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2017年時，台灣社工界都很認真做外展，我們在籃球場、撞球場，或學校旁邊的炸雞店飲料店，只要出現在那，就遇得到孩子會聚在一起聊天吃東西，那時找孩子算很穩定。

這幾年網路改變了很多，我們的外展工作慢慢地萎縮，特別是疫情時一直到疫情後，幾乎找不到少年了；少年很習慣在網路上交友和接受資訊，他們也不再有耐心待在外頭，可能在戶外太熱或太冷，同一個地方會很快感到無聊，他們很怕無聊。

找不到少年的高峰在2021年，狀況至今沒有好轉。外展工作對做少年社工的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手法，我不想放棄。後來外展前，我們得做更多功課，去找鄰里長，了解社區狀態，詢問學校，孩子們下課後的動向；根據這些資訊，我們發現現在青少年，都聚集到KTV或者是朋友的家裡。

後來我們把外展的範圍拉大，以前走到學校外的500公尺，現在拉大到方圓2公里的地方，路徑很長，同學下課會經過的路，在那邊聊兩、三句停留5分鐘後就離開，我們就抓住那5分鐘的時間，跟著學生的動線，拉出幾條路線，雖然聚點相較以往變得很零散，但我們就在河堤、公園的點安排社工，聽起來有點恐怖（笑），但社工就每週會出現在那些地方，介紹蘆少。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友善真誠，我會說：「你好我是蘆少的珮珮，我們是社工，想要讓大家認識我們的中心。」

外展工作一個很大的重點是，我們不認識他們，但要先從外顯行為來判斷，例如說孩子的頭髮很久沒有洗、黏在一起，身上有味道或狀況不好，不易被同儕接受的，我們會特別去「搭訕」他。了解少年狀況後，把他從那個一、兩公里外的地方，帶回蘆少附近公園的小據點，在裡面創造一些好玩的遊戲，現在孩子也不太知道要怎麼玩，就從簡單的閃電布丁──類似紅綠燈的遊戲──開始，讓他不會產生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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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從2021年開始，我們都是用生命在拉著，因為去到過往少年聚集的點，真的沒有少年，完全沒有。

我做少年社工15年，很少會感覺少年不喜歡玩，以前我希望他們少玩一點，但現在真的期待他們玩得起來，因為你知道，一個人玩得起來，就開始有判斷，有生活目標，不管是要賺錢，要幫家裡還債，會有比較清楚的目標和實踐的策略。但現在少年更多的是生活沒有目標，不是因為不想有，而是他不知道應該有什麼，又或者說，這世界的人都說他很爛，說這個年代很爛，所以他就爛。甚至有孩子跟我說，他不用活著也沒關係，但他說他想死也不知道怎麼死。

家庭環境和社會變化，讓青少年好像看起來變得很複雜。我快40歲了，現在我們在幫忙的青少年的父母，有很多是像我這個年齡的家長──這一輩有不少會出現自殺念頭，有些家長甚至是在孩子面前自殺死亡，有嚴重的中年問題，孩子因而一直瘋狂地接受大人不適的語言和行為。

所以孩子常說I don't care，死就死，真的好像是完全絕望的。家庭因素以前也有嘛，但變化的是現在的大環境更不友善，這群少年一直感覺到這世界覺得他很爛，有種普遍的氛圍說他是「8+9」啊，是猴子啊，他們遁入網路世界裡看小紅書，好多傳訊息是傳簡體字，根本不再閱讀，IG的文字都是極限了，他只能看圖，他們要做出好的判斷變得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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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很不喜歡失敗的感覺，只要有一點點挫敗感，他們就跑走。我們現在連辦一些歌唱比賽，少年們只要想到等一下會挫敗，就不想參加了，他們會說這樣子很煩。所以我們很努力在可以的範圍內，讓他們接受一點點挑戰，不要習慣半途而廢。

我們常接觸學校老師，但我認為學校老師已經無法hold住現場了，因為老師教學很辛苦，被學校制度考核，一個班級只要出現一個有狀況的少年，一個學校就算只有十位有狀況的少年，就足以讓學校瘋了。沒有其他資源去協助的話老師根本忙不過來。

