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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夫妻檔
那些年,我們參與的失敗 

邱毓斌、邱花妹這對活躍社運圈的夫妻檔,20多年前因反五輕運動而結緣。1990年9月,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宣布五輕動工,抗爭運動失敗。如今「25年後關廠」的高官承諾雖兌現,但遲來的正義,已經不是正義。

1986年邱毓斌從雄中畢業,考上當年的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學系,負笈北上讀書,照例那個年代的大一男新生,都要在成功嶺受訓。這年秋天,在鹿港的反杜邦運動正如火如荼,在成功嶺的役男,不得不與之錯身而過。
錯過了一場,總會有下一場,此後的三五年間,正是台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1987年解嚴,1988年520農運,1989年鄭南榕自焚,1990年3月學運(野百合學運),1991年有清大學生被捕的獨台會案⋯⋯這幾年入學的大學生,只要不是太冷漠,在「中正廟」(當年學生對中正紀念 堂的稱呼)、立法院或者台北車站靜坐或遊行的時間,多過於在教室裡聽講。 
烽煙四起,學生趕場像在跑趴,但多集中在北部。在1987年另有一場在南部的抗爭,高雄後勁居民為了抗議興建五輕,將高雄煉油廠西門圍起來,在此埋鍋造飯,從此開始長達3年的抗爭。 
這年夏天,邱毓斌已度過一年大學新鮮人生活,他趁著暑假回家,在《自立晚報》當高雄駐地的實習記者,很自然地進入抗爭現場,「我一開始去跑新聞,後來劉永鈴問我要不要跟著他去噴漆,我覺得抗議比跑新聞好玩多了。我後來看我當時寫的新聞,簡直像抗爭文宣。」

邱毓斌、邱花妹 兩個邱家不同調

二十幾年過去了,當年的學生如今是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邱毓斌拿出手機,一一和我分享他翻拍的舊時報導。求學期間邱毓斌在台北參加學生運動,寒暑假回高雄當實習記者,當時他一有空就開著爸爸的車,到後勁找抗爭健將劉永鈴泡茶。
當年抗爭,劉永鈴爬上燃燒塔一戰成名,他本來開一間「永鈴西服店」,抗爭後改為「反五輕西服店」,店舖變成抗爭基地。時常劉永鈴忙不過來,邱毓斌還會幫忙接 待由台北南下的記者,開車帶他們去看後勁溪,看哪裡點蚊香會爆炸,一個小時的導覽,路線都是劉永鈴教他的,「最後我帶他們到後勁溪出海口,夕陽將海染成一 片紅,白鷺鷥飛回紅樹林,很美,很壯觀,但也十足諷刺。」 
1987年,來自台南的邱花妹也進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系就讀,她是邱毓斌的學妹,他們當時都參加中興法商青年社,以及一個地下社團「台灣研究社」,社團一星期要開4次讀書會,人權、勞工、性別、原住民、台灣史⋯⋯什麼議題都有,那是一個頻繁上街,也頻繁弄地下社團,開讀書會的年代。 
暑假結束邱毓斌北上,將後勁的消息帶回校園,在學校辦講座與展覽,後勁民眾到台北 陳情抗議時,他也去一起靜坐,有次在台北車站陪他們坐了4天,「很冷清,沒什麼人理他們。」1989年暑假,邱毓斌先帶著社團的學弟妹去後勁。1990年 寒假,「反五輕學生工作隊」成立,包括中興法商、清大、陽明醫學院等校的學生。
1990年寒假,一次二十幾個大學生南下,都住在邱毓斌透天厝的家裡,邱爸爸的車照例借他們開去後勁,邱媽媽煮飯餵飽學生。邱毓斌的父母都是老師, 原來家裡訂《聯合報》,只為了要看兒子的報導,就改訂《自立晚報》,邱毓斌笑稱:「久而久之他們就被洗腦了。我爸媽還去後勁看過,我妹也去後勁晚會拉胡琴。」邱家幾乎全家出動,在當時相當罕見。 
「小時候被洗腦得很成功,儘管聞到臭味,仍然會覺得那是十大建設之一,很厲害。從來不曉得煙囪底下的人是怎麼過活的,也不知道那個地方叫『後勁』。」
邱花妹
另一個在台南的邱家,卻為了邱花妹在過年期間要出門參加工作隊,很不平靜,邱花妹和父親激烈地大吵一架,從後門離開,「我爸叫我別碰政治,他說我們這些學生都被民進黨利用。」 
學生進駐後勁,在廟口宣講或沿街廣播,邱毓斌開車,邱花妹要負責用台語廣播,「鳳屏宮的『屏』我總唸不好」,許多在台北讀書會朗朗上口的論述,到了後勁,換成台語聲腔就窒礙難行,是學生下鄉的一大挑戰。還好有「土地劇場」,學生架了戲台演布袋戲,由一位有小劇場經驗的清大同學寫劇本,角色有地方阿婆,也有經濟部長。寫劇本的、做美工的、操耍戲偶的原班人馬,後來在隔年1991年的國民大會修憲風潮中,在萬華、士林夜市又搬演了幾次。 
對邱花妹而言,從台南到高雄大統百貨,是童年記憶之一,「坐火車到高雄,會先看到中油的燃燒塔,小時候被洗腦得很成功,儘管聞到臭味,仍然會覺得那是十大建設之一,很厲害、壯觀。從來不曉得煙囪底下的人是怎麼過活的,也不知道那個地方叫『後勁』。」 

