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剛把菜園曬暖，10多位在茄荖山莊戒癮的「居民」拎著水桶與農具，在南瓜與秋葵旁澆水施肥，每列蔬菜前都插著負責居民的名牌，幾位早起的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簡稱草療）員工已備妥提袋，準備向「居民」購買無毒蔬果。

茄荖山莊輔導員宸哥（化名）撥開一處棚架下的雜草，再望向隔壁結出漂亮花蕾的青花椰，「從一個人照顧的農作物，就能看出他的心理狀態。心不在這，連除草都懶；穩定下來後，就會想著要怎麼把菜種好。」逃避現實是藥癮者常見症狀，宸哥說，當一個人在意的是活物而非藥物，代表對生活產生現實感，是茄荖山莊居民們復元的關鍵一步。

山莊的三餐由居民自炊，一些食材就來自這片菜園，其餘賣給草療員工挹注公基金。對部分長期買賣毒品或在不法行業賺快錢的居民而言，「自產自銷」是前所未有的經驗，有人不知如何開口兜售，有的會鳩佔鵲巢別人的收成，這時心理師與職能治療師會介入，為他們重建生活能力與正確價值觀的時機。

戒癮治療，就在這些生活細節裡。

2006年，台灣的反毒策略參照國際趨勢，導入減害與治療的戒癮概念。除了推動美沙冬替代治療，也引入美國行之有年的治療性社區，秉持「全人改變」的治療哲學，期望個案不只停止用藥，還要具備處理生活問題的能力與技巧，最終內化在治療性社區學到的生活方式，維持終生無毒的生活。

「取名『山莊』，是希望人家以為這裡是民宿。當地人起初難免排斥，山莊居民收假時還曾被計程車拒載，」從茄荖山莊草創時就加入、被大家喚作「莊主」的草療職能治療師黃耀興說，後來因為山莊衍生很多在地消費，把經濟利益分配到草屯菜市場，才少了反對聲音。

緊鄰草療的茄荖山莊，前身是台中監獄草屯分監，曾經的鐵牢籠改頭換面，空間粉刷成大地色系、鋪上木地板，淡化監獄格局的森冷感。取代戒護人員的是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等草療的醫事人員以及社工，還常看到草療成癮治療科主任黃介良往返醫院與山莊，解決居民疑難雜症的忙碌身影。

這裡是戒癮醫療體系的最後一線，居民7成由法院、地檢署轉介，3成不是在監獄、勒戒所或戒癮門診來回多年無效，就是被無計可施的家人帶來，「病得夠重才會來到這裡，」黃介良說。

山莊專業資源完備，還免收住宿與治療費，不過主動登門求助者有限，疫情期間更空下大半床位。「（成癮）物質帶來的快樂太高，幾乎沒人自願戒除，」黃介良分析，就算接受治療，病人也想自由待在社區。山莊當然期待戒癮動機強的個案，但實際到來的居民，多數是被轉介而來，心態上幾乎是被動的。

對18歲的Alex（化名）來說，入住山莊是走投無路下的唯一解。曾是運動健將、當過學校籃球隊長的他，在重度使用毒咖啡包2年後，雙頰凹陷、暴躁、斷片、神智錯亂，失去家人信任，連毒友都彼此猜忌不歡而散。

「我什麼都沒有了。」

Alex的父親好賭，家裡氣氛不佳，他在陣頭找到歸屬感。雖明白賭博不好，回神卻發現已耽溺其中，從撲克牌、麻將玩到博弈網站，沒錢就向溺愛他的阿媽伸手。錢來得容易，一注幾萬元都無感，但輸了難免心情差，就尋求物質解套。

眾賭友起初一起吸笑氣，某次貨遲遲不來，有人掏出咖啡包，拍胸脯保證不會上癮，「裡面不知道摻了什麼，我們一喝，茫了3、4天。」

Alex說的「晉階」是茄荖山莊特殊的制度設計。為了讓居民的心態自被動化為主動，山莊建立了「居民晉階制度」，這是復健治療的一環，級數從C一直往上爬升至A。新居民從C0級開始，在輔導員與醫療人員協助下融入山莊作息、規範，引導運用同儕、開會等團體力量解決困難。級別隨著居民的表現與穩定度提升，到C6級，居民已產生自覺，接受藥癮等自身問題，斷絕用藥習性。

