會很焦慮,很緊張說自己是不是要吃藥吃一輩子,」但當她看見因其他疾病必須長期服藥的患者時,又轉變了想法,「明明就有些人比我更慘,可能有慢性病、或是糖尿病之類的,就是每天都要打針那更慘。」夢生認為若不將藥物視為控制,而是輔助的力量,似乎也非壞事。

藥物的汙名和其危及自我掌握感的焦慮,同樣也困擾著小嵐(化名)。在台大四年級時,她經歷嚴重的情緒困擾,經心理師介紹到身心科看診,領回的藥原封不動,「我沒有吃下那一顆藥,因為我真的很怕吃了有副作用,我回家會被發現。」小嵐擔心父母察覺異狀,研讀社會科學的她,理性上知道用藥恐懼來自社會建構的汙名,感性上還是無法克服。

根據衛福部2019年的最新統計,全台有139萬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其中30歲以下人口佔16萬人,較5年前增加5萬人,5年間的成長率(43.3%)也是所有年齡組中最高的。

用藥的原因眾多,並不能直接等同於臨床身心疾患診斷,卻意味著有更多人尋求醫療手段來處理情緒困擾的議題。就讀國立大學研究所的洋子(化名),因憂鬱和焦慮的情緒,已經很久沒去上課。她聽從學校諮商中心建議,打算尋求藥物治療、循校方提供的名單到校外診所;進入診所後,櫃臺服務人員遞給洋子一份5頁的量表,問題涵蓋諸多領域,從食慾、睡眠一路問到性慾,讓初診的洋子大開眼界。

「我對醫療很有信任感,開始填表之後我就還滿冷靜的,覺得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問題的,很理智地跑過來,我過來是要把我自己治好,」洋子說她自小體弱多病,對醫院再熟悉不過,所有問題好像踏進醫院就有了解方。醫師向她詳細說明可能引起負面情緒的生理原因,以及種種藥物如何改善現狀的機制。

藥物治療確實給洋子帶來安定感,且掛號費和藥物費加起來大約300元,不會造成過大的經濟負擔。但診所能給的也僅止於生理作用,後來回診,大多只是衡量身體情況和副作用,調整藥的種類和用量,醫師問診時間往往不超過10分鐘。

除了生物層面,心理和社會因素也是影響身心疾病是否發作和能否順利復原的關鍵,這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恩格爾(George L.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對後續身心醫學的發展影響甚鉅。在台灣的實務分工裡,精神科醫師著重在藥物或其他生理療法,心理和社會的部分則落到心理師或社工身上。

已經服藥將近兩年的Joyce(化名)便感覺,用藥多寡和身心狀況是否好轉並不能劃上等號,「不會像什麼感冒,每吃一包你就會好轉一點。」藥物只是讓她不致於陷落情緒的谷底,連帶效果是被挖空的感受能力,「滿多時候很沮喪,怎麼吃了那麼久,我就是無法再跳回一個正常的狀態。」

Joyce說,她也明白自己的情緒困擾不純然是生理因素,只靠藥物當然無法完全「痊癒」,但其他資源卻未必如此容易接近。

校園內:廣設諮輔中心,但資源有限、「癒」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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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依法設置的輔諮中心,為學生搭起處理情緒和探索自我的避風港。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校方也需控管諮商的次數和期程,以服務更多人的需求。圖為台大心輔中心內的白板,寫滿學生抒發心情與彼此鼓勵的話語。(攝影/陳曉威)
大專院校依法設置的輔諮中心,為學生搭起處理情緒和探索自我的避風港。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校方也需控管諮商的次數和期程,以服務更多人的需求。圖為台大心輔中心內的白板,寫滿學生抒發心情與彼此鼓勵的話語。(攝影/陳曉威)

幸運的是,如果這群年輕人尚未離開學校進入職場,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都設有學生輔導單位,名稱從「輔導中心」到「諮商中心」不一而足,但都可以提供在校生免費的個別心理諮商服務。2014年,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立法院通過《學生輔導法》,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專責單位辦理學生輔導工作,並設下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人數的生師比,例如專科以上學校,每1,200名學生就要配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

