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創傷之後,復原的極限與無限:沒有任何藥物可取代人際善意與社會支持
根據研究,兒童期不良經驗(ACE)與成年後的病狀有強烈關聯,在可行性高且證實有效的預防計畫裡,社群的陪伴與支持不可或缺。圖為美國的性侵與家暴安全庇護屋。(攝影/AP Photo/Rich Pedronc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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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書摘】

本文為《創傷與復原(30週年紀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部分章節書摘,經左岸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創傷與復原》自1992年出版後已翻譯成十國語文。30年來,在心理創傷研究領域和創傷療癒實務界維持屹立不搖的權威地位,對相關領域研究者和臨床工作者而言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創傷療癒聖經。作者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為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

本書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以戰爭創傷、長期受虐、亂倫性侵、家暴等人際暴力創傷的案例為主,鉅細靡遺地討論了診斷軸度所據以建立的臨床症狀,並針對診斷的缺漏,提出新的診斷名稱: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CPTSD)。後半部則描繪治療與復原歷程,從創傷的兩項核心經驗──權能喪失、失去連結──設定創傷治療三階段:恢復安全感、重建信任關係;回顧與哀悼;重新(與自我和社群)連結。也同時提醒讀者,陪伴重度暴力創傷患者的重重困難及應注意事項,尤其強調臨床工作者自身支持體系的重要性。作者強調,承認苦難的共通性,理解暴力創傷的引爆與促成復原發生的歷程都嵌在人類社會的大小歷史當中,才能真正理解創傷,使療癒成為可能。

《創傷與復原》是赫曼50年來的研究成果,包括對性侵與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臨床工作心得;它也反映了她對其他受創患者不斷累積的了解,以及對最新療法的持續跟進。本文為赫曼為30週年紀念版,新撰寫的「2022年結語」部分摘錄。

即使我一開始在本書中提出的基本概念並未改變,創傷治療領域的一些令人欣喜的新發展也有可能讓受害者更容易獲得治療,並且加速復原的進程。在我準備撰寫創傷治療近期的革新時,我和老友兼同事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談過;他向來都是一股推動革新的主力。以前我都會調侃他,說大家談起創傷治療時,我總是「平凡無奇」,而他則是「話題人物」。也就是說,我忠實擁護「談話治療」的深度及影響力,而他一直在熱切地尋找更好的方法。在辯證心物問題時,我主要是研究意識改變大腦及身體的力量,而他則大多在探索大腦和身體改變意識的力量。

當然,我們都是對的,但是到頭來,我認為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力的論點。雖然個別與團體心理治療對創傷(以及人類經歷的許多其他痛苦)來說,是很有效的修復性療法,卻也有一個嚴重的限制:這些療法無法被大規模地使用,而這種大規模治療對於全世界創傷倖存者來說是必要的。需要創傷治療的人,大多永遠得不到治療。如果我們能發展出一種快速、廉價且易於傳播的療法,豈不是美好至極?

談話的心理治療為何無法大規模推廣?

心理治療很花錢。它進程緩慢、耗費精力,而且需要技巧純熟且全心投入的從業人員。這種治療在世上很多地方根本做不到,因為根本沒有受過訓練的人能提供治療;就算是在有望取得治療的國家,醫療保險公司通常也不願給付,所以多數人負擔不起。美國大部分的精神科醫師甚至已經不再進行心理治療,因為保險公司就連審查僅僅數次的諮商都會設下重重障礙,而醫師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應付;況且他們看15分鐘的保險給付門診,再寫寫處方箋,賺的錢還比較多,保險公司也不會問任何問題。

劍橋醫院這家附屬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公立教學醫院或許能當作一個例證,用來說明美國目前心理治療實施情形退化的現象。劍橋醫院精神科肩負著為貧窮及邊緣人士提供最佳照護的使命,是我將近40年來的研究基地。我們的暴力受害者專案在這裡設下了一套創傷治療的照護標準,依照我們患者的需求無條件給予個別及團體心理治療,並且訓練新世代的創傷治療人員。

情況已經不同了。過去幾年,企業顧問和精算人員接手專案運作,而他們的所做所為,必定會摧毀這個多年來一直是全美社區精神醫學標竿之一的單位。心理治療現在必須根據電腦演算做嚴格配給,而不是根據臨床醫師的判斷;如果這導致我們的患者無法得到充分照護,只能算他們倒楣。上面的人很清楚,我們的患者大多沒有能力發起抗爭。

感謝科裡的醫師,他們表示抗議並積極組織,但是目前還沒有成效。團隊中有許多資深成員並未屈從於違反道德的指令去提供不符標準的照護,而是選擇辭職,形成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優秀專業人員出走潮。很多創新的特殊專案(為愛滋病毒陽性患者、語言少數族群、性少數族群而設)都已經終止了。暴力受害者專案還在,但已失去太多成員,所以我想我們恐怕頂多只能再撐一年。最終的結果就是最脆弱的族群愈來愈難獲得心理治療,而他們可能正是最需要心理治療的人。

