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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與他的脆弱家庭們——如何合力送孩子回安全的家

社工的工作容易感到挫折,不確定能不能看到成果,在日復一日的高張力工作後,又經常懷疑自己,為什麼沒法送孩子回家?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呼聲是:協助脆弱家庭不只是社工的事,而是社會每個人的責任。

4年前,兒童福利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接起一通電話,女子劈頭就說:「我不想活了,孩子你帶去養。」隨後,對方將手機關機,失去聯繫。
問題來得令人措手不及,掛上電話,陳怡宏緊張地聯絡自殺防治中心,對方回應如果找到人後可以轉給他們輔導;他又打給警局,請警察幫忙定位手機訊號,但沒有人手可以協尋。折騰到晚上,他終於接到電話,女子被送進醫院了。
他趕到醫院時,看見一幅典型高風險家庭的景象:接近全盲的奶奶、收入不穩做臨時工的父親,以及6歲了卻沒去上學的小孩,病床中央的女子手腕爬滿刀傷,不在乎多添上一筆疤痕。
陳怡宏看著眼前這一幕,像被重擊了一拳,相當挫折:「我能做的都做了,為什麼還是讓小孩目睹媽媽自殺?」
這是34歲的陳怡宏在高風險家庭輔導計畫的第一個個案。為了保護每名兒少的安全,政府有套三級預防體系,教師或民眾通報社會局後,如果案家符合第二級的高風險家庭指標,如父母入獄、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孩子,民間社工就會介入輔導;若孩子有受虐之虞,家庭完全失去功能,則進入第三級,由政府的兒少保護社工介入。
不管是輔導高風險家庭的社工,還是政府的兒保社工,都是社工界進行「家庭社會工作」的成員,他們幫助受挫的家長找回能力,相信讓孩子在家庭裡穩定成長是最重要的。
這群守在脆弱家庭旁的社工,全台不過1,000人(註1)
針對兒少保護,政府規劃三級預防體系:初級加強社區裡兒少保護教育宣導;二級預防是實施高風險家庭輔導計畫,找出社區裡因父母入獄或罹患精神疾病,而無法妥善照顧兒少的家庭;三級保護則是兒少保護案件,指兒少遭受虐待、性侵或疏忽照顧,且有生命危險之虞。2017年,全台輔導高風險家庭社工約237人,政府的兒保社工加上民間協助輔導家庭的社工772人,兩者相加共1,009人。
,協助台灣每年近1萬多戶高風險家庭,守護超過2萬4千名兒少。其中,有6千多名面臨受虐或疏忽照顧的兒少,成為需要政府緊急介入的兒少保護案件。(註2)
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高風險家庭開案家庭數10,589戶,其中兒少數為18,458人,另外兒少保護案件人數為6,054人,兩者加總為24,512名兒少。
但他們的工作容易感到挫折,不確定能不能看到成果,在日復一日的工作後,又經常懷疑自己:為什麼沒法送孩子回家?

送孩子回安全的家,為什麼這麼難?

