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剛過一半，8月1日這天，台北教育部前的慢車道被封起來並架起活動舞台。傍晚突然下起大雨，這讓反課綱10週年活動籌備小組許冠澤等人很緊張，因為沒有雨備很怕沒有人來，沒想到還是有10多人撐著傘坐在台下，等待短講活動開始。

當年還是高中生的籌備小組成員，10年前的今天也在同一個地方。不同的是，他們當年帶著群眾持續占領教育部的廣場，現場不時有議題短講和音樂表演，入夜後聲援者會鋪著紙板睡在廣場。而他們這群高中生們在半夜裡，還在討論跟時任教育部長吳思華會面時，如何談判要求教育部撤回微調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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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歷史老師、學者率先抗議教育部微調國文、歷史、地理、公民高中課綱，強化中國史觀且削弱台灣主體性，同時質疑課綱審議程序有嚴重瑕疵。同年3月歷經大學生為主的318運動（又稱太陽花學運）後，反對「中國因素」的課綱議題持續擴散到高中生。

2015年5月，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在百年校慶當天針對課綱開出第一槍後，隨即點燃全台灣校園，全國各地百餘所高中紛紛成立反課綱粉專支持運動，各區也成立高校聯盟自行舉辦遊行、短講、靜坐等行動，訴求教育部退回微調課綱。

反課綱議題其後陷入膠著，卻在30日迎來爆炸性的轉變。反課綱高校聯盟發言人林冠華在家中燒炭自殺身亡，當晚數百群眾推倒拒馬翻進教育部廣場內。學生和聲援者就此占領教育部廣場長達一週時間，最後因颱風來襲不得不退場。

8月6日學生撤離後，微調課綱並未被撤回，一直到隔年（2016）年初，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大勝取得執政權，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5月上任後才宣布廢止。高中生們第一次投入高強度的抗爭，甚至有同伴失去生命，訴求卻要靠政黨輪替才被具體回應──這讓反課綱運動的成敗，以及參與學生們的運動傷害始終難以論定跟詮釋。

反課綱10週年活動穿插短講和音樂表演外，還有一支過往抗爭片段的紀錄短片。看著當年的自己在國教署的鐵門前爆哭，王品蓁和夥伴們忍不住笑了出來。

當年升上成淵高中三年級語文資優班的王品蓁，因為曾參與校內校長黑箱遴選抗議，上過政論節目受訪，被同伴推舉為反課綱發言人。不像同為發言人的建中生朱震是辯論社，熟悉議題論述，或是其他人曾參與前一年的318運動，她自認是個平凡高中生，在學校都在打球，是籃球社社員。

進到社運圈後才發現有落差，當時被夥伴發現連鄭南榕是誰都不知道，讓王品蓁一直被嘲笑，她覺得很委屈，因為沒印象在課本上看過這個人。她回校問同班同學，才發現全班只有一個人聽過鄭南榕是誰，讓她徹底感受到課綱對學生的深遠影響。

就在反課綱運動如火如荼時，王品蓁參加了一場高中模擬聯合國活動，發現所有人對於國際上發生的飢荒和難民議題侃侃而談，卻完全忽略台灣正在發生、也對高中生來說最密切的時事。這種「道貌岸然」讓她感到難過，也更覺得應該要重視本土。

當時因為反課綱同伴對媒體受訪時稱「慰安婦也有自願的」引發爭議，身為發言人的她頻頻出面消毒，高曝光也讓她一直收到各種性汙辱、恐嚇的訊息，這讓她有一陣子都不太敢面對群眾。

除了來自外界的騷擾外，內部夥伴們的不諒解更是讓她受挫。反課綱運動本是全國各區高中都有參與的抗爭，但中後期運動話語權明顯集中在北區幾位幹部，資訊落差也很嚴重，多數學生不但無法參與決策，甚至連衝進去教育部後才從新聞上得知，這也讓王品蓁等北區幹部們即便在運動結束後都一直承受非常多質疑。此後多年，她跟反課綱的夥伴鮮少聯繫，少到提及反課綱都讓她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彷彿不曾存在於她的生命中。

10年後回顧，王品蓁不後悔參與反課綱，這場運動讓她開始愛上自己的國家，讓她覺得現在活得很踏實。但如果能重來一次，她希望在分工合作跟資訊同步上能做得更好，這樣或許所有人的運動傷害就能少一點。

這次，有以前強烈質疑她的夥伴主動說，要趁著10週年機會和解，她也覺得都過10年了，她想跟所有人也跟自己和解：「這10年來我覺得我活得很用力，好像是可以輕鬆一下了。」