暫且不論未達標的院校,幾所頂尖大學
簡稱頂大。源自於教育部於2005~2017年推出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為了提升國內研究水準、建設世界級的頂尖大學,給予重點大學經費補助之計畫。 包含台大、政大在內共12所大學獲得補助,台海大、中正等5所大學或特別補助。目前本計畫已經結束,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接續。
雖依法增聘人力,仍無法滿足愈來愈龐大的諮商需求。打開台大心輔中心的初談預約系統,釋出3週的時段已被「搶訂一空」,想諮商的學生們只能期待有人取消,或等待下一輪。至於進入諮商階段後,黃揚文說明,台大校方提供的個別諮商以6次晤談為準,定位為短期心理治療,符合諮商學界的一般做法;但若諮商進程不如預期,經心理師專業判斷後,也可能視情況再增加次數。

設下限制除了讓案主和專業工作者協商出短期可執行的目標,也是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有限資源,「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學生,如果有一個學生一整年都在這邊,等於是把一個老師的時間都占住了,可以提供其他同學服務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基於行政管理,校方必須考量資源分配和近用性,但次數限制對部分學生則製造新的焦慮,擔心「額度」用完之後,問題還沒解決。

需要心理服務的學生增加,是許多大學都感受到的趨勢。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已在學生保險中提供身心科的醫療給付,接受自費治療也可申請補貼,每月最高額度是1,450元,黃揚文舉例,「他吃的藥可能是一些自費的藥,短期如果吃一週可能沒什麼感覺,但當要吃到一個月的時候,加起來的錢就滿多的。」然而,目前此做法僅有台大推行,其他學校尚未實施類似的方案。

問起在學校諮商將近2年的夢生,她說畢業後大概沒辦法繼續諮商,私人院所諮商的費用一次動輒上千元,嚴重排擠社會新鮮人其他的支出。休學的洋子搬回台北後,則尋求住家附近費用較低廉的社區諮商服務,但可適配的心理師較少,晤談時間也比在學時短上一半。

一旦有情緒困擾的學生畢業或休學,離開校園,就像雨天收傘,得獨立面對沒有什麼支持和資源的未來。

校園外:高價門檻下,無處安身的諮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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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後,坊間的私人諮商所所費不貲,對社會新鮮人而言難以負荷。即便願意嘗試諮商,累積的費用和復原進度的停滯,也容易讓當事人中途放棄。圖為位於校園一隅的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圖中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離校後,坊間的私人諮商所所費不貲,對社會新鮮人而言難以負荷。即便願意嘗試諮商,累積的費用和復原進度的停滯,也容易讓當事人中途放棄。圖為位於校園一隅的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圖中非當事人)。(攝影/陳曉威)

前年(2018)9月,Joyce終於申請上準備已久的建築聯盟學院,展開第二次赴英留學,但在一個月後,她的負面情緒和自殺想法逐漸變得不可控制,即便勉強去了學校,也只是躲在廁所裡嚎啕大哭。Joyce找學校合作的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看診服藥,也尋求心理諮商協助,情況仍未見好,只得在11月時返台休養。

失去學生身分後,社會現實和情緒困擾會如何彼此扞格,Joyce可說是深刻體會了。

回國後,Joyce已經在私人機構接受超過50次的心理諮商,跟心理師卻一直沒辦法深入核心,她苦笑自嘲,總不會在結案前都算是磨合。諮商遲無進展讓她無比焦慮,尤其當心理師不斷提醒「無用的」諮商等同在浪費錢,「我當場就被她重擊,她也知道金錢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焦慮的事情。」

每次1個半小時的諮商,都得掏出3,000塊,至今花費已經超過15萬元,都是父親在支付。情緒困擾讓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難以持續,雖然老闆願意讓她休養後回歸,沒工作的期間就是沒有收入。全心想著要怎麼讓自己快點「好起來」的Joyce如同碰壁一般,「我在諮商這個過程投注了很多努力,我也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了,為什麼問題都沒有明顯的改善?對自己還有對諮商心理師都感到很抱歉。」