這套保護兒少的防護網裡,高風險家庭社工是預防角色,在孩子被傷害前找出社區裡需要協助的家庭;不過一旦虐待發生,兒保社工是最後一道防線。
系統是這樣運作的:當各縣市社會局接獲兒虐通報後,兒保社工出動調查,如果孩子的受虐情況嚴重,社工先將孩子帶離家庭,尋找合適的處所安置,再介入重整家庭,直到確認家庭的風險降低、足夠安全了,才送孩子回家。
許多國家都曾經歷親權與公權力關係的轉變。過去,父母是孩子天生的照顧者,但後來,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的想法出現後,國家成為孩子的保護者,社會同意政府應適時監督父母親權的行使,保障孩子在成年前能得到安全的照顧。
在台灣,公權力得以介入家庭,不過是這15年間的轉變。雖然台灣1970年代已有《兒童福利法》,但早年政府的角色仍處於被動地救濟孤兒;直到2003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確立兒童保護工作的法源依據後,社工得以進入家庭保護受虐兒少,將孩子帶離家庭安置,必要時由國家代行親權。
這是為什麼兒保社工會出現。他們代表公權力,將失功能家庭裡的孩子帶離後,社工被賦予重整家庭的任務,他們得想方法盡快恢復父母的照顧能力,再把孩子送回家。
把孩子送回家的目標很清楚,但落實卻難如登天。
柯伊純在嘉義縣擔任兒保社工3年,她手上有個已經8歲的男孩,父母間有嚴重的婚姻暴力,母親曾半夜把當時才幾個月大的男孩丟在路邊,指責父親不願照顧,男孩從1歲起就被安置,已經進出安置機構3次。
柯伊純安置孩子後,每個月都去家裡訪視,但男孩的媽媽從來不接電話,她只能站在門口,經常等上3、4個鐘頭才等到母親回家,運氣好時,案家的母親會裝沒看見,她努力擠在門縫旁講兩三句話;運氣不好,媽媽會發脾氣拿掃把趕人,一邊大罵「妳這個笨蛋」、「沒用的飯桶」。
「我希望提升媽媽能力再送孩子回家,但媽媽非常抗拒, 她覺得我搶走小孩。」孩子第三次被安置後,柯伊純相當挫折,她不希望孩子在機構長大,但家裡還是一團亂,酗酒的父親毆打家人,媽媽沒有辦法控制憤怒,經常怒氣沖沖地對家人吼叫,就算到精神科就診也不願按時服藥。
這只是柯伊純服務的其中一戶,兒保社工們輔導的通常是最困難的家庭。在美國,每名兒保社工每月負擔20件以下的個案,但台灣並沒有案量上限,平均案量約35案。柯伊純6月的案量約33案,如果是暑假或每年11月份低收入戶複查後,親子衝突增加或是家庭經濟遭遇重大變化,成為兒虐案的高峰,案量可能高達50案。
以社工每月工作天數22天來看,每戶家庭每月至少家訪一次,部分高危機的家庭需每週訪視,觀察家長改善的情況;像柯伊純每天得跑2、3個家庭,為了見上家長一面,她曾在結束嘉義大埔鄉的家訪後,立刻騎車上阿里山,車程近2個小時。
社工訪視後,依規定必須4日內提出調查報告、30日內完成評估報告,每3個月向法官報告輔導進度。此外,他們手機全天候接聽,部分受虐嚴重或遭性侵的案子,即使半夜接獲通報,社工還是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將孩子帶離家庭,並馬上找到合適的安置機構。
長期以來,台灣缺乏兒保社工人力,案量壓得他們喘不過氣,能分給每個家庭的時間相當有限,所以很難陪家長看見家庭的核心問題,更別說提升主要照顧者的能力了。
此外,身為最前線的工作者,兒保社工走進的每個家門後,都充滿未知的風險,必須獨自面對,多位社工向我們描述親歷的危險。
有的社工搶下加害人手中的菜刀、有的直面家長的十字弓、有的用單手揮掉砸向她的電風扇,還有一位身高不到150公分的嬌小女社工,家訪時案主的同居人整晚躲在她後方衣櫃不作聲,這名女社工整晚與他們待在同個房間卻毫不知情。
「我們在訓練時,都會告訴社工要坐哪裡,哪裡逃生比較快,」南台南家扶中心督導蔡雅貞已有24年資歷,她曾擔任台南市社會局的兒少保社工督導,「社工的人身安全是很大的問題,所以社工人力很難撐住。」
除了人身安全,無形的心理壓力傷害更大。世界展望會新店中心的社工督導邱慧雯,曾是兒保社工逃兵。多年前她遇過一名遭母親遺棄的女童,打算交由父親來照顧,她前往評估多次,父親因工作穩定有照顧意願,而將此兒保案結案。後來,她聽同事說,那名女童懷孕了,加害人是父親的好朋友。
「接到電話的當下正在過馬路,我站在馬路中間大哭。後來我每天都在想,我是哪個環節沒有注意到,怎麼會把羊送入虎口。」即便她的督導檢視過工作紀錄,證明這並不是她的錯,「我怎麼可能不怪自己,我每天都非常自責。」邱慧雯從政府的兒保社工離職,轉入展望會做經濟扶助,發給弱勢家庭生活津貼,5年後她才重新投入她最愛的家庭社會工作,繼續協助脆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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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福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家訪。(攝影/林佑恩)
兒福聯盟花蓮中心社工陳怡宏家訪。(攝影/林佑恩)
高負荷與高壓力的勞動條件,讓兒保社工流動率高,缺額率也高。如果要讓一位兒保社工維持20個案量,衛福部曾推估,須聘足1,462名社工(註3)
為解決社工普遍人力不足的困境,行政院2010年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預定2016年增加社工1,462人。
,但截至2018年,政府的兒保社工只有551名,缺額率高達6成2。
工作負擔過重,加上社工流動率高,造成兒保社工沒法順利送孩子回家 。
據衛福部統計,2017年,兒保社工的家庭重整結案率2成5,僅738名安置兒少能在一年內返家。不過,家庭重整必須跟時間賽跑,每次兒少安置以3個月為限,如果需要延長安置,社工必須重新向法院申請。
根據他們的經驗,一旦安置的時間超過2年,代表家長經社工密集工作後依舊沒有起色,一旦孩子進入長期安置後(註4)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5條,安置2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畫。
,返家的機率大幅降低。
對所有兒保社工來說,這是兩難的決定,不想讓孩子在機構長大,但又看不到家長的改變,社工只能不斷退讓底線。在那些情況最差的家庭裡,社工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家庭內暫時不發生糟糕的事。
「很多時候,我們沒辦法等到家裡的問題都解決了,才送孩子回家,因為那需要很多時間、很多人力,但以我們現在的案量、能投入的時間,只能這樣子。」柯伊純的聲音聽來有點疲憊。