升高三那年暑假，王品蓁幾乎都在反課綱，就連疼她的外公在病床臨終跟頭七，她都沒來得及參與。沒想到，親人離世緊接而來的是同伴的死亡。

林冠華是她最親密的反課綱戰友之一，林生前最後一通電話就是打給王品蓁──她到現在還清楚記得，林在電話中不斷要求她「去消費我的死亡」。輕生事件發酵後，開始有人去教育部擺花追念，她覺得他們當下別無選擇，只能先衝進教育部廣場，但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他（指林冠華）是選擇離開的人，我們都是選擇留下來的人，留下來的人要更認真活著。」王品蓁這幾年都這樣認為並試著貫徹，念中央大學時擔任過學生會會長推動學權，因為她認為自己透過社運獲得經驗跟資源，就有義務要做些什麼。

此外，她更專注於個人課業，兩年內就把企管系本系學分修完，接著再雙主修機械系，大學4年內她就修了200多學分；研究所到日本東京大學念資工，最後還拼到第一名畢業。本來可以取得在日本工作的機會，但因為想回饋養育她長大的台灣，第一份工作放棄待遇較優渥的外商，只面試了一家台商，2023年畢業後回台灣擔任軟體工程師。

進入社會後，王品蓁依然沒有改變積極爭取權益的性格。她發現這間近千人大公司的勞資會議只是流於形式，根本沒人要選，她又覺得自己曾有學權經歷，應該要對勞權貢獻心力。入職半年後她選上勞方代表，而且她的票數比其他勞方代表們的票數加總都還要多。

王品蓁發現，公司雖宣稱勞權友善，但多數只是遵守《勞基法》規定，甚至還有不少規定有違法疑慮。任勞方代表後，她開始每週發一篇勞權圖卡，能跟公司反映的就反映，反映無效的就跟勞動局檢舉。公司關閉所有跟工作無關的群組並禁止員工討論非工作事項外，更開始針對這位入職不到一年卻處處跟公司做對的新員工：全公司只有她被要求針對工作內容繳交日報、甚至是時報。她雖對公司提出霸凌申訴但不了了之，寫了一個月後，她把這些事情都抖出來，再次激起同事們的不滿。

雖然最後她選擇離職，但她離開後掀起一波離職潮，終於讓公司開始重視員工，除了補發全體長期被多扣的薪資、落實減少加班外，更新增了7天特休。

如果當年沒有參與反課綱，王品蓁覺得自己現在可能也會活得很好，但搞不好還不會知道鄭南榕是誰，心裡也不會像現在這麼踏實，這麼想要好好做一個台灣人。

當時念育成高中的許冠澤，不想讓社會覺得高中生反課綱只會學318運動走激烈抗爭路線，因此決定要徒步環島走訪各縣市宣傳議題，出發前還特地寫了企劃書。

10年前的7月23日早上，王品蓁和林冠華等學生在教育部前和許冠澤相互擁抱送行。當晚他走到中壢，才得知夥伴們闖進教育部被逮捕；一週後走到嘉義時，竟得知林冠華離世的消息。夥伴們從教育部退場後，許冠澤仍決定帶著林冠華的信念走完全程，徒步環島27天裡，除了南投本就不在規劃路線上，以及花蓮教育局拒絕會面外，他拜訪了其他所有縣市的教育局甚至是縣市首長，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

在東華大學時期，許冠澤持續投入學權活動，擔任過系學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和學生會長。一般人的系上迎新可能是唱歌跳舞，但他辦的社會系迎新卻是直接把學弟妹拉去綠島聽白色恐怖受難者分享；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時，東華大學便是第一所發起聲援香港的學生會。他更曾為了校方以未繳交車輛違規處理費為由扣留畢業證書一事告上法院，後來才順利畢業。

後來，許冠澤到318運動後成立的「經濟民主連合」擔任副祕書長，在立法院開記者會辦活動變成他工作日常。去年（2024）自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業後，不是花蓮人的他跑去花蓮擔任無黨籍議員助理，「花蓮（政治文化）很艱困，但也因為艱困才能有更多改變。」

過去半年來，他的生活幾乎圍繞在罷免立委傅崐萁，最後罷免宣告失敗，結局跟同溫層之間瀰漫的低氣壓，有點類似10年前反課綱運動退場時。但自認浪漫性格的許冠澤仍相信，改變不一定會在當下就發生，影響卻會意外地深遠，像跟他一起做罷免的同事就是10年前反課綱環島經過花蓮時認識的夥伴。

