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4）中旬開始，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力源與一名心理師，每個月都要穿過勵志中學的三道厚重鐵門，進入這所少年矯正學校的戒護區，為有身心議題的學生看診。

他的患者是16歲少女小咪（化名）與17歲少女雨彤（化名），兩位相差一歲的少女，有相似的坎坷命運。小咪的父母關係不睦，從小目睹家暴的她，國中開始逃家、中輟，在多個縣市輾轉流浪。去年被協尋到案後，因涉入多起性剝削案件，被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往勵志中學收容。雨彤是身心障礙者，從小在安置機構長大，逃離機構後涉入性剝削案件，也進了勵志中學收容。眼看雨彤即將成年，幾乎所有少年適用的資源與服務，都將在她成年後退場，要穩定接受治療，就得把握感化教育期間，因此台北地院輾轉找上陳力源合作，進入門禁森嚴的矯正學校，治療兩位有高度兒少身心醫療需求的少女。

勵志中學輔導主任康瑞芷表示，學校過去與醫師的合作多聚焦在診療與藥物調整。陳力源作為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醫師，則帶入更多心理與社會層面的觀點，協助教師陪伴少年，幫助學生釐清自身狀態，讓學校多一個不同於心理師與輔導老師的視角。

投入少年司法工作27年，台北地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很有感的變化，是少年身心議題的複雜度、行為強度正節節升高：對父母施暴的少年；歷經性侵、人口販運，社會化且善於操控他人的國中中輟女生；合併人際危機、反覆自殘、無差別施用各類毒品，自我毀滅⋯⋯許多調保官包括王以凡自己，都得陪少年去看身心科。

王以凡進一步分析存在較高風險，需要特別關注和輔導的65位「高風險列管保護管束少年」，當她回溯少年生命史，發現25%高風險列管少年有施用毒品，高達40%有家暴、被忽視、目睹暴力等創傷經驗。一名少年身上，常有複合、多重的成癮、自殺等議題。

因此北院結合「嚴重情緒行為身心障礙者精神醫療就醫障礙改善計畫（簡稱嚴重情緒行為改善方案）」，為高醫療需求少年提供個案管理的團隊照顧，獲得更細緻的精神醫療資源，目前有18名少年接受此服務。

北院輔導高風險少年時，也設計體適能課程，運動後由心理師引導討論人際互動與情緒，協助少年梳理生命經驗。去年的拳擊課，調保官每週陪打，王以凡曾接下一位來自藥癮家庭少女的重拳，肩膀受傷，復健8個月，「那少女窮追猛打，每拳都比男生還重，滿滿情緒與怒火。」

童年逆境的傷，少女用拳頭傳達給王以凡，在診間與陳力源相遇的少年，則是用書。

陳力源表示，政治、疫情、經濟與整體社會環境的變動，都對兒少心理狀態產生影響：

「不過，我遇到的少年⋯⋯我不會說百分之百，但我想有99%，因為家庭受到非常多的創傷。」

陳力源分享三本少年患者送他的書：《以為長大就會好了：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致無法拒絕長大的我們》，以及談親職化兒童處境的《為了這個家，我殺了我自己：兒少照顧者的重生日記》。

第三本書出版時，門診有好幾個孩子向陳力源提起這本書：「其中一個孩子知道我沒看過，就把書丟給我，說：『陳力源，去看書！』 他們這麼渴望我讀這些書，因為裡面有他們的心聲。」

陳力源從求學時期就喜歡觀察、傾聽別人的故事，醫師養成階段主修薩提爾家族治療，卻在投入醫療現場後感到失落：「一診可能有50幾個患者，我在診間得用短短幾分鐘，片段、病理化地處理患者的需求，沒時間看見整個家族的脈絡，」更別說大醫院還有繁重行政工作要忙。

直到5年多前參與衛福部推動的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安置機構創傷知情等計畫，陳力源終於有機會踏出診間，進入校園、安置機構與社區。他表示，醫師習慣在「醫療環境」進行治療，看門診、開藥，看不好就收住院，多數不習慣走進社區。即便有這個心，這耗時且缺乏產值的作法，不易受到醫院支持，但他認為進入患者的原生環境，才能完整看見一個人；一旦抽離「開藥」這項武器，還能找到其他方式協助患者與環境連結。