缺乏長期陪伴,就看不見家庭的問題根源

當家庭問題的根源無法被解決,結果是曾經受傷的兒少,依舊在社福機構間流轉。
「我們每年大約有1~2成的個案(高風險案),過去有兒保的經驗,這代表他上次家庭重整服務沒有完成,」蔡雅貞認為家庭重整的成功因素,「讓他們面對自己過去欠缺的東西,進而願意改變,需要社工長期穩定的陪伴。」
許多難以改變的家庭,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夠信任的對象可以傾訴問題,改變的動力成為不可得的奢侈。
政府向民間社工購買服務,卻要求速效。以二級預防的高風險家庭為例,政府外包民間社工的輔導計畫契約裡,平均3~6個月要結案,最多可能長至一年半,也就是一個家庭最多能接受社工一年半的服務期限。「我們跟案家建立關係,到他願意信任我們,到我們去鬆動他們想改變的心,再到他願意嘗試看看,差不多就一年了,」蔡雅貞認為,這項時程限制了輔導的成效。
他們曾輔導過一個家庭,父親多年前投資失敗,積欠大筆債務後辦卡還債,又跟地下錢莊借錢,債務愈滾愈大,夫妻財產被銀行扣押,只能打零工,經濟困頓;而家裡3個孩子被診斷出過動症,母親被壓力擊垮,無法冷靜面對孩子。
「從社工介入到案家願意將家裡所有收支公開,已經過了一年多,最後是我們社工幫他們做債務整合,」這戶家庭,社工服務了兩年,蔡雅貞說,「政府說要結案就不再給經費了,那是我們基金會願意補充資源,把服務的最後一哩路走完。」
當社工無法長期陪伴案家,最容易看到的是家庭的貧窮,而看不到家庭問題的根源。
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鄭麗珍在高風險家庭計畫實施10年後,接受政府委託,評估計畫成效。她檢視88份高風險家庭社工的個案紀錄,發現社工在開案前,已經替6成的家庭申請生活津貼,開案後社工處理複雜的家庭問題,仍為超過4成家庭申請社會救助金。
並不是說發給救助金對家庭沒有作用,有些社工認為經濟補貼只是一種拉近關係的策略。
當高風險家庭超過5成結合貧窮,且多數是非自願性的個案,也就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社工介入輔導。「我覺得經濟補貼是種工作策略:要推動藥酒癮的家長去改變,那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我們社工可以提供經濟補貼,跟案家建立關係後,才能一步步地推動改變,」世界展望會竹東中心的社工督導黃錦玲說。
家扶基金會社工處長周大堯有不同想法:「我們對社工的訓練以經濟弱勢做為主要的著重點,但對親子關係的處理、醫療資源轉介,我們這部分的訓練沒這麼多。」他認為年輕資淺的社工會更傾向於補貼家庭經濟,卻沒看到問題癥結。
蔡雅貞帶過輔導家庭和經濟扶助的社工,她發現兩者進入家庭,看的東西很不 一樣,家庭社工看重孩童被照顧的情況,但經扶社工問更多案家的收支情況、資產負債:「我看到比較多經扶社工會很快地補進急難救助金,但補進去就死定了,人的本性就是這樣,如果這麼輕鬆就拿到錢,我幹嘛去工作?」
她擔心未來更多社工輔導高風險家庭時,仍維持經濟挹注的工作模式,「殘補式的工作會有很大問題,我們的個案只會愈來愈多,需要的社工也愈來愈多,但是我們只能讓沒飯吃的家庭有飯吃,沒辦法陪家庭看到他的問題。」
如果家庭的根源問題沒被察覺,社工只看到表面的經濟問題,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孩子複製曾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當受虐的兒童長大,從受暴者變成施暴者。
蔡雅貞親眼看過這種暴力循環。擔任兒保社工督導後,有段時間,她轉調至婦女庇護所工作,卻碰到曾服務過的兒虐個案。「她才15歲就懷孕,被男友毆打,那時幫她做緊急庇護。」在蔡雅貞擔任成人保護社工的經驗裡,發現部分受暴婦女的背景很類似,「她們很多小時候是兒保案,長大後很快就離家,在外面誰要收留她,通常會碰到不合適的男人,男友對她家暴,然後她們又打小孩。」
被施加在身上的虐待,讓她容易感到自我毫無價值,酒精跟毒品很快地填補內心空虛;等她長大後,童年的陰影延續至成年,最終影響她教養小孩的方式,傷害一代接一代傳遞下去。
「我發現這是很可怕的循環,她現在又虐待她的小孩,等孩子長大,會不會又走回媽媽的老路?」蔡雅貞說。

