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為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CRC）精神，台灣的替代性照顧政策歷經大幅變革，逾9成受虐兒少經評估後仍留在家中，由政府協助家長恢復照顧功能；若非得安置，也要讓照顧的場域更像家。
5年前（2017）第一次CRC國際審查中，國際委員留下台灣機構安置比例過高的結論。今年11月舉行第二次CRC國際審查，5名國際委員肯定現行替代性照顧政策、認同台灣為減少不必要家外安置所做的努力，也建議深入評估家外安置兒少安全返家的現況。但糾結經濟、教養、童年創傷等複雜議題的家庭能如何修復？修到什麼程度才算安全？
2020年10月某夜，台北市一處巷弄傳出高分貝的孩子哭聲，全身赤裸的9歲男童翔翔（化名）在馬路上撿拾散落一地的書包、課本，一旁的繼母未理會他「不要走」的哭求，掉頭離去。鄰居見狀，立刻通報113保護專線。
翔翔的生父與繼母事後對社會局解釋，事發當晚，翔翔要求繼母帶他去飲料店未果，在住家前脫光衣服大哭，生父氣到將他的書包丟出屋外。但早在這次通報前，瘦小的翔翔就常一身髒汙到校，從臉到腿布滿新舊傷痕，連帶這次事件，已在2年內被鄰居與學校通報11次。
在過往的通報中，台北市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簡稱家防中心）經檢傷等評估，認定是管教過當，決定讓翔翔續留家中，並從2018年起協助父母加強親職能力。但持續兩年未消停的通報，已顯示翔翔的家不夠安全，家防中心決定將他安置到機構。
不過《報導者》追蹤發現，歷經家防中心為時一年、對翔翔家庭進行「家庭處遇」計畫，翔翔生父、繼母親職能力進步，希望接回翔翔；翔翔也說想回家跟爸媽住，經社會局評估後在今年初返家。
處遇（Treatment）一詞來自美國社會工作界，將原本用於醫療領域的治療（同樣為treatment）一詞引入社工服務中，意指「為案主診斷（diagnosis）後，協助其適應（adjust）」的行動。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4條明定，對於受虐或目睹暴力的兒少，主管機關應在3個月內提出「兒少家庭處遇計畫」，內容涵蓋安置評估、親職教育、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等。現行的家庭處遇，分為讓兒少留在家中，協助照顧者增進照顧技巧的「家庭維繫」，以及將孩子移出安置，修復家庭功能後再讓孩子返家的「家庭重整」。
以翔翔家為例，原先採取「家庭維繫」，希望家庭恢復功能，讓翔翔繼續住在家裡。但翔翔父母的配合情況不理想，成效有限。後來翔翔被安置後，社工啟動「家庭重整」，這次在翔翔父母配合下，家庭照顧能力有提升，再透過「漸進式返家」，讓翔翔逐步返回原生家庭。
台北市家防中心社工督導黃雅郡接手翔翔的案件時，孩子已在機構生活一段時間。從事兒少保護（簡稱兒保）工作前，黃雅郡擔任10多年的成人保護社工，看見無數家暴的代間循環。處遇兒保案時，她也試著從家長的角度揣摩：家長經歷過什麼？心態是什麼？為何會有施暴行為出現？
「以家庭為中心做處遇，要看的是整個家庭的脈絡。」
黃雅郡與社工看見一個傳統且不諳親子相處的家庭：翔翔的祖母對孫子非常寵溺，與兒子、媳婦卻很疏離；原由祖母照顧的翔翔被接回後，因繼母的教養方式迥異，出現不少適應問題；祖母屢次向民代反映媳婦苛待翔翔，未接受社工請她直接找兒子、媳婦溝通的建議。
升上國小，翔翔的學習與口語發展較慢，看著愛撒嬌、惹爸媽疼的妹妹，感到差別待遇。不知如何表達的情緒，化為更嚴重的行為問題，身為照顧主力的繼母無力應對，翔翔父親出面管教，下意識複製童年受到的對待。
翔翔被安置，讓糾結的家庭關係有了改變的轉機。社工的處遇目標，是提升翔翔家的安全與教養功能，讓他返回原生家庭。
「家長對孩子被安置有兩種反應，一種是不肯接回去，一種是急著接回去，」黃雅郡觀察，翔翔爸媽的態度介於兩者之間：既反彈孩子被移出，又不知怎麼照顧翔翔。因此社工為翔翔爸媽進行家庭處遇時，特別找出兩人適合參與的親職教育與諮商時間，並鼓勵父母與翔翔妹妹進入診間觀摩翔翔語言治療課程，幫助家人學習與翔翔有更好的互動。
幾個月後，翔翔爸爸參加跨單位的返家策略會議，向來很寡言的他詢問在場的學校老師：「翔翔讓我很生氣的時候，我該怎麼辦？」黃雅郡認為，這代表翔翔爸爸已覺察自身問題、會思考孩子回家後的相處，是重要的轉變。