居民若晉階到B級，就成為幹部，需維持山莊運作、建立模範，也有出莊執行公務與每週數小時的外出休假。到等級最高的A級，白天可離莊上學、職訓或工作，為復歸社會做準備。

他指出，當幹部是晉階制度的重要階段，許多藥癮者有說一套做一套的問題，當幹部能考驗他們能否知行合一，不是只附和治療師講的話。幹部能獲得榮譽感與成就感，也得以身作則，內化習得的正向觀念，成為維持離莊後正常生活的基礎。

多數戒毒村以過來人作為工作人員主力，他們能對戒癮者心路歷程感同身受。黃耀興說，居民幹部也有過來人的類似意義，近年則開始將「畢業」的居民納入團隊，宸哥就是其中之一。而從草療來協助的醫事人員，也會特別注意自身言行，避免說一套做一套，因為得到藥癮者的認同是促成改變的關鍵。

黃耀興分析，山莊居民的共通議題有3種：人際界線不清、低自尊、欠缺人際互動技巧。有些是藥癮者的個性使然，有些是與用藥文化的交互作用。

例如藥癮者常會共用藥物，彼此支援金錢或毒品。「這對他們來說叫道義：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知道幫這種忙不對，仍無法拒絕，甚至覺得拒絕就是冒犯。」

自尊心低落，最常展現在各種「對方看不起我」、「家人不信任我」的言語或肢體衝突。用藥易導致衝動控制缺損，人際互動經常成為藥癮者的挫折與壓力源，他們變得自卑，看不起別人，也看不起自己。這些負向情緒，都與藥癮復發直接相關。

因此山莊的治療重點，是為居民重建正確的生活與認知、學習社會適應技巧。這是黃耀興身為職能治療師的專業，也是工作人員的日常，引導居民透過壓力調適團體、技訓、戒癮12法則導讀、寫日記，以及維持社區運作與交際技能的活動，例如種菜、煮飯、打球等，練習沒有毒品後該怎麼生活。

他們也協助住民「建立界線」，像是沐浴乳不能互借、進辦公室要敲門等等。並訓練住民尊重自己與他人，找到存在價值，不再自卑；學習溝通與衝動控制，則有助建立正常人際關係。

多數戒癮機構強調家庭對成癮者提供支持力量，不過茄荖山莊更重視居民的自立能力，尤其是他們發現不乏成癮者來自失能、甚至家人也在用藥的家庭。「當你無法改變家人，改變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黃耀興說。

或許是同儕的成長激起Alex不服輸的念頭，也明白擺爛只會離渴望的自由愈來愈遠，入住山莊第5個月，他開始反思用藥的日子。

「從前的我總覺得能控制自己，想戒就戒，這都是合理化用藥的藉口。」

「我不會上癮」、「我沒有成癮」，是眾多用藥者的典型思維。「覺察」是成癮者的復元開端，也是在山莊最重要的訓練，除了反省自己，還得思考自身行為與他人、環境之間的關係。

浮現覺察念頭，是Alex接受山莊守則的開始。他漸漸習慣早起務農，參加山莊職訓，報考烘焙丙級證照。一次意料外的晉級讓他獲得幹部資格，自身改變被看見，對他來說是關鍵性的鼓舞。

不料他在農曆年前夕失控與居民打架，渴望許久的年假沒了。這次闖禍，他選擇自我反省，「有錯就要承擔。」

負向事件是凸顯問題的鑰匙，山莊有套由居民和幹部執行的衝突處理SOP（標準作業流程），工作人員則負責接住當事人的情緒，鼓勵他們表達生氣的原因與感受。透過團體討論，讓習慣以拳頭代替溝通、以藥物逃避壞情緒的居民，學習情緒管理。身為山莊戒癮過來人的宸哥指出，無論住民的用藥類型如何變化，復元的機轉大致相仿：

