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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課綱運動週年/陳建勳:沒有任何議題值得犧牲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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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日,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開了反黑箱微調課綱運動的第一槍,隨後,全台灣上百間高中職學生紛紛在臉書上成立反黑箱課綱粉絲團。進入暑假後,學生們也組織發起一波波高強度抗爭,包括713突襲國教署、723夜闖教育部部長室,以及學生林冠華730燒炭死諫後,引爆社會情緒及動能,上千群眾當晚衝進教育部,佔領廣場一週直至退場。

然而,反課綱運動當時並沒有成功達成任何訴求,反而過了半年後,隔年年初民進黨在總統、立委選戰中大獲全勝,全面執政的新政權在5月上任後,火速以行政命令廢止「103課綱」。

台中一中蘋果樹公社學生陳建勳剛好在反課綱運動期間,面臨父母離異、家中經濟困頓、升學重考、女友分手的多重困境,而身為運動決策一員的他,在一年後如何看待運動成果、反省運動策略,以及面對自己和夥伴們的運動傷害?

以下訪談以QA方式呈現,陳為受訪者陳建勳: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民進黨上台後馬上撤回微調課綱,以當時的運動者來說如何看待這結果?

陳建勳(以下簡稱陳):去年撤場後其實覺得很絕望,我們做了很多,但國民黨卻是「零退讓」,後來大家把希望放在民進黨身上,希望大選後有改變。他們選前承諾會做,上任後一兩天就撤銷,我沒想到會那麼快,這讓我對民進黨好感度有增加。不過,即便是這樣,當下其實還有種無力感,一方面怨嘆國民黨要拖那麼久,一直說法律上無法做成;一方面發現,原來新政府只要下一紙命令就可以撤銷課綱了,竟然如此簡單快速,這讓我們覺得之前所做的好像有點愚蠢、不切實際,這情緒很複雜。

報:反課綱運動有造成學生們什麼運動傷害嗎?原因是什麼?

陳:訴求無法達成所造成的無力感和挫敗感,加上面對環境劇烈地改變,原本大家一起做社運,突然變成你可能要回家,回到既有朋友圈,那種環境落差會不適應。也可能接受家人長輩批評,或是現實因素,失學、經濟有困難。再來第三就是整體情緒相對低落,退場之後很多人有去看心理醫生,包括心理諮商和安眠藥,有些人會自殘。

退場一個禮拜內表達想要自殺或自殘的想法,每一兩天就一起,當時line群組每天都有,大家都拼命地要去找人和報警。臉書上也是沒事就看到有人發文想自殺,對自己也會有影響。雖然我本人是沒想過要那麼做,再死人對議題不會有幫助,倒有可能會被抹黑成「學生只會靠死諫、民進黨操弄學生生命」。

報:你個人呢?有什麼運動傷害嗎?

陳:我和我爸感情本來都很好,曾一起去走路環島、騎腳踏車啊,不過後來他疑似有外遇對象,對我媽家暴,也離開了我們。重要的是,他還把我們家上千萬的財產全部拿走,這讓我媽、我和妹妹面臨破產。

所以去年反課綱的時候,我回到家就是「爸爸、錢、離婚」,加上我也要面臨重考壓力,9月時候又跟女友分手,這打擊很大,那時候我得要去看神經科、服藥,有失眠、憂鬱症,接受好幾個月的諮商。這會相互加深,想說怎麼一輩子壞事都在暑假。那時有一段時間都在大量酗酒,每天抽幾包煙,胃壞掉就吃胃藥、消化藥,一天吞30、40顆藥丸。這巨大悲傷情緒持續到去年12月才恢復,我完全無法念學測,指考也是到前兩三個月才能好好念書。

報:大林(指林冠華,註一
林冠華的綽號為林大呆、Facebook帳號為「Dai lin」,但卻被朱震唸成「大林」,因此部分反課綱學生稱林冠華為「大林」。 
)自殺佔了運動傷害中很大的比例嗎?

陳:他的死對我來說沒那麼直接,我跟他只有幾面之緣,也沒有深度交談,大部分都是公事上。真正讓我傷心的事情不是他死掉,而是「有人因此而死」,沒有任何議題值得犧牲生命。但我相信他的死不是只有議題因素,還有其他原因,那時候不是每個人都喜歡他,北高盟在內亂,其他地方有風聲說他要篡位等等,他也有精神方面的病史。

報:但大林的犧牲對於運動來說算是值得?