讓少年穩定下來的工作需要長時間，要有人下去陪著他們一起做。像我做工作媒合時，很多廠商不喜歡用這群少年，我們唯一談判的籌碼就是：如果這孩子去工作，前兩週我會請社工陪在他身邊，跟他一起去上班。你沒有陪少年，廠商會沒有安全感，我們有過社工陪少女去美髮店工作三個星期。

可能有不少人在心態上覺得，這樣子的少年不用救，或是質疑花力氣救究竟有沒有結果？但我從來沒有放棄的原因是，如果沒有人關心他的結局，那結局就是死掉而已，他們消失在這世界上也不會有人在意的。

我先前在工作時，也去學了當代藝術，學了5年，2018年曾在一間咖啡廳辦了一個跟少年有關的展覽，其中一個作品叫「當我們都死亡」，當時我去查青少年死亡人口，政府沒有統計青少年死去的真正原因。台灣近年的統計 ，有對青少年死亡人數做初步分析，但在實務現場，青少年因為吸毒、被誤殺、鬥毆死亡，在統計裡大部分是被歸為「非病死或非自然死」，死因無法被談清楚。

為什麼會這麼有感，是因為在疫情那期間，在開案中或結案的少年裡，我們看到的是是每三個月死一個小孩，少年被捅死或在家裡吸毒吸到死了，或是被誤殺，平均每三個月死一個人。

他死了如果被報導，網路留言會有人只會說這人就是8+9啊，就是不該在這世界上。我認為沒有人在關注他們，只要他們沒有辦法成為國際志工或是學習和才藝很厲害的人，都不會被關注，沒有人在乎他們。

其實我不只是想知道「有多少位少年死亡」、「死因排名是什麼」這些數字而已。我們更想問的是──這個少年，他到底經歷了什麼？

當統計裡寫著「事故傷害」、「自殺」或「其他原因」，我們更在意的是：這個事故是怎麼發生的？是不是因為他一直在街頭遊蕩沒有人保護他？是不是吸毒、被追趕、鬥毆，還是那天他根本沒打算離開世界，只是沒人注意他其實已經在呼救？

我們想要的不是一份冷冰冰的統計報告，而是能看見少年真實故事的數據。我們需要分類得更細緻──誤殺、吸毒過量、幫派衝突⋯⋯因為只有真正理解死因背後的生活困境，社會才有辦法預防下一個少年的離開。

我們也常問：「那些不見的少年，他們後來去哪了？」是不是逃家後流浪？是不是跨海被送走？是不是被誰藏起來了？我們關心的不只是死亡，更是那些「沒有出現在報告裡」的失聯孩子。如果政府要做死亡分析，期待的是帶著關心、對生命有感的統計方式，不是為了數據而數據，而是要帶來真實改變的數據。這才是真的在關心少年。

我覺得他們好年輕，如果可以被好好的照顧和引導，真的是有機會的。我不企求他們變成多厲害，但他們如果能為自己的人生負責，這也就夠了。

我們如果能影響一個大人，讓他們加入支持系統，一起跟著承接這個孩子，那就有機會保住孩子，不會默默死去；我都跟我的社工分享說，不能放棄，因為孩子只有我們。

嗨，我是阿信，這位是社工阿仁，我們今天要去基隆的八斗社區做夜間外展。我們基隆塢共有3位社工，我跟阿仁負責外展，社工小歐則做社區培力服務，舉辦許多好玩的少年、親子活動。

基隆塢目前每週有兩天夜間外展，時間是週二與週四傍晚5點到晚上8點，正好是少年的下課時間。我們會帶著桌遊、小點心跟飲料到中學附近的便利商店跟孩子一起玩，天氣好的話，會到社區球場跟少年打球。外展很受天氣影響，天氣一差，少年就不會出現。基隆這多雨的城市，對外展來說滿挑戰的。

今年我們選擇基隆的百福、八斗這兩個社區做外展，因為它們離基隆市區比較遠，休閒資源相對少，問起少年下課後去哪，很高機率回答「沒地方去」，天氣好去球場，下雨就回家。

學校旁的便利商店是我們常去的外展場域，一些少年回家前會在這連wifi打手遊。但再待久一點，就發現有少年直接在這解決晚餐，然後到別處閒晃。這裡有滿多家長在附近的瑞芳工業區從事物流等輪班制工作，孩子就算回家，家裡也空蕩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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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們今年度第三次來到八斗，所以帶了互動型、快節奏，能快速炒熱氣氛的桌遊，大家一玩開，原本在隔壁桌滑手機的少年也好奇湊上來。等我們跟少年混熟，就會帶一些比較內在探索的卡牌，當發現他心情不好，就拿出來玩，看他願不願意說說自己怎麼了。