黃雅郡說，翔翔還是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而從前可能直接甩巴掌的爸媽，現在會問社工能怎麼辦。繼母也開始運用習得的教養方式幫孩子建立規範、以實際行動表示對翔翔和妹妹一視同仁。原本不放心的學校，同樣看到家長的進步。黃雅郡強調，翔翔仍有許多行為議題待解，也不能說這對爸媽已變成完美父母，而是：
「『當父母』是要學習的，我們設法嘗試不同方式，讓他們知道怎麼變得更好。」
台灣0～18歲的兒少人口，在5年內（2017～2021年）銳減43萬人，生育率降到全球倒數，兒虐通報卻在10年內翻倍成長，有8成的施虐者是孩子的爸媽：根據衛福部「兒童及少年保護執行概況」統計，「習於體罰或不當管教」、「缺乏親職教育知識」是兩大施虐主因。
翔翔被安置，刺激父母做出改變。但將孩子帶出家庭的手段，雖然出發點是保護，仍會為孩子帶來焦慮、不解甚至創傷。根據CRC精神，在家庭環境中成長，最符合兒少的最佳利益。
- 兒少是否有受到立即且嚴重傷害的危險？
- 若確實有危險，兒少是否有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或有其他照顧者協助？
- 這些保護能力可以發展出能立刻執行的安全計畫，讓兒少繼續留在家中嗎？
公權力介入家庭，立意雖是要幫助這個家，家長卻常感到被懲罰。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社工吳慈涵打了一個傳神比方：
「教條式的說教絕對不是家長想要的。社工得一手拿劍，一手拿糖，想方設法吸引家長來，然後在糖果裡包辣椒，幫他們補上親職技巧。」
不過每個案家的狀況不同，沒有固定的處遇SOP，因此社工在本行之外，還得具備跨領域專業。對兒童有施虐傾向的家長，怎麼幫助他們了解孩子的成長曲線？孩子是不是有過動或發展遲緩的徵兆？如果家長有精神或藥酒癮情況，社工要怎麼媒合醫療等衛政資源？這些都有賴經驗的累積，才能真正協助到案家。
對黃雅郡來說，強制性親職教育固然有約束力，卻不是她心中的首選。「我不想跟家長打壞關係，這不是怕事，是覺得要找到每個家長適合的正確方式。」
兒虐的深層原因，常跟照顧者過去的經驗習習相關。
走進高雄市旅行心理治療所的諮商室，兒童高度的桌椅四周，擺著繪本、布偶、卡牌與各種小玩具。臨床心理師鄭品芳在這裡療癒受暴的孩子，也幫助大人呼喚出內心的受傷小孩。
「所以，建立關係的第一步，是確認我沒有要傷害他。他在這裡很安全，意見與想法能充分被理解。」
多數相對人都有著厚重的防衛盔甲，鄭品芳前陣子遇到一位非常喜歡嗆她的相對人爸爸，每當她好奇一件事，爸爸就會轉頭對旁邊的兒子說：「我為什麼要聽她講話，我的生活要這種沒用的人來指指點點嗎？」一小時的親子諮商，爸爸衝口而出的，總是各種攻擊與羞辱語言。
但在個人諮商時段，這位爸爸的態度柔軟下來，原來他的原生家庭就是用羞辱語氣跟孩子說話。這位爸爸在青春期即自力更生，出入少年觀護所、加入幫派，寄住在不同的朋友家。「他在親子諮商中很tough（強硬）的表現，是要給孩子看的──在他的認知裡，這樣比較能對抗真實社會的殘忍，」鄭品芳解釋。
類似的童年經歷，在鄭品芳遇見的兒虐相對人身上一再重現。另一位年逾耳順的爸爸，是典型ADHD（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衝動控制困難，也導致4段婚姻破裂，「要爸爸改頭換面嗎？似乎也不好為難他了，我們就保護孩子不要繼續受到傷害。」
但一旦鬆開童年創傷的結，也有療癒三個世代的可能。一位單親爸爸對女兒過度體罰，得知女兒被安置到自己的母親家時怒不可遏──原來他在青春期時父母離異，自覺被母親拋棄，帶著滿心困惑與憤怒直到成人。協助孩子返家過程裡，這位爸爸也透過諮商重新檢視與母親的關係，理解當初母親不是故意丟下他，是試圖在婚姻風暴中保護自己。這條修復之路走了好幾個月，母子終於把心結說開，下一代的父女關係也改善，女兒很快就要返家。
漫長的家庭修復工程，要到什麼程度才算竣工？綜合受訪的兒保工作者經驗，結案的前提，還是會以孩子的安全為主軸，綜合評估受虐的原因是否已消失、是否有能保護兒少的重要他人、兒少是否有自保能力。
但根據監察院調查報告，近3年（2019～2021）結束安置返家的兒少，於 1 年內有 7.7%至 1成再被通報為兒少保護案件。由於國內並未針對返家再受虐議題做細緻追蹤，現行的家庭處遇服務能否有效降低再受虐風險？仍屬未知。
從另一角度解讀數據，鄭品芳認為，有時完全不進案更讓人害怕，會不會個案愈來愈會掩飾？甚至已離開人間？反覆被通報，代表個案仍持續被系統關注掌握，不完全是負面訊號。