陳:殘酷地來說,他的死對運動有極具戲劇性的影響,我們內部本來預測是7月底就會結束,媒體就會收手,他的死帶來很大社會關注度、群眾憤怒和動力,是讓我們進去教育部的契機。有夥伴可能會覺得他的死帶來麻煩,我們確實是要因此而重新編排運動策略、重新寫新聞稿、應付媒體,但大林沒有欠我們,也沒跟我們保證會走到最後,大林在任何一丁點上都不需要因為他死為任何人負責,自殺也不應該因為不負責任或是會對他人困擾而進行評斷。

報:剛剛你在反省時,有提到這一年來常常在想「當時如果沒有怎樣或許會如何」,這是指什麼念頭?

陳:如果我們沒有開始的話,大林或許不會死。

報:什麼意思?

陳:如果我沒有在去年嗆教育部長,或許大林就不會因此而死。當時若預料到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有人死、有人自殘、有人憂鬱症,還會認為反課綱是值得的嗎?或許當時就不應該嗆教育部長,而是應該去找在野黨民進黨談看看或是訴諸媒體⋯⋯。

報:這問題過了一年後,你有比較明確的答案嗎?若重來一次,你還會開始反課綱嗎?

陳:(沈默20秒)這問題很難回答,我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我們很多學生都未成年,每次發起衝撞前都很掙扎,包括法律風險、夥伴人身風險、行動之後處境還是很艱難。我一直在想,或許每件事情根本就不用這樣,如果可以用強度更低的方式去做,就能讓其他人承受更少的傷害。

報:作為運動中的決策圈一員,你覺得這場運動你應該負什麼責任嗎?要付多少責任?

陳:在歸咎責任上,我算是比較少的。像朱震他們退出決策圈的事受到很大的批評,另外像是林致宇(註2)
反課綱運動者、中崙高中學生林致宇曾稱「如何證明慰安婦全部都是被迫的?」而引發爭議。 
、大林叫警察的事(註3)
723夜襲教育部事件前夕,林冠華在反課綱學生內部討論群組中,要求警方增加人力以防止其他運動成員衝撞教育部。該群組內容外流後,引發爭議。
,這些人被歸咎更大的責任。

但我可能做某些事情或溝通上面,造成我們跟基層溝通不良,往往是我們做完決策後基層才知道,決策小組大家把基層當工具人看,這很糟,我當下沒有立刻意識到這一點,但後來退場一兩天我覺得糟透了。很多在場的人都是聽到我們要退場才去做,但他們的意見從來沒有被聽到過,所以當時退場倒數第三晚時,我們有把基層全部找來到北社,跟他們道歉。

報:決策中心的問題應該避免嗎?如何避免?

陳:我們決策圈的人可以花更多時間留在教育部,而不去上電視,若可以重新選擇,我晚上會睡在教育部。那時候輿論其實相當充足,每天頭版都是我們,我們沒去上節目,也可以找其他人去上電視。

報:我之前在做太陽花學運週年專題時,有運動者反省時曾表示,他們每天在議場開會好像都只是在討論如何應付媒體輿論,而不是如何達成原本的運動訴求,反課綱運動也有這樣的情形嗎?

陳:我其實從去年7月下旬就沒在看新聞了,包括自己的採訪跟反課綱運動,我們都在想要如何回應教育部、哪幾位學生來代表,我們開記者會都比較像是跟媒體發布事情,是在發佈而不是在回應媒體。這場運動除了統媒外,大部分媒體立場對我們算是正向的,風向在冠華的事之後則轉為同情。

報:最後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反課綱運動對於年輕世代有任何影響?

陳:這要分兩部分,一是我的生活圈有很大改變,我的臉書朋友以前就是學校和辯論社,但這運動讓我多了一千多個來自社運圈或政治圈的新好友,同溫層整個重新建構。

報:那對於整體的高中生而言呢?

陳:這運動也提升了高中生在社運圈政治圈的地位,以前高中生只是「我有去太陽花運動跟大家一起唱島嶼天光」,但現在大家發現高中生可以獨立組織運動。在關心運動方面,高中生比例是有提升,從關心變成參與,但仍是少數。

平均來說,志願越好成績越好,關注社運比例會越高,尤其是在前幾志願這傾向很明顯,但就算是台中一中,對社運議題也是關注的學校,真的會去關注反課綱的人,全校三千多人中不到一百個,反課綱當時每天都有新聞,但光是聽過反課綱的人就很少數,會來聲援的更只剩2、30個,台中女中則只有個位數,台中二中、文華根本找不到。這明明就是高中生組成的運動,但卻都如此冷淡,更何況其他人?當然立法院會關注教育議題,對,但這運動真的有改變什麼嗎,這個我還要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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