只靠社工,遠遠不夠

當家庭的情況愈來愈複雜,而問題又環環相扣,光靠社工的力量遠遠不夠。
兒福聯盟高雄中心主任張開華輔導過一個家庭,新住民母親離婚後,獨立扶養兩個青春期的兒子,沒有親人能依靠,她經歷婚暴與離婚重挫後,開始出現幻聽幻覺,經常覺得有人偷偷監視她,要傷害她。她的防禦心很重,拒絕任何人的關心,又有攻擊傾向,會偷拿石頭砸壞鄰居的車子。張開華陪伴這家人近一年,才讓母親卸下心防,直到她某次意識不清地告訴社工:「有人要傷害我們,我要帶兩個小孩走。」
張開華馬上撥電話給衛生局,對方回應,案主還沒傷害人 ,「等她有自傷傷人的事實,趕快跟我講,我再幫妳處理。」(註5)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住院治療之必要者,才能強制嚴重病人就醫。
當政府從2004年建立高風險家庭通報機制後,兒福高雄中心就是全台第一個承接政府委託案的單位。張開華觀察,近幾年入案的家庭有不小的變化,其中,用藥成癮與患有精神疾病的家長比例明顯上升。
幫助兒少的父母脫困,需要不同專業工作者的協力,可能需要醫師幫忙戒除毒癮、心理諮商師恢復自尊、雇主提供工作機會、老師拉學習落後的孩子一把,這一系列條件,需要各方協助。
但台灣目前社區的服務能量相當不足。以精神醫療系統來說,各縣市外包關懷訪視員追蹤精神病人,全國僅99名訪視員,要追蹤14萬名病人,每名關訪員需負責350~400名個案。
尋求戒癮的病人也遠超過公衛護士的負荷量,各縣市戒治中心的護理人員力不從心,他們只能優先照顧足夠「配合」的病人。這對輔導家庭的社工而言是個打擊。
「我們做的都是非自願的家長,他們大多是沒有病識感的,」兒福聯盟社工處主任宋家慧解釋目前社福體系的網絡連結,當社工發現家內的危險因子來自有酒藥癮的家長,應當轉介給衛生所服務,但「當他不想戒酒,他也不覺得自己有問題,這種情況下,衛生所往往不會開案服務。」
走進家庭的社工,看見家庭風險的核心源自父母的精神疾病或毒癮,但協助戒癮的工作者嚴重不足,各縣市衛生所只好採高規格開案標準,這才是過去十多年來轉介失敗的原因。