廖崇倫當年是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代表，反課綱運動過後還成為國際首屆馬拉拉獎得主之一，獲當時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接見。他在高中時就常被同儕當成怪咖：外表看起來很斯文，眼睛小小的，講起話來常引經據典，讓人覺得有點老氣；到哪總是穿著藍白拖，就連當年代表學生跟教育部長吳思華會面時也一樣。

高中畢業後，廖崇倫一樣跟別人走不同的路。語文資優班的他雖考上了台大歷史學系，但才讀了3個月，他很強烈地感覺到應該要回到家鄉，重考回中興大學念環境工程。念了4年畢業，他突然又對科學史感到興趣，考上了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不久後覺得學術不符他的興趣，這次一樣沒念完就離開。

最後，廖崇倫留在彰化溪州，繼承家族事業當起了農夫，種些花生、蒜頭和稻米。從一路念第一志願到休學重考再去務農，他多年來都在家庭革命，當法官的爸爸更到現在還搞不懂兒子。但廖崇倫只說，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反課綱後廖崇倫仍持續關心很多公共議題，他常站在議題第一線，哪裡有抗爭就去哪裡聲援，卻發現雙北以外地區極度缺乏資源。他覺得根本還是要重視從下而上的教育，因此大學時除了回母校台中一中協助成立異議性社團帶讀書會，更長期跟環團合作帶國高中生的營隊，認識在地環境議題。此外，他也自認仿效1970、80年代鄉土文學作家，幫溪州在地學童補習。

「反課綱時我們大聲喊口號，口號裡都有教育、本土這些字，這些字很有重量，但我不知道重量是什麼？我們說反對大中國史觀，那台灣的史觀到底是什麼？」這是10年後，廖崇倫對反課綱最大的反省。他也持續在教育這條路上貢獻，讓更多的高中生尋找自己的史觀。

「其實我這10年來過的不是很好，」陳建勳坦白地說。陳建勳跟廖崇倫是台中一中同屆同學，當時也是中區幹部，還曾在和吳思華對談後在鏡頭前激動下跪。當年在反課綱運動最高峰的時候，陳建勳的家庭正面臨崩潰邊緣，他的爸爸鬧離家出走，家裡面臨破產，媽媽情緒極度不穩。他當年常常台北台中兩頭跑，一邊要北上受訪跟開會，一邊要安撫家人。也因此，當從教育部退場卻沒有撤回微調課綱時，他感到運動跟家庭都落空的雙重挫折。

重考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課業要求對陳建勳來說不是問題，但患有嚴重憂鬱症的他很難穩定地出席課堂，最後大學讀了6年才勉強畢業。現在他從事夜間保全工作，晚上7點上班到隔天早上7點，工時雖長，但好處是他可以趁閒暇時唸書。一直對法律有興趣的他，已經修滿空中大學的法律學分，打算明年報考律師國考。

反課綱一週年時，陳建勳曾接受本文記者訪問；9年後有些反思跟回顧，他的答案有些不同。

「反課綱當時過度用力（投入），好像把我這10年來對公共參與的動力都消耗完了，」陳建勳說，或許要像許冠澤當年因為環島行程，剛好完全避開反課綱最密集消耗的時候，幸運地沒有受到太多運動傷害，才有辦法把對公共參與的熱情10年來「慢慢攤提」，甚至專職投入公共議題。他觀察，在反課綱運動後，至少超過一半的夥伴像他一樣能量耗盡，反而在公共參與上提前夭折。

陳建勳認為，從個人的公共參與程度而言，是弊大於利；但反課綱造成教育制度的改變，對社會整體而言卻是利大於弊，「不會自私覺得不要有這場運動比較好，該做就還是要做，（反課綱）發生有其脈絡，也有其意義，我不後悔參加反課綱」。

今年開始，他的病況好轉，家庭關係也改善，他每兩天就會打給媽媽聊天近況。訪談完即將開始10週年紀念活動，但陳建勳要先去買民法參考書後再趕去上夜班保全，沒有選擇留下參加。他經過教育部時雖保持低調，還是被昔日夥伴發現，開心衝上前和他合照。

當時念龍潭高中的游騰傑在反課綱運動前就已經是抗爭現場常客，從2012年的江陳會到2014年的318運動都是，常擔任第一線和警方肢體接觸的「衝組」。雖參加過大大小小不同的社運，但唯有反課綱讓游騰傑找到歸屬感，除了從頭到尾參與外，同伴都和他年齡年紀相仿，不再只是被社運前輩們當作一個關心社會的年輕人。