即便前往家暴、酒癮家庭時差點被狗咬；嘗試敲開旅館房門，讓房內思覺失調母女就醫時險被誤會為尋歡客，這被他形容為「野外生存」的看診模式，讓他在患者的生活場域，完整看見創傷的因與果。陳力源形容，這好比製作農產品的產銷履歷，溯源陽光、土壤與養分如何影響它的生長，尋找毒性壓力從何而來。

進入矯正學校，是陳力源累積多年「野戰」經驗後的決定。過去「嚴重情緒行為改善方案」的治療對象多為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自閉症或重度智能障礙的兒少，而他在安置機構遇見的孩子，不見得有手冊，卻有很強的情緒與行為議題，矯正系統裡的少年個案更是「地獄等級」，是非常大的醫療挑戰。

他以ADHD比例偏高的司法少年為例，回溯學校端，ADHD兒童會因注意力差、靜不下來，被歸類為「難教」、「不會讀書」的學生。若家庭功能不佳，不容易支援跟辨識兒少需求，就會錯失醫療的介入時機，最後以各種衝動控制困難，或學業與人際雙重挫敗的行為，再落入安置或警政司法系統裡。

過去醫療常位處最後端，等教育與輔導撐不住才介入，現在更早進場並肩作戰，但能否順利拉回矯正學校裡的「地獄級」孩子？

對於每位司法少年，台北地院每月召開例行內部督導會議，用同儕督導方式共同設想協助方法，之後會召開例行的跨網絡會議，與服務少年的各單位討論分工；少年矯正學校的個案，則另外與彰基團隊約時間詳細討論。但王以凡也說，北院的少年案件量在全國法院中算低，一名調保官承接的保護管束件數平均30案，這讓調保官得以「精緻辦案」，管得很多、很深入。

陳力源這端，得與心理師學習、理解孩子所處的次文化，並處理入校診療的繁瑣行政流程。他表示，醫療人員不像生輔員、老師那樣天天在現場面對高強度少年，「最初有些人聽了我們跟孩子的會談內容，會露出『你們還太嫩』的表情，覺得我們不懂、被孩子誤導；或覺得我們的建議在打高空，這是前期比較挑戰的地方。」

信任需要時間與時機累積，入校幾次後，他發現這群身在「搖滾區」的隊友也傷痕累累，「有生輔員說他們（也）需要被創傷知情。」合作半年多後，某次一位生輔員談起少年的困難狀況，情緒激動，陳力源即時表達理解、給予回饋，對方直率地說：「啊！你們（醫師、心理師）終於有點用了！」從那次開始，雙方合作順暢許多。

這提醒陳力源，助人者間的同理，是實踐創傷知情的第一步。把孩子身處的「生態系」與一起協力的隊友照顧好，才可能真正幫助孩子。隨著網絡合作，兩名少女的生命議題逐漸被理清、狀況趨於穩定，北院遂在近期轉介第三名需要心理治療的個案給陳力源團隊。

若陳力源面對的是「地獄」等級個案，台南慈恩心理治療所的會談室，便是為那些在不同心理廢墟中徘徊的脆家敞開大門。

43歲的慈恩心理治療所所長、臨床心理師邱似齡，可說是「在監所長大的小孩」。她母親在矯正體系服務40多年，歷經看守所、女子監獄戒護科長、戒治所、精神病監，以少年矯正學校明陽中學祕書身分退休。「從成人到少年，凶神惡煞到生病的人，我媽都經歷過。我從小（去探班）就在監所跑來跑去。」

邱似齡熟悉矯正系統，專長之一是兒少心理，又是臨床心理與犯罪防治研究雙碩士，但她形容自己是個認真的人，無法承受少年的背叛與戲弄，所以長期主力與台南市社會局合作，為安置兒少心理諮商，而非司法少年。

邱似齡在兒少與他們的脆家身上看見不同樣貌的心理廢墟。在安置機構長大的失家少年身上，邱似齡看見「填不滿的慾望」──機構的生活不富足，不過有吃有住，有零用金，節日時還能許願讓善心人贊助禮物；少年會連續許願4、5個藍芽音響，東西有了還想再要，卻無法得到滿足，反映心理匱乏。

