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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紀錄片《日常對話》:在關於傷痛的對話中,構築愛與理解的日常
一起參加首映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如此喜歡《日常對話》?仔細想想,朋友的不解頗有道理:《日常對話》並不是一部看了會開心或舒壓的作品,若是以電影的娛樂性而言,它可能不太符合大眾口味;在處理華人家庭各種「不說破」的默契方面,它的長驅直入也可能讓許多人卻步三分。
腦海中依稀有《我和我的T媽媽》畫面與情緒的記憶,在首映前看了一些導演接受訪談的報導,知道長版的編排敘事和短版不同。帶著期待又想念(在短版裡感受到的那股濃烈情感)的心情進了戲院。看完《日常對話》發現,在我心中,導演黃惠偵和她的電影,以「勇敢」來形容並不充足。
做家暴和性侵害的諮商工作,經常被問的問題是:「你怎麼會對這個領域有興趣?」或者:「每天面對那麼黑暗的事情不會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嗎?」許多時候我想回答:不,人們誤會了。
正因為曾在冰冷漆黑裡沉浸,陽光灑落的剎那比任何時刻都溫暖;正因為踽踽徘徊行過低谷,重新攀上高山時俯瞰的景色更加美麗。可是看起來這麼「正確」的答案,其實很難用言語去詮釋到,讓提問者也能感受意會。
童話故事對許多事情和價值判斷可以輕鬆二分,而我們也習慣去相信那樣好人與壞人分明的世界等於現實。如此,我們可以輕鬆認定自己是好人,或毫無負擔地指責別人是壞人,以便在每個夜晚安然入眠。
事實是,「壞人」的壞很少被真正瞭解,往往在被認識之前,他們就已經被這個世界驅逐;而「好人」的珍貴,並非一塵不染的無瑕,而是在那些同樣難以直視的斷垣殘瓦中,仍有可能重新開出花朵。每當親眼見證生命再次萌芽、拔高、含苞,終至綻放的過程,我總覺得,在這份工作裡感受到的,除了黑暗,更多其實是光明。《日常對話》,就是一部讓人親眼得見花朵綻放過程的電影。
在日常和受暴婦女、女孩、男孩的對話裡,多數時候只有機會聽到家庭故事的其中一個面向。在亂倫的復原工作當中,最隱晦幽微的常常不是相對人為什麼要加害於孩子,而是當傷口被掀開以後,家中其他人如何面對這件事。
母親在孩子被父親(或同性質角色)亂倫的事件當中,經常本身也有受暴、同時亦是旁人指責和質疑的對象。外人很難抑制那份好奇不去問:媽媽不知道嗎?怎麼可能不知道?媽媽為什麼不保護孩子?
問題太輕易被問起,而答案卻往往艱難。
那可能也是每個孩子想問,卻難以開口的問題;更可能的是,不問,也許對彼此都更容易些。若孩子曾目睹母親受苦,尤其如此。
於是,作為心理師,不僅對於導演和母親進行最後一場餐桌對談感到無比震撼、驚嘆與敬佩,同時也十分關注身為當事人要開啟這番對話,究竟需要怎樣的心理預備。在第二次觀影散場後,有幸和導演聊出這件事:拍攝最後一場和媽媽對話的戲,除了需要時間醞釀和心理準備之外,事前是否曾為自己做其他的預備?
有一個事件幫我做了準備:在當媽媽之後發現,孩子受傷時,媽媽會很自責,於是想要透過對話告訴媽媽,那不是媽媽的錯。
導演很自然地回答。這個答案不在我預期之中,卻毫不意外。人們常說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無條件的;但工作經驗常讓我看見,孩子孺慕的仰望,或許才是世界上最純粹的情感。孩子對媽媽的愛(有時包括對施暴的爸爸),廣闊到可以寬宥大人所犯下最難被諒解的錯誤。
在那樣的愛裡,我看到一個孩子對母親的全然同理與寬容,並且,有意識地要讓母親從深深的自責當中釋放。在那一刻,導演既是T媽媽的孩子,也是一個母親。透過一句:「你沒有做錯什麼」親手解開媽媽的枷鎖,也呵護了當年沒被媽媽保護的自己。
導演不僅療癒自己,也用同為母親的理解,以及身為孩子對母親純粹的愛,包容沒有被說出口的一切。無論母親當年是否知情、是否曾經軟弱,當女兒成為母親,同時關照了兩個受傷的女性、同時也是女兒,撫慰過往被認為「沒有什麼好可憐」的傷口,完成對自己、對母親都至關重要的一場對話。
當苦痛被訴說被聽見,復原就有希望。
《日常對話》裡,比同志身分汙名、家暴經驗更根本存在,卻也更容易被忽略的主題,是女性被無視、被貶抑、被打壓的身影。它或許不是導演最初拍片預期呈現的主軸,卻透過一次次對話再現:墓碑上不會有女兒的名字,未出嫁的女兒不能入宗祠被子孫祭拜,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被先生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沒有什麼好可憐、更沒有什麼好對人訴說。即便今日,許多人對這些壓迫依然不以為意,將它們視為女性生命經驗必然與自然的「日常」。
猶記在某次短版《我和我的T媽媽》映後座談中,導演回應我:社會教我們不能說這些事情(媽媽是同志、家暴、性侵),正因為被規定不能說,這些事才變得如此傷人。若以心理諮商觀點論之,創傷的秘密化與羞恥化確實會賦予它更大的破壞力與殺傷力,對當事人造成更深且複雜的傷害。此種文化也反映於,當導演將這些被認為屬於私領域的傷口與療傷過程透過電影揭示,難免得到一些「這樣公開隱私好嗎?」的回應。
我深深相信,完成對話之後,還要讓對話有被聽見的機會,不只需要勇氣而已。那是導演在有了他想要的「詮釋權」之後,所做的非常私人、卻也完全無私的揭露。
女性在性與性別上受到的暴力,遠遠比大眾以為的普遍而深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不去談,就錯失正視它確實發生、並且持續在發生的機會;不去說,被噤聲的人永遠以為是自己做錯,必須對自己的受傷、受害感到羞恥,因為那些傷痛沒有價值、也讓自己變得沒有價值;不去命名這些經驗,所謂的「壞人」和壞的結構,永遠沒有機會正視並且修補自身的錯誤。
導演藉由對話將以往不被允許說、不受樂意聽的事情如實而溫柔地說出,說給媽媽聽,說給千萬個走進戲院的觀眾聽。至此,《日常對話》已不只是導演堅持近二十年的心願,也成為一個寶貴的、本土的創傷與復原歷程典範。
這部出色的創作,讓觀者有機會從旁觀他人的痛苦,走向內在產生凝視自我痛苦的能量;它也教會觀眾,理解所愛之人的痛苦,原諒彼此曾經的無心、冷漠甚至殘酷,從而獲得復原的契機,是可能的。假使彼此願意說、也有意願聽。
在我們的文化裡,「對話」是一個容易被歸類於陰性的人際互動形式和歷程。如果母性/陰性總是被強調有撫慰的力量,那麼,就從對話開始吧。讓我們從聽見痛楚的聲音開始,練習不再別過頭去,同時擁抱關係裡那些好的與壞的,將它轉化為養份;在一次次的對話中,構築愛與理解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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