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幼機構院生就學常面臨教育歧視，前聖方濟育幼院院長分享安置機構、學校甚至社區間建立互信合作的經驗，希望在偏鄉資源不足的狀態下，各方皆能win-win，為孩子帶來安穩和幸福。

對安置政策來說，失家兒少是服務主體，還是可以成為主導者？從國外經驗，可以看見失家兒少如何以NGO替自己發聲、帶來實際改變。

受傷的孩子進機構後，物質上被照顧，身體也不再有傷，然而有些東西仍是機構難以給予的，例如家人般的愛。

「可惜的是，協助高難度孩子的機構沒掌聲，出事了政府卻欠缺輔導，只會讓機構愈來愈挑案。」

為什麼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引發的彈劾，讓司法界一片譁然？15年來，為何把孩子一再裁往該機構安置？

其實，過年我可以回養母家或其他親戚家，可是不曉得為什麼，除夕前幾天我一定會生病，而且是大病。

電視新聞很喜歡報導「過年不能回家的人」，我都會特別去注意，然後默默在心裡吶喊：「我也是，我也是」。

從育幼院的機構生活到離院後的社會生活，我體驗到真正貧窮的滋味不只是物質匱乏，更多是在與人互動、想像未來的侷限。

成人們與國家主政者，此刻台灣已不再需要詢問兒少有沒有能力參與，相反地，我們應該自省，是否已為兒少搭好自決的舞台。

性侵的確是安置機構內很棘手的議題，但在我看來，這只是眾多困境的出口，只處理性侵議題而忽略其他致使因素，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因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