有的孩子，被家長一起拉進情緒黑洞。一名男子與妻子離異後，將兩個孩子關在家中，禁止他們上學，聲稱是為了保護他們。最終這名父親被剝奪親權，孩子被安置，與父親形同生命共同體的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保護，而是家庭被拆散的不安與痛苦。

另一類，是「家長無法合作」的家庭。父母社經地位普遍不低，重視知識與物質條件，但若教養觀差異大，雙方自我意識又強，便難以合作育兒。當父母衝突不斷，還要求孩子選邊站，夾在中間的孩子陷入深層的內在撕裂，萬一這時學校出現壓力事件，孩子往往全面退縮，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拒學。

要預防孩子走入心理廢墟，關鍵在父母是否具備足夠的教養知能，從源頭避免創傷發生。然而，陳力源與邱似齡在實務中最常遇到的，是「有心無力的家長」。

陳力源表示，許多家長很愛孩子，有關心、理解孩子的心，只是缺乏親職技巧，例如孩子犯錯就一味指責碎念，反而讓孩子疏遠。因此他在門診常做的是親職技巧指導，包括將創傷知情的概念傳達給家長，請他們觀察孩子行為背後的原因跟脈絡，而非只標籤孩子「不乖」的行為，要求立刻改變。

邱似齡進一步分析，當代家長的困境，是社會不斷教導孩子重視自己的感受，不少父母的成長過程卻缺乏被好好對待的體感。親職功能薄弱的家庭，可能延續上一代的打罵教育，否定甚至忽視孩子的需要；即使是高知識背景的父母，雖明白要傾聽、同理與正向教養，卻因欠缺體感，難以將這些理念知行合一，化為日常行動。

很多家長覺得自己有在聆聽孩子說話，孩子卻不這麼認為。邱似齡舉例：

「真正的『好好聆聽』，是我說了什麼，對方不只是聽見，還試著進到我的經驗裡，去感受、回應。當孩子分享傷心沮喪事，期待是家長的接住與同理：『我懂，你一定很難過。』而不是：『不要哭，別這麼負面，撐一下就過了。』」

類似情境也發生在校園與社會、心理工作現場。創傷知情成為顯學，坊間不乏以創傷知情為主題的研習或工作坊，但「知」與「行」是兩回事。陳力源坦言，學校端的差異很大，「有把自己裝備得很好的老師，也有老師的心理狀態不理想，難運用創傷知情概念去跟孩子工作。」

邱似齡指出，這一輩的老師與助人者，同樣缺乏創傷知情的真實體感：

「你要怎麼在被孩子激怒時，仍能穩定情緒、好好與孩子談話？如果一個人不曾被這樣安頓，現在卻被期待要去安頓孩子，只能仰賴他的身心是否足夠穩定、健全。」

甚至有些時候，兒少工作者亦來自高壓、破碎的家庭。他們成為創傷倖存者，長成優秀的大人，但若沒有好好療癒心傷，面對境遇相仿的孩子，恐觸發創傷反應。「他們很努力，也具備知識。只是知行合一需要時間和經驗累積，且需要豐厚被好好對待的體感，」邱似齡說。

她表示，除了創傷知情的研習、培力，督導機制也有助工作者釐清內在阻礙。只不過現實資源分配是倒置的，大學心理輔導中心經費、資源相對多，最前端、最基層的中小學，反而較難獲得這類支持。

即便看見孩子的傷、介入各種醫療資源，世界上沒有任何特效藥能迅速撫平童年傷痕。很多人問邱似齡，花這麼多心力支持這群看似不討喜的少年，究竟能看到什麼改變？她很坦白地說，看不太到立即性回饋，但工作者的陪伴，就是為少年添一分被愛、被好好對待的體感。

這顆陪伴種子，有時會在預料之外的時刻發芽。有個陳力源治療過的安置機構孩子，在離院同時一併離開醫療系統。他以為醫療介入失敗，但時隔半年，少年帶著伴侶主動來到他的診間，想了解自己的情緒問題從何而來──創傷知情照護的工作，便由此重啟。

作為一名不斷從少年身上學習的兒童心智科醫師，陳力源又因此明白一件事：醫療看似無法立刻帶來改變，卻不是全然徒勞，只是需要更長的時間驗證。而時間，是少年最豐沛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