「學會察覺問題、調適壓力，出去就不會想毒品了。」

但這段從復元到復歸的時間要多久呢？

茄荖山莊的經驗是，從居民自我覺察到重建正常生活的療程約需1年。Alex則是在1年3個月後順利離莊、擔任水電學徒。他最近的快樂來自師傅放手讓他安裝插座，休閒是打電動和追劇，用藥時期的朋友不再聯絡，「很樸實，很好。」

成立至今，茄荖山莊已協助500多位像Alex這樣的戒癮者走上復元路，並決定從2021年起擴大服務女性藥癮者。

女性藥癮者常見創傷、情緒議題、憂鬱症等共病，也較男性容易自傷，但國內除了個位數的中途之家，幾乎沒有專門針對女性的住宿型戒癮處所，這是茄荖山莊決定成為國內第一個男女皆收的醫療模式藥癮治療性社區的原因。

（延伸閱讀：〈以藥找愛，讓她們踏上「成魔之路」──女性藥癮者的生命難題〉）

與戒毒村將異性藥癮者區隔兩地戒癮不同，茄荖山莊的男、女居民分處同棟建築的1、2樓，從中庭天井就能看見彼此，也會一起上戒癮團體、中餐烹調等課程，但相較男性，女性藥癮者有更高比重的創傷團體等心理治療。

異性處在同棟空間戒癮，不擔心管理問題？黃介良認為居民互動在所難免。

「就算在這階段把男女分開，他們終究會面對外面社會的異質化環境。從居民回饋來看，在一些團體中，異性一起上課，會帶來不同的觀點與思維刺激，有正面效果。」

無論從醫療、社會復健或靈性出發，「生活即治療」與促進自我覺察都是社區的運作主軸。透過治療性社區「朝露農場」服務藥癮與愛滋感染者的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即為治療性社區的共通性下了精準註腳：「不只是治療，更是自療（自我療癒），甚至是自瞭的學習及成長歷程。」

5處民間機構都投入戒癮工作多年，卻不見得有辦理長住型社區的經驗。如何運用既有資源，因地制宜建構符合戒癮者需求的社區，是一大挑戰。

位在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2段，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簡稱利伯他茲）的「社企一條街」就傍著木柵鬧區的車水馬龍，短短數百公尺，從辦公室到更生人實習的餐廳、咖啡店、烘焙坊一應俱全，北台灣唯一的治療性社區也隱身其中。

為遠離復發誘惑，多數治療性社區地處偏遠，唯有這裡，門一開就是大馬路。利伯他茲諮商心理師鄒佩璇說明：

「他們終究會回到社區面對誘惑，因此我們提供一個正常化、與他們原生環境差異不大的地方。」

利伯他茲治療性社區只收男性，成人21床，青少年4床。團隊包括臨床與諮商心理師、社工師、護理師、藥癮過來人擔任的種子教師等，由成癮醫療資歷豐富的雙和醫院身心科兼任主治醫師束連文擔任計畫主持人。居民須自理環境、自炊三餐，也和茄荖山莊一樣採晉級制，表現穩定可擔任幹部。

「專業工作者維持軟硬體與課程，但真正運行社區的是同學，」鄒佩璇以「共事」形容雙方的關係。

被稱作「同學」的居民，目標是在社區至少居住1年，療程涵蓋壓力調適、運動治療、個別會談，也有藥酒癮團體與宗教團體提供的支持服務，並於每週到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治療失眠、憂鬱等藥癮共病。就業輔導是利伯他茲的強項，週間會安排居民到利伯他茲的社會企業幫忙，在他們離開社區前，則會媒合職訓或友善企業實習。

想抵擋近在眼前的誘惑，得擁有更大的戒癮決心與意志力。鄒佩璇發現，社區的青少年個案多由法院轉介，心態不情願，效果相對有限。成年個案均齡35歲，走過大風大浪，想脫離毒海浮沉循環，加上評估入住時以意願為首要考量，穩定性與戒癮動機普遍較強，43歲的阿立（化名）就是一例。