高額費用是讓許多個案中斷諮商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社會新鮮人,即便有高學歷,菜鳥的薪水也通常沒有餘裕負擔頻繁的諮商,更遑論因為身心狀態不佳而無法工作的案例。在這種情境下,平價的心理健康資源便扮演重要的角色。Joyce曾經待過的英國,便已推行超過10年。

缺乏時間彈性,台灣公共諮商看得到、約不到

公醫制度聞名的英國,國民健保署(NHS)在2008年開始推行「改善心理治療近用計畫」(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IAPT)
根據IAPT計畫的官方統計,在2018年已可服務100萬名民眾,預計在2024年達成190萬名的服務能量,是目前全球最大規模由國家所主導的心理健康計畫。
,以健保資源挹注,讓有憂鬱或焦慮等疾患的英國成年人免費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在2010年更擴大適用包含未成年人的全體國民,民眾可透過自行註冊或家庭醫師轉介來尋求協助,諮商次數和期程則因地區而異。
受英國影響甚深的澳洲也不遑多讓,其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Medicare補貼之項目涵蓋醫院醫療、心理諮商、居家訪視和線上諮詢等。
在2018到2019年投入大筆經費專門補貼心理健康服務,金額高達13億澳幣(相當於新台幣265億元),讓民眾可以免費或較低廉的費用取得相關服務。據澳洲健康與福利研究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統計,18至24歲的澳洲人口中,有14.4%的人近用受醫保補貼的心理健康服務,比其他年齡層及全體平均使用率都來得高,可見公共支持資源對青年族群的重要性和意義。
回頭檢視台灣現況,中央政府雖規定各縣市應提供民眾價格優惠的心理諮商,但實際執行則取決於地方政府是否有預算和人力。以首善之都台北市政府為例,目前在12個行政區的健康服務中心都有心理諮商門診部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透過「醫療福利計畫」之預算來補貼精神醫療和心理衛生服務,在109年度編列了585萬元,其中一部分便是用在社區諮商。
,民眾只要花250元就能與專業心理師晤談。

此業務由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統籌,執行祕書李琬渝說明,市府和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合作,透過北市心理師公會招募諮商專業人力,希望讓有需求的民眾就近諮商,近年服務量大約都在每年8,000人次。李琬渝坦言服務推行的難處,在不容易主動接觸目標使用者。

儘管社區諮商服務比起私人院所平價,但並非廣為大眾所知。此外,晤談時間較一般諮商短,而各區每週僅有2~3個可預約的時段,平日晚上少有心理師提供服務,假日更沒有服務。換句話說,假如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有意使用費用低廉的社區心理諮商,也難以配合看診時段,在實務上不容易近用。

私人諮商的費用不堪負荷,公共資源又缺乏彈性,對於這群離開學校後仍持有情緒困擾的青年們,還有什麼機會接住他們?

致「病」社會:製造愈來愈多痛苦青年的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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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心理健康狀況惡化已非台灣獨有的趨勢,學者發現,當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又傾向將成敗與否單純歸為個人責任,人與人之間的地位比較將帶來更多焦慮。(攝影/陳曉威)
青年心理健康狀況惡化已非台灣獨有的趨勢,學者發現,當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又傾向將成敗與否單純歸為個人責任,人與人之間的地位比較將帶來更多焦慮。(攝影/陳曉威)
「妳做了一年多的諮商,都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可以期待一個小時的心理衡鑑可以解釋妳是什麼?」在馬偕醫院診療室裡,精神科醫師拒絕幫夢生轉介做心理衡鑑
心理衡鑑由臨床心理師執行,透過心理測驗、行為觀察、會談等流程,輔以量表等標準化工具來描繪個案的心理圖像。其分類的依據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DSM從誕生至今已經修改到第5版,裡頭羅列各項身心疾患臨床診斷的準則,大眾較常聽見的憂鬱、焦慮、躁鬱症、思覺失調症等都在其中。
,儘管她來到這裡就是想知道自己生了什麼「病」,她需要一個診斷,才能踏實地接受心理諮商和藥物治療,但醫師則擔心特定的病名讓夢生陷在狹隘的認同裡,反倒變成一種自證式預言
自證式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由美國社會學家莫頓(Robert K. Merton)提出,指人們先入為主的判斷,無論實際上是否正確,都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以致於判斷最後成真。
,只能以精神疾病患者的身分活著。

