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怎麼幫助毒品施用者以及觸法少年走回社會？透過民間與政府補助的協力，我們看見荷蘭機構以培養自主性、責任心、和人的連結能力為核心，幫助觸法者再度與社會連結的苦心。

「梁男吸毒殺母二審無罪」再度激起社會討論，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黃聿斐解析，為何飲酒、用藥陷入精神症狀犯罪，難以證明需負完全刑責？此次法官將梁男「責付衛生局」，精神醫學界怎麼看？

施用毒咖啡包頻傳死亡案例，光是2019年10～12月就造成34死，且多半是年輕人。為什麼這種毒品致命力這麼強？政府想到什麼手段防堵？

菀婷曾以為毒品是友情催化劑，直到朋友不再揪她才發現一切成空：「毒品只是用一個錯誤的方式去滿足，最後一定是被綁架。」

曾是金牌業務，周宜賢一度邊吸毒邊工作2年才被發現，再經過8年才真正戒除。是什麼讓他痛定思變？他如今怎麼協助成癮者？

從小被帶入各種「治療」系統的咻咻，自剖用藥成因相當複雜。現在他終於信任的，是「願意了解我身體發生什麼狀況、願意跟我協商，把我的身體當做是醫病之間可以討論、並屬於我自己」的醫師。

這些年的反毒政策，真的幫助到施用者和其家人的痛點嗎？為何第一線法官、檢警、醫師內心充滿掙扎：「我們是在搞砸他們還是搞砸自己？」

小藍算是典型乖學生，25歲因渴望親密與認同而碰了安毒，研究所人生如遇亂流。讓他重回軌道的關鍵是「不要對我說失敗」。

警政署每年都強調反毒成果破紀錄，然而背後卻是種種違法辦案的怪象。為何「溯源斷根」緝毒政策變成警察和施用者的夢魘？

在印尼只要販運超過5公克的安非他命，最高判處死刑，然而一群台灣籍漁工和底層的中年男性仍冒險跨境運毒，走進死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