從抗爭年輕人到社運夫妻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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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毓斌、邱花妹這對深受反五輕運動影響的學長、學妹結婚,邱花妹在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書,積極參與環保運動,兩人成為活躍的社運夫妻檔。(特約攝影/林聰勝)
邱毓斌、邱花妹這對深受反五輕運動影響的學長、學妹結婚,邱花妹在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書,積極參與環保運動,兩人成為活躍的社運夫妻檔。(特約攝影/林聰勝)
在煙囪底下過活的人,是邱毓斌口中的「常民百姓」,有血有肉地來到面前:西裝店師傅劉永鈴、開快餐店的蔡朝鵬、開美容院的劉月華(劉永鈴之姐),以及嚼檳榔、穿拖鞋,小學畢業就去做鐵工的李錦瓏(白馬)。 
白馬原本在台北做工,休假回後勁剛好碰到圍西門,從此就黏住了,3年來埋鍋造飯的每一頓飯都是他煮,釘旗子,搭帳棚,什麼都做,邱毓斌對此印象深刻:「他一隻眼瞎了,身材瘦小,但運動裡的苦力幾乎都是他在做。他看見我就握住我的手不講話,只是抽菸,始終默默在做。」 
1988 年,在高雄林園同時發生石化業汙染水源事件,居民抗爭二十幾天後,在縣政府、立委的協調下,發放賠償金了事。邱毓斌說:「在後勁沒有這些民代介入,完全靠常民百姓去抗爭,劉永鈴當時拒絕賠償金,他說:『我沒有要談賠償,但不是不要錢,而是你把污染處理好,我們再來談錢。』」 不談賠償,生計也顧不上,劉永鈴西服店裡的布料久久沒動過,蒙了一層灰,邱毓斌從來沒看過他做一件西裝,「我爸還叫我給他做一件西裝嘛,要不然他都沒收入。」為了抗爭,男廢耕,女廢織,劉永鈴的姊姊劉月華也將美容院收起來,因為客人常因她北上抗爭而撲空。
「我參與社會運動這麼久,這種來自常民百姓的付出,才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他們幾乎是拿整個生命去拚。」
社運圈中,邱毓斌是許多人的老師,在《太陽不遠》的318學運紀錄片中,在香港雨傘運動的現場,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老師的老師,卻沒有任何頭銜, 也不是大學教授,邱毓斌最感謝的老師有兩位,一個是免費到各校教台灣史的楊碧川,另一個就是劉永鈴,「我參與社會運動這麼久,這種來自常民百姓的付出,才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他們幾乎是拿整個生命去拚。」
寒假結束,回到台北校園,邱花妹在社團刊物中主編了一期《石化專刊》,並不只談污染,還分析石化業的黨國資本結構。邱毓斌更滿腦子都是後勁,覺得台北人都不關心後勁,台大的朋友找他去開會,談修憲、國民大會,「我一點興趣也沒有,我 跟他們說,國民黨壞不是壞在那裏(憲法),是壞在後勁(石化業的經濟結構)。」 
1990年寒假過後不久,在3月16日爆發3月學運,馬上像個漩渦似地將這群街頭學生全捲入,日後邱毓斌為人所熟知的角色,就是廣場上的學運糾察隊隊長。3月學運轟轟烈烈一陣,5月又因郝柏村要接掌行政院長,學生們上街反軍人干政,台北的運動讓人抽不開身,無暇顧及後勁。邱花妹說:「那時候沒成功把郝柏村擋下來,結果這個人接下來就跑去後勁鎮壓,五輕動工,運動失敗。」