缺乏「安全型依附」的復原新可能

除了耗費時間、金錢,而且經常無法獲得以外,談話治療還受到以下這個事實限制,即這種療法是以一種特殊的合作關係為基礎;在這種關係中,患者與治療師攜手合作去了解他們自身並改變自己的生活。這對我們在暴力受害者專案中治療過的成年門診患者非常好;他們也許有自殺傾向、偶爾需要住院治療,或者會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嚴重障礙,但是多半能在社群中生活,並且具有逐漸對心理治療師產生依賴感的能力。對於這樣的人而言,本書介紹的療法可以解放他們的心靈,甚至救他們一命。

然而,那些受創嚴重到無法建立關係、或者對自己和他人極度危險而無法在社群中安全生活的人該怎麼辦?有些受虐兒不停轉換寄養家庭,從未體驗過信任或安全感,根本就無法透過一段關係去了解自己,因為他們不曾發展出對關係或自我的認知。這些受虐兒又該怎麼辦?要怎樣才能讓他們得到創傷治療?

在我尋找這些問題的解答時,范德寇醫師建議我參考絲貝恩.費雪(Sebern Fisher)的研究;這位才華洋溢的心理治療師多年來致力於一個為重度心理失常兒童與青少年而設的住院患者專案。這些孩子遭受虐待及忽視的歷史大多很悲慘。費雪女士在她的網站上描述自己是「一名心理動力治療師,主要研究安全依戀自人生開始至結束的重要性」。她在依附這門發展科學領域中受過良好的訓練,深知人最初的安全感建立在嬰兒與一名可靠照護者(通常是父母)的關係上。被擁抱、輕搖、安慰的經驗可以減輕恐懼、傷痛、羞愧與憤怒,最終讓發展中的兒童有能力撫慰自己,並且自行緩和強烈的情緒。與關愛者眼神交流、得到了解、持續受到認可的經驗,最終也會讓發展中的兒童有能力了解並認可自己和他人。這就是安全型依附關係的基礎。

從未經歷過安全型依附的兒童基本上很野,治療這種兒童是一大挑戰,而費雪女士面對這種挑戰時,覺得相當挫敗。在她編著的出色教科書《發展型創傷治療中的神經回饋:讓受到恐懼驅使的大腦平靜下來》(Neurofeedback in the Treatment of Developmental Trauma: Calming the Fear-Driven Brain)中,她解釋道:「沒有建立關係的兒童就像活在一個獵物的中樞神經系統裡,他的周圍盡是捕食者,真實存在的和想像中的都有。」描述一名對治療中心的治療環境毫無反應的患者時,她寫道:「我基本上是在對他的杏仁核
杏仁核是大腦系統裡的一個中樞,負責組織對危險的快速反應:反擊、逃跑,或僵住。
說話,而杏仁核無法理解話語。」

於是費雪女士開始尋找方法,想用一種杏仁核可以理解的語言來對它說話。在這方面她很幸運,能夠利用新近的神經生物學及電腦科學發展成果。

機會1:結合大腦與電腦互動的「神經回饋」療法

神經科學家在了解大腦結構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也對發展出具體自我意識和產生心智能力來緩解恐懼、調節情緒並建立安全關係的基礎,有了更深的認識。腦波圖技術與電腦科學的進步讓一種稱為神經回饋(neurofeedback)的大腦─電腦互動治療得以問世。職業運動員與音樂家都曾利用這種技術來誘發一種「流暢」、平靜、全神貫注的狀態。同樣的技術似乎也可以用來重新訓練杏仁核及許多其他的大腦部位,並且促使那些因為缺少安全型依附而沒能在嬰幼兒關鍵時期正常發展的大腦功能重新發育。

透過將這種新的治療模式整合進她的住院治療專案,費雪女士得以和先前毫無反應的兒童溝通。她提及一名患者時寫道:「開始使用神經回饋療法之前,我們無法形成一種人際互動的節奏。我們之間沒有火花、沒有共鳴,而成功的治療不能沒有這種共鳴。」據她描述,這名患者和許多人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神經回饋訓練之後,已經有能力充分調節自己的情緒來產生依附行為、進行學習,以及使用談話治療。

費雪女士治療兒童的成果引起了范德寇醫師的興趣,於是他著手進行一項臨床試驗,把這種治療模式應用於患有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而且每週進行創傷聚焦心理治療至少6個月後仍未好轉的成年人。這些患者大多是童年時期曾經遭受虐待或家暴、或兩者皆有的倖存者。

在經過12週共計24次、每次為時半小時的訓練後,隨機分配到接受神經回饋療法的受試者中有超過7成感受到他們的創傷後壓力症症狀得到緩解;被分配到控制組的患者繼續接受之前慣用的療法,其中多數人依然和先前一樣為創傷後壓力症所苦。此外,接受神經回饋訓練的受試者在情緒調節、認同障礙,以及擔憂自己會被拋棄的程度方面,評量結果都有顯著的改善。試驗過程非常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僅有極少數受試者中斷治療。范德寇醫師在一份2016年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這樣的成功率「可以和最優秀的實證療法所發表的試驗結果媲美⋯⋯也比任何發表過的以藥物治療創傷後壓力症的結果還要好。」