閒聊過程，我們會請少年推薦他們平常出沒的地點，例如某個適合喝酒的海邊，某間KTV，最近有少年告訴我們某社區大樓裡有個免費的撞球間，看起來是大樓公設，但有少年聚集，我們就去那找少年打撞球。說是打球，其實是藉機觀察環境中是否有危險因子。

球打得好，外展才會成功嗎？這倒未必。遊戲、打球，都是認識少年的媒介，玩得好當然加分，但外展社工最厲害的是那張嘴，也就是與少年聊開後，進一步建立信任、了解需求、連結資源的會談技巧。不過我的撞球確實是在外展過程中練起來的，起初打得太爛，被少年嗆爆說不想跟我打，所以我很認真跟他們學。

我們離開前，會自介是乘風少年基隆塢的社工，告訴少年，如果你們今天不想回家、回不了家、失戀、很不開心、很想死，都能找我們聊聊，我們陪你想辦法。我們會用乘風少年的帳號加少年的IG，這樣少年就知道我們下次會在何時何地出現。

我們每年接觸的少年約1,000人次，社工會依危機程度做風險分級，其中約有1成少年需要實際提供服務，需密集服務的約20人。家庭、人際、就學與就業困難是少年的常見煩惱，我們會協助他們自我探索、找工作、提升應對進退的能力，必要時入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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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規劃基隆塢時，我們想像的不只街頭夜間外展，還包括網路外展。因為那時遇到的老師、家長，愈來愈常提到孩子都躲在房裡上網。我們看不見少年在跟誰互動、瀏覽哪些不適當的內容，而這「看不見」伴隨許多未知風險。從前的實體外展手法，似乎不夠貼近這世代的少年，我們得進到網路世界找人，而台灣極度缺乏有網路外展經驗的社工。

香港很早就開始做網路外展，在遊戲、社群媒體主動出擊接觸少年。2016年，我同事飛去參訪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青年協會等有提供相關服務的NGO汲取經驗，回台灣後，我們先針對少年常用的網路平台進行特性調查，規劃出在遊戲、社群媒體、交友軟體與少年的互動方式；也開YouTube直播，以及能一對一會談的「解憂會客室」，吸引更多少年找到我們。

和實體外展概念一樣，網路外展社工不必是頂尖玩家，重點是能透過遊戲建立關係、觀察少年性格與需要──組隊打怪時，他為何總當先鋒，幫隊友扛傷害？為何對「贏」如此執著？突如其來的憤怒語言或下線消失，又代表什麼？我們也會在遊戲中設計分工任務，例如在《Minecraft》一起蓋一棟房子，從中觀察團隊合作與人際互動。

當對方願意多聊，我們會揭露身分，確認對方是否為我們的服務對象，也就是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少年。不過若對方是成年人，我們不會直接丟下不管，還是會一起釐清問題，提醒可運用的資源。

這就來到網路外展的一大困境：我們花很多時間與「帳號」建立關係，卻無法在第一時間得知他是不是青少年。在實體外展，可能需要4、5次，每次2小時的見面，才有機會建立信任，網路上的互動時間零碎且難以量化，常需花上數十次短暫對話，才有辦法跟一個帳號變熟，進而了解他是誰，是很高昂的時間成本。

關係建立後，當少年提出服務需求，我們也不一定轉為面對面的服務形式，因為有些困境，未必非得碰面才能解決。例如我們能把實體外展時使用的卡牌轉換成線上也能操作的道具，進行線上會談；網路外展更仰賴想像力與創意，把數位工具轉化為互動的媒介。

但若少年需要實體資源，卻不住在我們轄區，就不容易幫上忙。我們曾與一位被霸凌的少年聊了一段時間，才知道他是馬來西亞人，我們無法直接聯繫當地教育或社福單位，只能就大方向建議他能找誰協助。

2020年，我們決定結束網路外展。雖然看見需求，但以3名社工的量能與台灣環境限制，能做的實在有限。所以我們停下腳步，整理服務經驗，將重心放回街頭與社區工作。

回顧那3年的網路外展，我們在遊戲《英雄聯盟》、《Minecraft》裡，以及Instagram、Discord群組與WooTalk等平台服務約300人次，說實在，失敗經驗比成功多，但也有很多珍貴時刻。