賴青松、朱美虹 從反五輕抗爭到有機小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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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勁成了賴青松關懷環境的起點,二十歲的青年,在火車站前被人痛罵,深覺委屈,在當時他還不知道,日後他會頂著留日碩士的學歷,和妻子到宜蘭種田,成為台灣有機小農的先驅及靈魂人物。(攝影/吳逸驊)
後勁成了賴青松關懷環境的起點,二十歲的青年,在火車站前被人痛罵,深覺委屈,在當時他還不知道,日後他會頂著留日碩士的學歷,和妻子到宜蘭種田,成為台灣有機小農的先驅及靈魂人物。(攝影/吳逸驊)
當時在南部,成功大學的學生也曾組成環保工作隊,是另一支聲援的學生隊伍。賴青松1988年從建中畢業,因為不喜歡台北,刻意將志願往南填,於是成為成大環工系的新生。賴青松還記得大一那年蔣經國去世,他加入環保社,頻繁地往後勁跑,也在劉永鈴的西服店集合,幫忙發傳單、搬桌椅、辦活動。他說自己不是那麼 核心的學生,只要社團裡有人招就去,「那時有許多小道消息:黑道威脅、中油灑錢、調查局介入、警察上門。學生去發傳單,也傳說黑道要揍人。」黑道橫行,官方不但不處理,還將黑道的標籤往抗爭者身上貼,1990年8月,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訂定「檢肅流氓條例」,以此對付環保、社運「流氓」,讓五輕可以順利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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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賴青松大三,抗爭仍未結束,他還記得成大的學生去後勁,都是騎摩托車,兩人一台出發,他常載的是後來的妻子朱美虹。(攝影/吳逸驊)
到了賴青松大三,抗爭仍未結束,他還記得成大的學生去後勁,都是騎摩托車,兩人一台出發,他常載的是後來的妻子朱美虹。(攝影/吳逸驊)
後勁的抗爭長達3年,到了賴青松大三,抗爭仍未結束,他還記得成大的學生去後勁,都是騎摩托車,兩人一台出發,他常載的是後來的妻子朱美虹。1990年朱美虹入學,讀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也參加環保社,以及一些地下讀書會社團,跟著也影響過邱毓斌的楊碧川讀台灣史,她常拿這些新知去課堂上嗆保守的老師,被師長視為頭痛人物,在異議者的眼中卻是塊瑰寶。她到後勁已經是抗爭的尾聲,參與有限,經過25年,經時光篩落的印象已經十分稀薄,「我幾乎都快忘光光了,只記得那幾年抗議活動非常多。」賴青松附和:「野百合的時候我和成大同學北上靜坐,但看不懂在幹嘛,一個晚上就回來了。」 
讀成大之前,朱美虹是個愛國的高中生,「以前我在家裡都叫爸媽不要聽台語歌,結果我從台南回去都在講台語,我爸媽嚇壞了,怎麼我的轉變會那麼大。」從後勁回來後,環保意識開始紮根,朱美虹在成大校園裡推行環保餐具運動,她拖拉著好幾袋免洗餐具去跟校長吵架,要求學校的餐廳必須要提供環保餐具。 
「在後勁你看到阿伯阿桑在那邊守西門,煮食,在那睏,曠日廢時的抗爭,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你才會對這個地方有情感。」
環工系的賴青松,在後勁學到了問卷調查的方法,轉而應用在台南也飽受污染的二仁溪上,「上游有5條支流,我們分組拍照記錄有多少工廠,也問當地居民看過有人在偷放髒水嗎?他們都說不知道,因為才剛解嚴不久,人們高度警戒,即使你是學生,來『關心』都是很奇怪的。」
後勁是賴青松的第一個田野,第一個現場,儘管在環工系,常有代老師或學長去外頭採樣的經歷,「去楠梓、仁武工業區,看到水很髒很臭,但你只要負責採樣就好, 不曉得為什麼要來,那是沒頭沒尾,去脈絡的。在後勁你看到阿伯阿桑在那邊守西門,煮食,在那睏,曠日廢時的抗爭,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你才會對這個地方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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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雄後勁聲援反五輕的賴青松,當然無法預知污染紀事,不會知道在遠方的另一場反六輕戰事,在日後將會如此切身,如果宜蘭蓋了六輕,勢必不會有小農賴青松。(攝影/吳逸驊)
在高雄後勁聲援反五輕的賴青松,當然無法預知污染紀事,不會知道在遠方的另一場反六輕戰事,在日後將會如此切身,如果宜蘭蓋了六輕,勢必不會有小農賴青松。(攝影/吳逸驊)
他到台南火車站前發傳單,被路人痛罵大學生懂個屁,台灣就是靠這個,經濟倒了就沒工作沒飯吃。「為了經濟發展犧牲了土地和農業,人居住的環境居然可 以如此惡劣。」後勁成了賴青松關懷環境的起點,20歲的青年,在火車站前被人痛罵,深覺委屈,在當時他還不知道,日後他會頂著留日碩士的學歷,和妻子到宜蘭種田,成為台灣有機小農的先驅及靈魂人物。 
同時在1990年,王永慶重提台塑六輕在宜蘭利澤的設廠計劃,被當時的立委陳定南以及宜蘭反六輕組織擋下。這麼遠,也這麼近,在高雄後勁聲援反五輕的賴青松,當然無法預知污染紀事,不會知道在遠方的另一場反六輕戰事,在日後將會如此切身,如果宜蘭蓋了六輕,勢必不會有小農賴青松。 1990年9月22日,郝柏村宣布五輕動工,在後勁的戰役失敗了,人們在當時這麼認為,因為沒有人相信「25年後關廠」的高官承諾,覺得那是一張空頭支票。