連結社區裡的小衛星,不讓社工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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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佑恩)
(攝影/林佑恩)
兒保社工人力缺乏,政府將輔導家庭的工作外包,也將責任委外,加上橫向整合困難,讓目前的防護網成效始終不夠有力。
政府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從2018年推行「社會安全網」,未來3年政府要投入26億經費,陸續增聘近2千名社工,另增加兒保社工的風險勤務加給,提高每月薪資至5萬元,是目前政府社工中待遇最高的,就是希望降低流動率。另一方面,要逐步將高風險家庭案收回各縣市社會局,未來由政府社工直接提供家庭服務,因為社安網認為有公權力的政府社工,比民間社工更能橫向串連資源。
支援網絡能否順利串連,將是社安網的成敗關鍵。新北市已執行7年的「高風險家庭整合型安全網」或許能提供借鏡。
「我們派給各局處,他們是強制性要收案的,」新北市政府高風險家庭個案管理中心主任解佩芳認為,這是與其他縣市最大不同之處。在其他縣市,當社工懷疑家長患有精神疾病,要求公衛護士陪同家訪時, 她可以拒絕,「我們(新北市)把所有局處都納入高風險服務,中心就可以派案給公衛護士,不管病人有沒有列管,你都必須受案,你就是得跟社工共同服務。」
新北市整合各局處的個案管理系統,由高風險家庭管理中心統一受理後,再進行篩案。「我們會評估是否每一案都要社工服務,」解佩芳解釋,如果親子衝突來自孩子學習落後,轉給學校老師輔導;如果家長反覆失業,就派給勞工局輔導就業。
這個管理中心整合包含社福、衛生以及戶政,共147萬筆、5萬多名兒少的資料,隨時支援前線的社工。在家訪前,社工能夠知道案家的經濟狀況、親屬的聯絡方式,小孩有沒有注射預防針,還有家長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藥物成癮。
整合所有資訊後,高風險家庭個管中心的社工將家庭問題看得更仔細了。他們發現,父母有酒精或藥物濫用、患有精神疾病,都是家中的高風險因子;其次,當個案開案90天內沒有獲得有效處理,就有更高機會變成兒虐疏忽案件。
科學分析的結果,回饋到高風險家庭管理中心,讓他們將服務節奏抓得更緊湊。第一,社工7天內要看到小孩;第二,接到個案的各個網絡人員,必須每個月更新個案紀錄 ,並依緊急程度給予燈號,例如系統上案家的經濟面向標示綠燈,「社工介入時,就知道經濟不是工作的重點,能更專注在其他層面,」解佩芳說。
找出更多潛藏的風險家庭,逼著新北市社會局長張錦麗想方法回應問題。她想像的安全網應是同心圓,最核心的角色是社工,第二層是支援網絡的工作者,最外圈則是社區裡的每一個人。
新北市社會局動員社區志工投入服務。像是里長,在社工分身乏術下,能第一時間趕到緊急的家庭訪視;或是學校的志工媽媽,持續關懷家長入獄的青少年;還有社區的補習班,幫忙課輔家庭經濟困難的孩子。
「我們最怕社工淪為單打獨鬥,整個家庭的問題都一個人扛著,」張錦麗替社工找出許多小衛星,支援輔導家庭,即使社工的案量沒有減少,也能減輕工作的壓力。
新北市能夠整合服務網絡,不是自上而下的一道命令就能完成,相反的,他們花更多時間溝通。
解佩芳回想第一年,每個月辦上百場說明會,聽到不少抗議,「妳現在逼我們每個月打紀錄,是不是想分攤你們社工的工作。」她只能不斷說服大家,協助家庭不只是社工的事,而是社會每個人的責任。

找回家長的能力,讓孩子回家

除了政策上需要調整,讓社工更有餘裕陪伴案家外,如果社工也能更敏感,察覺家庭的核心問題,並找到家中得以施力的支點,或許就能讓脆弱的家庭找回力量。
回到開頭那戶由陳怡宏輔導的家庭,家中充滿風險因子,父親有竊盜、毒品前科,母親罹患重度憂鬱症,反覆割腕自殺,壓力特別大的時候,他們又對彼此拳腳相向。
起初陳怡宏帶該位母親到精神科就診,但她不願穩定服藥;協助父親連結就業服務站,工作仍做得斷斷續續。他的介入似乎毫無作用,因此感到相當挫折。不過,陳怡宏一直不敢結案,他看見家中充滿未爆彈,擔心孩子隨時受到波及。
其實風險與優勢因子同時存在於家庭中,這戶家庭陳怡宏斷斷續續服務了4年,直到工作2年後,他發現「這對父母其實很愛孩子」。
「我幫這對夫妻連結資源,他們都不太想去,但是只要我提到跟孩子有關的,他們一定會帶孩子出現。」很長一段時間,這對夫妻對陳怡宏不大理睬,某次他隨意提到溜直排輪的活動,邀請孩子參加,結果在活動開始前,父親早早就牽著孩子在門口等候。
像是找到翹動頑石的支點,陳怡宏的溝通模式改成:爸爸,如果不想讓孩子到看守所看你,我們要不要試著戒毒?媽媽,如果不想讓孩子擔心,我們要不要定期回診?
那名父親後來真的戒毒了,他與吸毒的朋友斷絕聯絡,盡可能地兼職多份粗工,連續下雨而沒工可做的時候,他會不好意思地請妻子打電話,問社工的辦公室需不需要打掃?然後隔天一如既往地準時出現,安靜又一絲不苟地完成工作。
長久以來,弱勢家庭一旦被貼上標籤,似乎就難以翻身。 爸爸是酒鬼或吸毒的廢物,媽媽是懦弱的受暴婦女,做父母的不重視教育、也不做孩子榜樣。
但眾人的想像中,少了像上述這對父母全心全意照顧的心意。只要加上穩定陪伴的社工和周遭的援助網絡,以及更多社會的協助,即便是功能出問題的家庭,都可能找回一絲力量,接孩子重回健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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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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