情緒困擾和身心疾患的距離是精神醫學的一紙診斷,對陷在心理痛苦的人來說,「病」有兩面性──它既附帶著強大的汙名,也給當事人一個理解和安放自己的空間。小嵐便認為,「生病」可以切出正常和例外的自己,「它可以把我沒做好事情的那段時間切割,告訴自己說好了、我要重新開始了,之前做不好,不是我在正常狀態下做不好,自己安慰自己。」

病的本質是正常和異常的區分,病態的彼岸是健康,讓人感覺有地方可以復歸。然而,當愈來愈多青年感覺到自己被負面情緒圍困,到底是集體的異常、還是社會文化所給予的新常態?

檢視國際數據,青年心理疾患人口增加並非台灣獨有的趨勢。位在美國賓州的大學心理健康中心(Center for Collegiate Mental Health, CCMH)
大學心理健康中心自2009年起蒐集美國各大學心理諮商中心的服務資料,每年定期出版統計報告,其調查對象包含美國本地學生和國際學生。
2019年的報告指出,在美求學的大學生,無論心理諮商、藥物治療甚至是住院比例,相較9年前都有顯著增加,有心理諮商的大學生比率更增加了10個百分點。此外,有自傷行為和強烈自殺意念的學生也有明顯上升,諸多數據都顯示年輕族群的心理健康已是不容忽視的議題。
英國社工學者弗格森(Iain Ferguson)在2017年出版《精神疾病製造商》(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一書,以「精神痛苦」一詞取代精神疾病,反對以過度醫療和病理化的視角來理解情緒,並認為應從社會文化來解釋現代人逐漸惡化的心理健康。資本社會強調競爭和生產力,剝奪人們自由生活的權利,當精神痛苦產生後,卻往往將責任歸回個人(註)
弗格森不是個反精神醫學者,他認為國家不應以福利負擔龐大和減省支出為由削減心理健康服務,這是讓需要資源的人更走投無路。反之,應該加強公共化的心理健康資源,跳脫純粹的醫療模式,才能打破汙名,真正照顧使用者的主體經驗和尊嚴。

英國流行病學教授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皮凱特(Kate Pickett)則透過數據分析發現,在貧富差距愈大的社會愈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人們更傾向用階級高低來評斷他人,激烈競爭和個人主義促成嚴重的地位焦慮,即便是高社經地位者也無法免於這種情緒困擾。

當外在文化沒有改變,精神醫療和心理諮商就只是後端補救,像拔河般試圖拉住一個個被製造出來的痛苦個體。弱肉強食的邏輯如此穩固,青年只能把自己塞進競爭的框架裡,無論社經條件再好、學歷再漂亮,都沒辦法拯救他們,反倒使其更難從主流路徑逃跑。

不是只有專業的來:你也可以共造同理的社會支持網絡

在台大社會工作學系任教的陳毓文,觀察到學生近年頻繁地出現情緒困擾,一開始她也不太明白台大學生為何還悶悶不樂,後來才懂得這群年輕人是有苦難言。社會普遍認為「優秀」的人不該有這些問題,歸因於杞人憂天或抗壓性差,陳毓文分析,這合理化大眾用外在條件來衡量他人的憂苦,「當這個社會這樣看定他的時候,他的苦是更不能被同理跟理解的,更不用講擁抱跟安慰了。」

在心理學領域有一概念稱作「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它是降低壓力對人們產生負面影響的保護機制,正向的情緒支持、適度肯定當事人感受、提供資訊和建議或物質協助,都是社會支持的一環。

長年研究青少年的陳毓文指出,來自家人、朋友、同儕等非專業者的情緒支持,對於當事人的保護和復原有關鍵作用,「專業關係當然OK,但是專業關係可遇不可求,比例還是很低,」陳毓文解釋,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專業訓練,無法成為支持者,但這並不是陪伴的必要條件。她進一步說明,基於人際關係的支持,會讓受苦者感覺被有脈絡地理解,「至少他的議題是有人看到且關心跟回應的,而不是指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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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青少年研究和輔導工作多年的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陳毓文強調,出現情緒困擾的高學業成就青年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理,即便非專業者也能提供善意的陪伴,讓他們不再孤單。(攝影/陳曉威)
投入青少年研究和輔導工作多年的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陳毓文強調,出現情緒困擾的高學業成就青年最需要的是旁人的同理,即便非專業者也能提供善意的陪伴,讓他們不再孤單。(攝影/陳曉威)