2015年7月23日那天，游騰傑也不例外地在第一線，成為24位闖進教育部部長室內被警方上束帶逮捕的學生之一。當晚被關進北檢羈押室時，學生們原本試圖靠唱〈島嶼天光〉想提振士氣，被獄警喝斥後，所有人都瞬間安靜下來。幾分鐘後，游騰傑是第一個開始啜泣的人，幾乎所有男生都跟著掉眼淚。

高中時常要請假進出地檢署和法院，讓他到現在走進法院時仍會感到極度不舒服，「好像是因為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才會被判刑，否認我參與的一切⋯⋯常會問自己『參與社運是錯的嗎？』」

社運壓力和生活瑣事讓游騰傑陷入焦慮，在嘉南藥理大學讀到大四時，他曾一度自殺未遂。幸運撿回一條命後，他並沒有如大夢初醒般找到人生方向，在休學後仍重考回到大學校園。

反課綱給他的一個啟示是：社運當下能改變的不多。離開學校後，游騰傑先後擔任桃園時代力量和無黨籍議員的助理，但又不適應體制內的派系內鬥。目前他決定轉職當媒體記者，希望先讓更多人認識議題才有後續改變的可能。

反課綱10週年晚會並非只有紀念性質，也提出了「深化台灣公民教育、拒絕中國教育統戰、重建青年組織行動」3項新訴求，但這些訴求如何達到？

張育萌認為，10年來校園發生很大變化：反課綱運動確實開啟了學生參與教育部、各縣市和校內各種會議的參加資格，全台各種委員和代表人數加起來可能高達千人，但因為學生代表在會中比例不高，受關注度跟影響力仍有限，間接造成學生參與意願不高；隨著髮禁、服儀、早自習這些學權議題陸續制度化，剩下的議題相對支微末節，例如身心調適假還有哪些學校沒有落實，也因為每個學校落實情況不一，在各校之很難串聯形成運動。

除了已經體制化的學生代表仍有困境外，青年世代的公共議題討論，在社群媒體時代也面臨諸多挑戰。

王品蓁發現，現在年輕人不太敢表達立場，或是常用「我先說，我沒有政治立場」作為論述開頭；大多習慣閱讀短影音跟圖卡，很難深入認識議題。

由於社群媒體更加激化藍綠對立及社會撕裂，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年輕人，在社群媒體上愈來愈採取觀望態度，對於不同政治立場的年輕人皆是如此。

許冠澤認為，相比10年前，現在人際互動更仰賴網路社群，網路匿名性讓言論容易偏激，帶風向的假帳號網軍也愈來愈多。當大環境氣氛愈來愈對立，年輕人自然不敢表態。

但應該悲觀地看待未來青年參與公共議題嗎？並非如此。

反課綱10週年晚會的倒數第二個節目，有許多大學異議性社團、高中生上台，象徵傳承。張育萌在去年《報導者》太陽花學運10週年專題受訪時曾表示，學生「原子化」是公共參與難串聯的主因；但僅過了一年，他要微調答案。

張育萌說，他終於發現強化異議性社團是強化青年論述的最具體做法，因為要產生議題的前提是要有號召議題的一群人，而一群人的集結需要實體的社團連結。去年紀念太陽花10週年後，他們辦了營隊協助大學生成立異議性社團，教他們如何開記者會、如何搜尋法案、預判立法院議程。再加上疫情結束後，校園實體交流增加，都讓青年公共參與有回溫趨勢。

這幾年雖有許多異議性社團倒社，但今年開始有新社團成立或是復活，像是新的成大湧浪社、東吳島社，以及復社的台大大陸社。去年參加營隊的湧浪社社長陳柏勛和政大野火陣線社長焦郁涵都同意，年輕人不是不會論述或不敢表態，而是需要一個可以好好論述的空間，他們希望異議性社團將來能帶頭撐起這個空間。

這群現役高中生和大學生輪番發言完後，走下講台，和當年的反課綱高中生一起，把印有訴求的紙飛機射進教育部內，以復刻10年前的紙飛機行動作為晚會的結尾。

過了10年，反課綱高中生終究還是變成在社會各行各業打滾的大人了。未來陸續有新一代高中生誕生，青年公共議題倡議該怎麼往前走，或許可以從晚會一開始，廖崇倫的宣言作為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