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基隆出生，爸爸開車行，做汽車維修買賣，媽媽在銀行工作。原本我家的經濟狀況不差，但大約在我國小二、三年級，我爸的應酬愈來愈多，朋友帶他上酒店、去賭博，他漸漸覺得賣車、修車都沒有賭博賺得快。他玩地下運彩，碰上中華職棒打假球的「黑象事件」，輸掉一大筆錢。他仍想孤注一擲，最後變賣3間車行，連房子都拿去貸款，四處借錢卻還不出來，當保人的我媽一起被拉下水。

我媽在銀行的業務就是負責貸款，自己卻被先生的貸款搞到信用有瑕疵，這對她來說很羞辱。當然，我當時還不懂這些，只知道他們會把我趕進房間，然後開始吵架。我家隔音很差，我會把耳朵貼著牆壁，邊哭邊聽他們在吵什麼。

後來不只大人吵架，連討債集團都來了。我心想，這個家為了錢這麼不快樂，如果我能賺更多錢，是不是就能讓一切回到從前圓滿幸福的樣子？

父母在我國中時分居了，我對「一家團圓」這件事漸漸不抱期待，無法從家裡得到的陪伴跟支援，我得去外面找。

我開始上網咖、到公園的社區球場打球，認識其他學校的學長，以及他那些沒在上學的朋友，因此接觸陣頭文化。我不想回家，也不想承受校園裡有意無意的排斥眼光，出陣的頻率愈來愈高，至少宮廟的叔伯阿姨都很和善，而且會關心我吃飽沒。

宮廟的長輩問我未來有什麼規劃，我說我想賺錢。他們說出陣賺不了錢，帶我認識一位能給我工作的哥哥，那年我15歲。

哥哥是地方角頭，給我的差事很輕鬆，顧賭場、看監視器、幫客人買便當。後來他入監，一位朋友的父親又帶我進入另一個更有制度的「公司」，他說的公司，就是幫派。

新公司的大哥知道我家的狀況，安排住處給我。除夕時總有人一起圍爐，讓我不再無處可去。出陣時偶爾使用的毒品，也變成日常。大哥開始交代一些事，叫我帶同儕一起去做，這概念跟帶小弟不一樣，同儕中只會有一個人會被大哥交代事情，當那個人剛好是我，我就會覺得：哇！我是可造之才，大哥這樣信任我。

後來我也收自己的小弟，他們大抵來自單親、隔代教養、家人都被關的家庭，年紀最小的，跟我剛加入幫派時一樣是15歲。兄弟一個拉一個，吸收街坊鄰居、班上同學。你問我有這麼好拉嗎？當家裡沒溫暖，給你一顆糖，你就出門啦。

金錢不只帶來物質享受，還是種安全感。有些大哥會叫小弟賺錢給他花，但我大哥不會。有次他連續慶生一個月，該慶的都慶完了，還想繼續熱鬧，就帶我跟小弟去酒店。一進包廂，十幾個小姐排開讓我們選，大哥要她們全部坐下。平常一個人點兩個小姐就差不多，我們三人點了十幾個，包廂擠到沒位子坐，一群人喝酒、吸毒，徹夜狂歡。

這時我父母試著管我，當我偶爾三更半夜回家，也會看到擔心到睡不好的母親在客廳等我回來。但我的生活圈已經定型，他們管不動，也改變不了我。

平心而論，加入幫派的3年，它讓我背很多案件，扭曲我的價值觀，也很大程度替代我家庭的功能，讓我感到被照顧、支持。不只給我壞的，也有給好的。

這位社工是當時在乘風少年學園做司法少年服務的社工林芳慈，綽號菜菜。起先我根本搞不清楚她是誰，以為是法院派來刺探我案情的。於是每次她出現，我就用髒話問候她全家，然後把她趕走。

直到我18歲生日那天，我跟朋友開完毒趴回到家，菜菜帶著生日蛋糕跟飲料來找我。我那時明顯就是一副剛用藥的樣子，但她沒說什麼，也沒報警，只是很真誠地為我唱生日快樂歌，這時我內心才有一點鬆動，原來她是真的關心我。

當然，一個蛋糕不可能馬上讓我改變。詐欺案審理期間，我得賺錢生活，就當起賣咖啡包的小蜜蜂，結果再次被捕。咖啡包驗出來，裡面混到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和搖頭丸（MDMA），這下事情嚴重了。

之前我犯詐欺案的時候還未成年，所以是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審理，被裁定保護管束。可是現在我成年了，依照成人的標準，販賣二級毒品要關7年以上。

我超緊張，也很害怕。當初為了賺錢加入幫派，結果錢來得快去得也快，也害了身邊好朋友跟著我一起混、一起吸毒。而我幻想的一家團圓，竟是爸媽一起到少觀所會客時，隔著鐵窗實現。

毒品案審理期間，我搬去台中跟阿公住，離開台北的交友圈。無論司法結果如何，我都不想再過這種生活。我在台中一間飲料店找到工作，但要定期回台北報到、開庭。我一開始亂掰理由請假，後來跟老闆比較熟，就坦白說是之前有案子，要回去跑程序。

老闆說：「不錯啊，浪子回頭金不換！」結果沒多久，我從一週排班五天變成只排一天，老闆說是遇到淡季。這反差讓我很受傷，我工作沒出什麼問題，就因為信任對方、說了實話，換來這樣的結果。那時真的會自我懷疑：我是不是沒救了？是不是只能一輩子吸毒？有這段過去，是不是就再也沒機會當個正常人？