在台大心輔中心協助過許多個案的黃揚文也認為,除專業者外,更多人的參與能撐開更大的網,「我如果注意到你怪怪的,我就讓旁邊的人也知道,大家一起來關心你,1個人不行10個人、10個人不行100個人,總會有人本來的那個樣子,是適合你當下掉下去、可以接住你的那個樣子,就把你接住了。」陪伴者需要互助,合作能減輕個人負擔,讓支持的體系走得更長久。

為彼此的哀傷撐傘

有時候,正是受情緒困擾所苦的同類拯救了彼此。政治大學畢業的詩恩(化名)回憶,在她最苦難的一段人生風景裡,自殺離開的大學學姊貞璇(化名)是手牽著手、拉著她走過的人。

去年4月,詩恩失眠整整一週,萌生強烈自殺意圖。她和母親起了激烈爭執,當時詩恩已和出版集團簽約,準備實踐自小以來的作家夢,媽媽卻決意要她赴英留學,「所以妳念到這麼高學歷,只是為了想做這個嗎?」言語彷彿利刃,詩恩形容,母親用「為她爭一口氣」抵住她的脖子,「原來我23歲這麼努力,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活,居然是為了妳嗎?那我幹嘛不死掉?」最絕望的時候,是貞璇給她活下去的理由,「她跟我說,『妳不可以走,因為我還在這裡。』」

詩恩將貞璇看作姊姊,儘管沒有血緣關係,成長過程卻像同個模子印製。「我們是被想像成大家閨秀那樣長大的,天生就應該要肩負很多責任,應該要有知識,要有主見,說話條理行為舉止都是被設計過的。」

彷彿同為長女的宿命,從小便被教育要表現端莊得體,喜怒不形於色,「我們血液裡面就是流著一樣的靈魂。」在貞璇身邊,她可以安心撒嬌,許多經歷不必多言就能互相理解。她清楚知道貞璇也在接受治療,拼盡力氣活著。

後來,詩恩被診斷為第二型雙相情緒障礙(Bipolar disorder)
舊稱躁鬱症,後亦稱雙極性疾患,分為第一型及第二型:前者只要曾有狂躁期發作,不論是否有鬱期;後者至少發生一次重鬱期且伴隨至少一次輕躁期。
,身心受盡折磨,起了最大支持作用的不是藥物也並非諮商,而是貞璇一句「再撐兩個禮拜就好」,詩恩苦笑表示,兩個星期一直沒有終點,貞璇總是會跟她「續約」,期限便被無限延長。即便自己也忍受著精神痛苦,貞璇不吝把親身經驗和關愛分享給其他受苦者。

貞璇曾提起和心理師連玉如之間的約定,「我們約好等我50歲時要見面。」每一次見面諮商都是對未來的預約,許諾路途有人同行。日本神道教信仰裡有所謂言靈,言語一旦出口則生力量,貞璇對詩恩的喊話,或許也是說給自己聽;她既是被陪伴者、也是陪伴者,從專業者身上得到的溫暖魔法,她試著施加在所愛之人身上,一人拉著一人傳遞善意,向生命拔河多要一些時間和可能性。

詩恩永遠記得,貞璇曾對她說過,「不管妳病有沒有好,妳都是我愛的詩恩。」那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遺憾,「後來在回想這句話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也希望有個人可以跟她講這麼一句話。」雖然貞璇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但她曾為另一個人撐起傘,抵擋烈日和暴雨,供她一處靈魂的遮蔭。

也許世界軌道如常,一個在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一樣會被擠壓進逼仄的升學管道,一樣會被認為好學歷等同於就業保證,一樣得練就十八般武藝,一樣背負著家族的期望,一樣不能說「我做不到」。但只要他們相遇,只要他們看見彼此標籤下忍得發疼的傷口,那一瞬間找到同伴的連結,就帶來一點癒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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