范德寇醫師的創傷研究基金會現在會定期舉辦神經回饋療法的培訓,他認為這種療法若是受到廣泛採用,可望對公共衛生造成重大影響。相較於心理治療,神經回饋療法很快就有效果,而且花費比較低廉。它也能整合進既有的心理治療以促進其成效,還能讓原先無法建立信任治療關係的成人及兒童更加容易獲得心理治療。「它能幫助非常苦惱、害怕的孩子,」范德寇醫師告訴我,「治療之後,他們就能夠集中注意力,不搞破壞,還能到交朋友。」他又說:「我的夢想是把神經回饋療法引進美國的每一所學校。」真是太了不起了!

機會2:心理治療師陪同的MDMA輔助治療

那麼藥物方面呢?到目前為止,儘管一試再試,還是沒找到能治好創傷後壓力症的仙丹妙藥。臨床試驗研究過許多類型的藥物,但是結果大致上並不理想。然而,近年來科學界對所謂的迷幻藥,也就是所謂的意識擴張類藥物的治療潛力重新燃起了興趣。藉由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回到了一段被遺忘的過去,重拾一項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發現:意識狀態改變,可以促進創傷經驗的情緒處理及整合(第一章)。

由於持有迷幻藥在美國被判定為非法,所以在過去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無法針對迷幻藥在醫療上可能具有的好處進行科學研究。不過近來隨著「毒品戰爭」的公信力逐漸降低,迷幻藥的治療潛力也成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話題,備受公眾與科學界關注,非營利組織跨領域迷幻藥研究協會更完成了一項壯舉──獲得聯邦政府核准進行正式研究,探索對數種精神疾患使用迷幻藥的效果。

2018年,在前期的臨床試驗得出安全參數與疑似療效的發現之後,跨領域迷幻藥研究協會開始安排受試者參加一項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可的第三期臨床試驗,在治療重度創傷後壓力症時,使用俗稱「搖頭丸」的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MDMA)。參與者是90名男女,大部分從童年時期開始就有多重創傷歷史。許多人有憂鬱症、解離症,以及/或者藥物濫用的病史,也患有創傷後壓力症(換句話說就是患有複雜型創傷後壓力症)。治療是由訓練有素的心理治療師在數個不同的地點進行,總計42小時的心理治療;其中有3次全天的治療,受試者被隨機安排服用MDMA或安慰劑。

2021年,跨領域迷幻藥研究協會在一本重要醫學期刊中發表了這項試驗的成果。研究結果非常出色。相較於服用安慰劑的人,服用MDMA的受試者不僅在創傷後壓力症方面感受到大幅度的好轉,在憂鬱症與解離症方面也有顯著改善。過程中沒有出現嚴重的副作用,也僅有極少數人中斷治療。報告的作者群推斷,「MDMA輔助治療的結果意味著這可能是一種突破性的療法,值得接受緊急臨床評估。」

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也是跨領域迷幻藥研究協會培訓計畫的主持人,精神科醫師麥可.米霍佛(Michael Mithoefer)提出警示,人必須「慎防簡化思考」。MDMA是一種非常強效的藥物,但它本身並不是一種治療。更確切地說,MDMA的使用必須透過技巧高明且訓練有素的心理治療師,妥善地融入心理治療當中。心理治療師所接受的培訓裡,有一部分就是要親自進行這樣的治療,好讓他們對MDMA的效力與潛能有全面的評價。米霍佛醫師把這種療法形容成一種「內在導向」的治療方式,可以促使人懷著「初心」去「進入內在」。心理治療師沒有既定流程,但是會在一旁擔任關懷患者的夥伴,以及令患者安心的存在。

一如迷幻藥的娛樂性使用者早就知道的,與世間萬物合而為一的絕妙體驗和極其惡劣的經驗,兩者間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一個安全且提供支持的社會背景。跨領域迷幻藥研究協會創始人兼會長瑞克.多布林很清楚商業開發的風險,所以致力於在未來取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有限核准,核准內容不是針對藥物本身,而是由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心理治療師、在經過認證的治療中心進行MDMA輔助心理治療

所以到頭來,我們又回到了這樣的理解:

從創傷中痊癒必須整合身體、大腦與心靈:感到安全、回想、悲傷,然後和社群的重新連結。

要從人為暴行所留下的影響中痊癒,必須有一個由對人的忠誠與善意所構成的人際環境。心理治療與社會支持是復原的基礎。絕對沒有任何新的方法或藥物能夠改變這些基本原則。

《創傷與復原(30週年紀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著, 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左岸文化出版
《創傷與復原(30週年紀念版):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著,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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