我同事曾在WooTalk接觸一位缺乏自信、社交非常退縮的少女，少女住宜蘭，同事依舊陪她聊了許多，知道她對電繪有興趣，還將自己的電繪板送給她，少女開始畫圖、傳作品給我們看，藉創作找回信心。服務結束前，我們順利幫她連結到當地的心理資源。這經驗帶給我們很大鼓舞，我們確實有透過網路外展幫到孩子。

疫情讓更多少年從實體轉向網路，但我們希望打破「網路是心靈牢籠」的刻板印象。因為對許多少年而言，真正困住他們的是現實中的創傷與挫折，網路反而是一個讓他們感到安全的避風港。我們想告訴孩子的是：無論真實世界或虛擬空間，都希望你活得自在。

疫情也讓大家更習慣使用線上服務，對我們來說，現在反而是重新推動網路外展的好時機。乘風內部幾位對網路外展感興趣的工作人員，正發想一套服務模式，希望整理出一套從接觸少年、發掘需求到資源連結的流程，並歸納出網路外展社工的必備知能：除了助人技巧與會談能力，還需理解網路次文化。

我們非常樂意分享經驗，但更認為，唯有在人力充足、政府支持、社會普遍理解何謂社工外展工作的前提下，才能發揮網路外展的效能。

去年（2024）我跨海拜訪香港青年協會等做網路外展的NGO，發現香港能長期推動網路外展，與其環境有關。多數青少年對社工不陌生，也早就看過網路外展的相關貼文或影片，實際遇上時不覺突兀。此外，香港現在有至少5個網路外展專責單位，服務範圍涵蓋全港，能快速提供線上少年服務。台灣也可以朝這個方向學習。

我喜歡做少年外展，正是因為它很有趣、很靈活，能不斷開展出新的服務模式去助人，看到少年的轉變，會覺得很有成就感。少年正處在人生發展的關鍵期，我想和他們走一段。

勵友在2002年承接北區少年服務中心，服務範圍涵蓋北投與士林。當地少年的特性是喜歡騎車、改車，晚上10點多到陽明山「跑山」，一路騎到淡水、八里。我們在士林社子島遇到的少年，家裡較常有經濟弱勢、隔代教養，或家長有藥酒癮、司法議題，孩子較常被疏忽對待。

中山、大同區的服務則是在2013年開始，我們服務的案家，家長常在夜市、酒店工作，孩子徹夜未歸，家長也不知他去了哪。那個時候，不同時段、地點，會有不同的少年聚集活動，因此很容易鎖定我們的服務對象。放學後，較有消費力的少年會聚在撞球店，錢不夠或準備「落人」打架的則在公園集合。晚上10點多是高中職夜校下課時段，這些聚會場所會更熱鬧，有些黑道的「哥哥」也會來。遊蕩到午夜的少年，通常就是不願或不能回家，看哪個哥哥、朋友願意，就跟著回去睡。

這些樣態跟慣性都因網路瓦解，疫情後尤甚。從前少年不管商量什麼事都得聚在一起，看誰不爽要尋仇，也得先約個地方碰頭商量，現在這一切都在網路群組進行。起先這些群組的界線還可能以社區、興趣做分類，當我們拉住一個少年，就能透過他接觸群組裡的其他人。現在群組的界線很模糊，可能橫跨很多個縣市，成員也不見得有地域或生活圈的關聯。少年很容易加入群組，然後馬上因為跟某人吵架而退出，緊接著再入一個新群，對群組的歸屬感、忠誠度是低的。

從前我們中心每週兩次全員出動外展，6位社工外還帶上實習生，人力都略顯不足，因為公園、球場總有一大票少年。現在這些地方只剩小貓兩三隻，社工人數還比少年多。實體外展的成本變得很高，所以縮減成每週一次。

在街頭找孩子變困難，因此我們現在的策略，是把少年吸引到、或帶到中心來活動。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有三層樓，少年可以在這邊練舞、練瑜珈，打撞球、打電動、看電影，有整套樂器可以練團，樓上有間諮商室，這裡也有廚房，孩子在這裡上烹飪課和共餐。現在街頭外展撈到的少年，時常是沒錢去娛樂場所，也沒有朋友家可去，我們就有機會把他們帶回中心，準備東西給他們吃，和他們聊天、打撞球。