我阿公不識字，也聽不懂國語，我沒辦法深入跟他聊心情或未來。藥癮不是單憑意志力就能戒，癮頭發作時，身邊沒有拉住我的人，我會搭夜車上台北，吸完毒再回台中。

最後是菜菜接住了我。其實從我離開她轄區那刻，案子自動結案，絕大多數社工與個案的關係就這樣散了，但菜菜卻依舊願意聯絡我。聽到我的遭遇，她說：「也許那個老闆沒看過一個人改變的樣子，你可以讓他看見。」

對耶，或許我可以。

我開始跟菜菜分享我戒毒的心得，今天第幾天沒吸、感覺怎樣；跟阿公的相處、各種生活大小事。她很溫柔、很溫暖，給我很多實際的建議。

毒品案的結果出來了，我非常幸運，檢察官念在我剛成年，給我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療的機會。我搬回台北半工半讀，一面補高中學歷，一面去新店做電子產品加工，晚上就近回我爸家睡覺。

少保官也安排我去更生少年關懷協會經營的「未來咖啡」打工。我從前賣咖啡包，一週賺兩、三萬元不是問題，咖啡店的薪水當然不能比。但我體會到，原來我不是只能靠詐騙、賣藥才能活，去咖啡店打工也可以，只是比較辛苦。要不要走這條辛苦卻正當的路，就是我的選擇。

未來咖啡會邀請更生少年的家長來上課，我爸後來也答應了。一場家族排列的課程讓他發現，他對錢有這麼深的渴望，是因為他認為有了錢，我跟我媽就不會離開他。我對錢有這麼複雜的執念，也是受到我爸的影響。

那場家排之後，我跟我爸抱了一下。從那天起，我爸開始跟我道歉，說他以前愛玩、愛喝酒，沒把我照顧好，他很愧疚。那是我們關係好轉的起點，不然以前我們一見面就吵，甚至打起來。

我走偏，跟家庭有沒有關係？當然有，但我不想把錯全推給家裡，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選擇。幸運的是，很多人都很努力把我拉回來。結案了依舊協助我的菜菜社工、給我工作與療癒機會的未來咖啡、讓我穩定生活的利伯他茲，我身邊的司法少年，幾乎沒人像我這樣，同時被3個機構接住。

我很想幫忙那些誤入歧途的朋友，卻不知道從何幫起。菜菜建議我，就讀社工系，或許是個方法。

利伯他茲給我不少幫助，因此當執行長周涵君問我想不想擔任藥癮治療性社區的生活輔導員，我答應了。社區住民有成年人也有少年，生輔員與他們同吃同住，落實社區規章，陪住民看病、開庭、驗尿、參加道安或毒品講習，比較像在扮黑臉，卻也跟住民的生活最貼近。當發現住民有狀況，就會轉介給工作團隊的社工師、心理師會談。

團體生活有很多規範，常會遇到住民不願遵守規定，試圖衝撞、抗爭，或心裡總有按捺不住的各種渴望，例如想抽菸就要立刻抽，無法延宕滿足。作為生輔員，我會先溫和溝通，但也得踩穩原則與底線，不能因為別人強硬，我就退縮；或睜一隻閉一隻眼，好來好去沒底線。我走過那段日子，知道建立規則與價值觀，是復元的歷程。

網路的使用習慣也是。從前我找工作，一定是去現場找或透過朋友介紹，社交也多半在公園、堂口進行，社群軟體就是個聯絡工具而已。堂口這些都是可視風險，兒少工作者知道能去哪把人找回來，但現在網路提供各種社交、求職需求，很多風險是看不到的。

我很希望能把少年拉回實體世界，可是跟人面對面，難免會遇到挫折，就像我以前在飲料店工作的經驗一樣。那時我身邊有一群互補得很好的社工，讓我在跟社政系統互動的過程中，大幅提升想改變的動力。但說實在，不可能每個社工都能做到這樣。

說到底，少年的問題應該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可是大家都期待社工跳出來解決所有事，這不可能啊！尤其司法少年的改變沒那麼快，不是能馬上看到成效。

現在少年的身心議題也複雜得多，不少人從小就因身心症狀，在醫療系統來來去去。醫療對社工來說是門陌生專業，也更需要跨領域合作。我覺得社會要更友善，社政、教育、醫療、勞政都需要更多合作與彈性，一起理解少年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討論出共同目標。有對的資源介入，幫少年解開心裡的結，他們才有機會真正面對過去、安頓現在、規劃未來，在社會立足。

我讀大學後，大哥還有透過別人來找我，希望我能回去。我當下婉拒，但我知道，這在我心中會是個風險，就跟藥癮一樣，萬一哪天我碰到很大的挫折，我會不會想回去找他們聊一聊？我不知道，只能試著讓自己勇敢一點、安全一點，以社工的語彙來說，就是為自己建立起穩固的「保護因子」。我和曾經幫助過我的社工、機構保持互動，若哪天我真的跌倒，我知道他們會在那裡，伸手拉我一把。

我和父母都各自有聯絡，也慢慢修復彼此的關係。我的父親改變很多，我上個月跟他帶阿公去日本，這是我們第一次出國。

我心裡還有個遺憾：有個小時候的玩伴，當年被我帶著吸毒、做車手，他因毒品、詐欺案入監執行時，孩子才1個月大。他老婆是同件詐欺案的被告，現在遭通緝，把小孩留給公婆照顧。我固定跟我朋友通信，每個月一、兩封，有比較多話想說就多寫幾封，聊他的案子、我的工作、我們的青春回憶。現在他的小孩1歲多，我有空就去探望，像社工家訪那樣，看看孩子與照顧者有什麼需要、我能幫上什麼忙。

他還有幾條案子沒判決，我不確定他最後會執行多久。但如果他出來後想走不一樣的路，我會陪在他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