父母離異後，阿立一邊上學，一邊照顧罹患糖尿病的爸爸。他13歲進賭場上班，白天上學，晚上靠安非他命提神，從晚上11點工作到天亮。一個孩子勢單力孤，決定加入幫派找靠山，應酬時得幫大哥擋酒。

32歲那年，某天他酒喝太急，竟嗆出一口血，緊接著血便、黃疸，送醫發現胰臟嚴重發炎，醫師評估只能再活2週。他想起那年過年，失望透頂的母親告訴他，「你死一死，對我就是最大的孝順。」那天到加護病房探望的7歲女兒卻說，「我不喜歡你，但不希望你死掉。」

「我覺得死了也好，但想看到女兒結婚再走，」女兒的願望成真，他逃過鬼門關，輾轉到2個戒毒村戒癮，「福音戒毒講的創造論，跟我學的進化論衝突，加上和工作人員起爭執⋯⋯我一離村馬上復用。」

最後，身上的錢只夠他酗米酒。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協會將他轉介到利伯他茲找工作，他覺得再不戒癮就沒救，決定先進治療性社區，結果第一天就偷偷喝酒。愈想表現，壓力愈大，癮頭反覆復發到讓他絕望。

「社區主任只問我一個問題：『辛苦戒癮這麼多年，是為了什麼？』」加倍關心而非責備，是阿立啟動覺察的轉機：

「我到這裡才知道成癮是一種病，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面對、與它共處。醫師鼓勵我慢慢來，只要把今天過得比昨天好。」

醫療與同儕陪伴雙管齊下，他對酒精與藥物的渴求開始消退，與家人的關係也不像從前緊繃。「我還沒完全脫癮，但去年回家過年，看到酒已經不想喝，我媽很驚訝。」在高中熱舞社成員女兒的眼中，他終於不再是那個討厭的爸爸，父女一起聊跳舞，他還想教女兒鋼琴與薩克斯風。

居住2年後，阿立擔任社區的兼職值班人員，盼取得高職同等學歷後報考社工系，留下來陪伴同學。

鄒佩璇建議，過來人是很有潛力的陪伴者，除了循升學管道，美國也有「復元教練」，過來人能經上課、實習取得專業證照，台灣可以參考。

長住型社區要住多久才有療效？根據行為改變技術理論，成癮者脫離藥物6個月，始進入「維持期」，能開始重塑生活。《報導者》採訪離開社區後維持不用藥的個案，平均在社區居住1年以上。

「戒癮很難一次成功，就算治療的結果是復發，也必須被接受。」

黃耀興說，雖然社會對戒癮治療的期待是「終生戒毒」，但光是個案入住社區，就能降低毒品犯罪衍伸的社會成本。後續追蹤結果則顯示，曾在社區治療的居民，就算復發，也能在初期就覺察並求助。

不過，台灣的司法目前無法裁定個案進入社區治療，只能採無強制性質的轉介，加上藥癮者主動接受治療比例低，治療性社區難以發揮最大效能。黃耀興建議參考美國的藥物法庭，由行政院研議整合醫療與司法的政策，讓個案的治療具強制性，並由司法主導及監控療程。

另外，相較美國治療性社區經費來自政府編列常年預算，或開放社區自行募款，國內治療性社區得定期申請政府計畫案補助，不足經費自行吸收。吃力又不賺錢的業務，無法吸引其他醫療院所響應，有心投入的NGO則欠缺醫療資源。

「每位成癮者適合的醫療都不同，有人適合藥物減害，有人在宗教得到寄託，有人需要同儕力量，」黃介良說，社會仍普遍存在成癮等於犯罪的觀念，多元戒癮模式的發展，仍有賴社會更理解「成癮是疾病，可以治療」。

※本報導為《報導者》與自由亞洲電台（RFA）中文部共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