我們2014年曾去香港參訪做少年網路外展的NGO，那時香港的外展社工是從晚上10點跨夜做到隔天早上10點，與少年上線活動的時間一致。社工會私訊一些可能的服務對象，從閒聊開始，視狀況進入深度會談。可是勵友的人力有限，當時就沒有開啟這項服務。

但到了2021年5月，COVID-19三級警戒，我們不得不做。

我們中心有6位外展社工，每週二到週六晚上6點到10點輪流上線，擅長手遊的，陪少年玩《傳說對決》、《極速領域》；有些進入交友軟體尋找少年；能自然面對鏡頭的，開直播與少年互動。

我們在Facebook的主題式直播是進行30分鐘，邀少年上線玩遊戲，或讓少年分享美食、怎麼化妝，為了吸引少年停留久一點，還要預告有獎徵答，然後貼上聊天室連結，想將少年導入Google Meet聊天室。但當主題結束，少年一哄而散，進入聊天室的只有個位數，而你完全不知道能去哪把其他人撈回來。

直播互動最熱絡的一次，是勵友當時參加一個比賽，要拚影片的按讚數，我們一位男社工於是開了直播號召少年響應，每多10個讚，就用推子從頭中間開始把頭髮剃掉。那次獲得240個讚，但過程中觀看者來來去去，不確定實際年齡、性別、背景，也不易進一步開展服務。

我們試著加少年的社群好友，私訊聊天，但發送的交友邀請被太多少年回報為「不認識」，導致我們的社群帳號被Mata警告。

當我們這麼努力跟少年建立關係，為何這些陌生人能這麼快取得未成年人信任，要到私密照？是不是抓準了性探索期的少年心理，說了投其所好的內容？我們當然不能比照辦理，但這些經驗讓我們有不少反思。事實上，社工在遊戲、交友軟體尋找少年時，就曾數度收到網友的約炮訊息，直面少年在網路上面臨的風險。

所有中山、大同區的少年都能來使用我們少年中心的空間跟參加活動，但我們也同時陪伴一群面臨人際孤立、性剝削、自願離家、藥酒癮、家暴、脆弱家庭等處境的「危機少年」。這是台北市自己的方案，少年中心被要求每年要有115位自行開發的「危機少年」。從前我們會透過街頭外展去找，現在過半來自學校、政府部門、社福機構的轉介。有時我們會與不同單位的社工共案協力、接棒服務；一些未達社安網開案標準、但仍有危機因子的個案，也會到我們這裡。每位危機少年平均服務3年，少年中心像是社安網之外的另一張網，在社區長期陪伴他們穩定生活、探索生涯。

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向來是少年的煩惱源，但與我初入行的時候相比，現在少年的人際焦慮非常高，他們得同時煩惱現實世界與網路世界的人際關係；擔心社死（社會性死亡）；有很多個不同目的的小帳號，例如只開給親密好友的小帳、暗中關注前任發文的小帳、或交新朋友後，另創小帳跟對方聊天，測試那人對他是不是真心的。

少年的友誼網絡也在發生變化。我們中心每年舉辦電影活動，給少年兩張票，讓他邀一位朋友參加，我們就能藉機認識他朋友。以前的少年會抱怨一個名額不夠啦，可是今年我們的影廳裡，不帶朋友的少年占一半──少年說他沒朋友，所以自己來看；或說自己有很多朋友，但都是網友，很難實際約出來。

疫情後最顯著的變化是，從前廣受少年歡迎的冒險體驗，現在乏人問津。從前少年喜歡划獨木舟、騎單車、做高強度的繩索活動，現在的少年覺得生活中有許多壓力與不舒服，因此偏好烘焙等紓壓課程。今年暑假的露營，少年提議在我們中心場館裡過夜就好，野外生活、自炊這些炎熱又勞累的，他們不想要。

為什麼少年心境會有這麼大的不同？我們很困惑。該如何突破網路盛行後的服務困境？我們還在思考。現在強調少年的聲音和自主權，我們的做法就是跟少年討論他們想參加什麼活動，從他們的期待出發，一邊實做、一邊摸索，找出適合這世代少年的服務方式。少年在變，我們也要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