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大學生自殺事件頻傳，校內專業輔導人員被賦予重任，但心理師們的工作現場卻是困難重重，「大家都一樣無助啊！」除了力爭調降師生比、增加薪資，還有哪些結構問題該搬上檯面解決？

導師雖是校園心理健康安全網的最前端，但輔導知能不足、研究教學繁忙，要理解青年學子的內心圖像，對橫跨不同世代的教授是極大考驗。各大學能否扭轉思維「學習調整」？哪些大學已給「心理假」？

是他們太脆弱？還是，什麼將他們逼上絕境？今年至今，已經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殺，超過過去10年每年平均的5位。警工會連續4年針對警察人員工作壓力調查，超過五分之一「曾有離職甚至輕生念頭」，到精神科領藥（包含失眠、焦慮）的比例也逐年升高⋯⋯

今年已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殺。第一線的執法者，為何將警槍朝向自己？隱藏在藍色制服底下的脆弱，為何難以察覺？警察何以對「關老師」等體制內諮商資源裹足不前？

「我說我沒事，是因為警察『不能怕』。」背負著陽剛包袱，當警察遭遇日常勤務之外的極端經驗，受到的影響常是毀滅性的。透過真實故事，從個人到警界制度，有哪些求助訊號能被看見？

承擔記憶的責任、找到語言，然後重新敘述，這整個過程，其實也就是找出如何活下去的可能。像這樣的準備過程，可能是所有政治受難書寫，共同回應的一個厚重的主題。一個關於主體修復的問題。

一個沒沒無名的小鎮阿壩，為何成為藏人自焚之都、中共維穩重點？著有《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的美國記者潛入採訪，以《吃佛》一書見證藏人橫跨三個世代的創傷。

這不是無病呻吟，年輕高學歷族群的心理健康成為跨國現象。「你這麼優秀，一定沒問題的」這句話背後，他們為何被烈日灼身、甚至自傷？

走出學校免費心輔室，有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求助醫療與諮商體系，卻有哪些障礙？沒受過專業訓練的周遭陪伴者，如何給予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20年來台灣自殺率一直高於全球平均，甚至在近年以年增3%幅度「逆勢上漲」。台灣早就建立全國登錄及通報系統，制度走得很前面，為何卻無法解決居高不下的自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