所以修到什麼程度算好，不打小孩？不發脾氣？這都不是鄭品芳的指標，她從經驗累積出來的指標是「覺察」，也就是脾氣上來時煞車、轉彎的能力。
「他／她有沒有辦法發現快撐不住，快要走上原本很習慣、但不能去的路？有沒有覺察是否踩煞車，或就是要衝到底？還是轉彎衝到別的方向，讓傷害小一點？」
她表示，要對進步有合理期待，進步不是一個人決定變好，就會一直往好的地方去。「進步是螺旋型的，好好壞壞、進進退退，大方向往好的地方去就好了。或許第一次進案，是家長掐小孩脖子，第二次進案變成打屁股；或家長在孩子失控時還是暴怒，不過覺察能力愈來愈好，能對孩子有合理期待，這就是在進步的路上。」
只是這個過程很漫長，進步很細微，連當事人都不見得能看見改變，何況是一般民眾？「當我們對這件事不夠了解，就會期待（諮商）這過程有魔法。都花時間、花錢了，怎麼沒有變好？」
由於太難把進步的細節與脈絡量化為數據，治療所出給社會局的報告，是一種梯狀格式；不同色塊代表不同核心目標，在時間軸上進進退退。
「就算結案了，我也會跟主責社工說要有再進案的心理準備。但沒關係，我們就陪他／她走這段。」
那麼，會不會有再怎麼努力，也難以修補的家庭？
家扶基金會社工處長陳乘斌表示，遭受家內性侵的兒少，被安置後通常不易返家：
「有時候家庭內部會去袒護加害者，把責任推到被害者身上，或責備孩子亂講話。孩子要如何面對這段創傷？如何面對家人、與家人重建關係？都很不容易。」
- 兒少偏差行為嚴重，且經其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盡力禁止或矯正無效果。
- 父母雙方失蹤、死亡、入獄，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助 照顧。
- 父母一方或雙方罹患嚴重疾病、意外傷害或身心障礙， 且無其他直系親屬可協助照顧。
- 長期經濟陷困、流落街頭或居無定所。
- 其他特殊因素致有需要委託安置者。
現行的家外安置統計可印證陳乘斌的觀察。截至2021年，安置機構的兒少，有4成安置時間已經超過2年，以委託安置居多。在實務經驗上，兒少於安置系統待得愈久，返家的難度愈高。
兒少人數占全台比例最高的新北市，委託安置量也相對較多。新北市社會局兒少科社工督導陳麗雲分析，就新北來說，家長入監服刑，以及生父母失聯、接手的親友無力照顧，是委託安置主因。
2017年CRC首度審查後，台灣加速朝減少家外安置、積極協助安置兒少返家的目標努力。投入大量資源修復家庭，也浮現另一種隱憂：現行返家的評估機制未臻健全，會不會衍生原生家庭未做好準備，就讓孩子返家、倉促結案的風險？
監察院於今年初調查一起虐童案，高雄市一名女童出生時，就因家庭經濟不穩、母親有自殺傾向，委託社會局安置到寄養家庭。女童2歲時安置期滿，父母極力表示想接回女兒，社會局評估父母經濟仍不穩，但基於委託安置的親屬有權在解除委託契約後帶回兒少，評估後仍決定讓女童返家，引入親職教育並持續追蹤。未料女童返家半年後就因嚴重受虐、營養不良送醫。
監察院調查指出，保護安置是由公權力帶出受虐的兒少，由法院裁定安置。委託安置則是家長委託政府暫時協助照顧孩子，兩者的出發點與執行方式各有不同。委託安置不需經過法院，與保護安置相較之下較無強制力，實務上常出現家庭功能還未健全，家長就改變心意中止委託，讓孩子在家長要求下倉促返家。
另一方面，台灣全國兒少安置機構聯盟也多次在座談會或記者會中直指，為了降低家外安置數，現在安置兒少的標準更嚴苛，讓遭遇不當對待的孩子繼續留在家，或家庭未準備好就匆促返家，危害兒童生存權。
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CCSA）創辦人洪錦芳，在近1、2年聽到不少安置機構的擔憂。「以前是非自願安置，現在是非自願結案，」她指出，政府擔心機構安置比例過高，找到願意照顧的親屬，就算親屬能力還沒到位，也把兒少送回去，「這很難不讓人聯想，這是為了做出成果趕快結案，而不是為了兒少最佳利益。」
第二次的CRC國際審查在11月底落幕，台灣的「替代性照顧政策」，在這次國際審查受到國際委員肯定。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也將確保家外安置兒少成功返回原生家庭列為重點。改變一個家庭何其不易，政策畫出理想的藍圖，不過家庭的進步與安全度，能被量化評估嗎？如何協助家長找出合適且受用的方式，提升親職能力，終止暴力的代間循環？怎麼落實追蹤輔導，讓兒少真正走出危機？仍有賴更多思考與行動。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