知識份子對抗爭者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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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毓斌長期研究工運,邱花妹研究所畢業後,和李根政等人一同創立「地球公民基金會」,是第一個紮根南台灣的環保團體。(特約攝影/林聰勝)
邱毓斌長期研究工運,邱花妹研究所畢業後,和李根政等人一同創立「地球公民基金會」,是第一個紮根南台灣的環保團體。(特約攝影/林聰勝)
誰能預料,空頭支票也有兌現的一天,遲來的正義,卻不是正義了。
邱毓斌和邱花妹夫婦,再次回到後勁,是抗爭20周年的晚會。兩人都去英國讀了博士回來,定居高雄。晚會上邱毓斌逢人就問劉永鈴在哪裡,尋尋覓覓再見到他時,劉永鈴已經中風,垂垂老矣,「講到運動他的眼睛還是亮起來,我應該要陪他喝幾杯的,但我不會喝,他始終很記得我們兩個,他對我最熟,花妹的名字很好記,他都叫她『阿妹仔』,我們從英國讀書回來,結婚宴客在高雄,也沒請他 ⋯⋯」 
知識份子對抗爭者的愧疚,邱花妹也有,她說:「其實我們什麼都沒做,沒有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抗爭,回台北很快就捲入其他運動,接著就是唸研究所。當年的運動雖然失敗,卻寫下台灣環運史的許多驚人紀錄,後勁像是啟蒙我去了解工業污染的心靈原鄉。」 
邱花妹研究所畢業後,到《天下雜誌》當記者,開始關注90年代科學園區的污染問題,例如台塑汞污泥事件、RCA有機溶劑污染地下水,以及工業廢棄物等議題。 2000年她到英國讀環境科學與社會研究所,回國後除了在大學開環境相關課程,也和李根政等人一同創立「地球公民基金會」,是第一個紮根南台灣的環保團體。 
邱毓斌長期研究工運,他總是看到工人和周邊環保抗爭居民的嚴重對立,少有的例外,就在後勁,「台灣石油工會第一分會,本來被資方的人把持,1987年被勞工拿下來。當時工會的成員就暗中協助過後勁抗爭,彼此互通有無,因為大家反的都是威權統治,是一樣的東西。」 
邱毓斌跟我說起一個場景,從前劉永鈴要發新聞稿,總是先影印,再騎摩托車到高雄報社一家一家送,「真的很像庄腳人進城,我跟他們說有一種機器叫傳真機,我帶你們去買。」當年邱毓斌20出頭,劉永鈴34歲,正值壯年。劉永鈴今年62歲,西服店早關了,如今在後勁溪畔種竹筍,他當年爬上的燃燒塔,火焰已熄滅。漫長的戰役,終於有看到盡頭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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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3.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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