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衝突第二戰場

應許之地的囚徒──走過以色列屯墾區與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民族牢籠
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一位巴勒斯坦兒童,站在家外正在鑿井的位置,他們一家附近不僅沒有水源。從10月以來的以巴衝突下,他們更面臨「鄰居」以色列屯墾者「突襲拆屋」的威脅。(攝影/陳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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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的戰鬥,即將步入殘酷廝殺的第三個月,幾乎被砲火夷為平地的加薩走廊(Gaza Strip),迄今已有2萬巴勒斯坦人死亡。然而當國際目光持續因加薩走廊的死亡氣息、饑荒危機而感震懾之際,約旦河西岸作為「另一邊的巴勒斯坦」,正因以色列軍隊的預防性鎮壓,以及以色列屯墾者民兵對巴勒斯坦平民的報復行動,逼使近300萬巴人的生計瀕臨崩潰,更恐隨時引爆以巴衝突的另一個仇恨戰場。

獨立記者陳彥婷走入約旦河西岸、對於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同樣重要的世界遺產──希伯崙古城(Hebron)──她一方面看見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軍事統治之下,慘遭多方封鎖、歧視、甚至生命遭受屯墾者威脅的牢籠日常;另一方面也訪問猶太屯墾區的政治領袖,聽見他們理解當前政治局勢的極端現實主義,以及為了「民族生存」所承諾的「不計任何手段與代價」。

報復槍口下的約旦河西岸:只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戒嚴令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人巴薩姆.阿布阿伊莎(Basssam Abu Aisha)一覺醒來,正踏出約旦河西岸的家門,眼前出現一把M16突擊步槍,5.56公釐的槍口正對準他的臉,扳機上的粗大手指未有離開過──這是住在他隔壁的以色列屯墾區「鄰居」。

巴薩姆嚥下口水,退回家中。他難過地回憶:

「知道哈瑪斯在加薩發動襲擊的那一瞬間,一股恐懼從胸口湧入我的全身──我知道他們(哈瑪斯)所做的一切,將由我們『代償』。」
他住在希伯崙(Hebron)的特魯梅達(Tel Rumeida),這裡是約旦河西岸,距離加薩以東60多公里,雖似遠離戰火,但以色列政府卻以加薩戰爭為名,對巴勒斯坦人頒布全面禁足令,「足足4天完全沒人能步出家門,小孩要挨餓,老人生病亦不許求醫。直到我們日以繼夜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求助,禁令才勉強鬆綁。」不過以軍民頒布的戒嚴令仍然有效,巴人住民至今無法恢復上班上課,每兩天只準許外出30分鐘購買日用品
【註】儘管以色列軍方的西岸戒嚴令,准許巴人住民每兩天上街一次,「原則上」每回早晚各一小時;但以希伯崙為例,以軍的放行時間極不固定,有時1小時、有時不到30分鐘,一切都隨現場指揮官「彈性決定」。
,所有人形同集體軟禁;但同區生活的猶太人則不受限制,突然出現的以色列軍人與武裝自衛隊,更到處威嚇、捕抓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

這名60歲計程車司機,家門雖設有圍欄,以防範不時出現的惡意縱火與擲石。豈料他的鄰居因恐嚇不遂,不久後再度集結上門,佯稱是「以色列警備部隊盤查」而用槍柄擊碎門鎖嘗試破門而入。幸而巴薩姆早有預料,才逃過一劫,但這樣一鎖,一家人卻也只能坐困愁城、困在自己家中的四面牆內。

不理政治,只為糊口與平淡生活,概括了巴薩姆與不少住在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想法,可惜生於由以色列人管治地區的人沒有選擇。

「C區H2」通關名單,以巴土地衝突的政治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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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囚徒、以色列屯墾區、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族牢籠
每逢巴勒斯坦人想出入「C區H2」屯墾區,必須要通過這座用作分隔的以色列檢查站。(攝影/Tomas Davidov)

以色列屯墾者持槍包圍巴人的死亡威嚇雖然無法無天,卻是約旦河西岸眼下失控的仇恨日常。這場領土主權衝突起源自20世紀初,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政府,鼓勵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興建「猶太人的民族之家」。1930年代,納粹德國在歐洲崛起,逃避希特勒大屠殺的歐洲猶太人開始從大量逃往東方,卻與在地的巴勒斯坦人爆發衝突。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的歐洲猶太人大舉往巴勒斯坦移民,而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國」建國計畫也因國際社會的同情而加速推進,雙方的種族衝突也更加暴力與白熱化。

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作為地理名詞的「巴勒斯坦」確定一分為二、各別成立「阿拉伯國家」與「猶太國家」。但1948年5月14日,當英國政府撤離管治之日,同步宣布獨立建國的以色列,遂與否定巴勒斯坦分治案的阿拉伯國家聯軍爆發激戰,是為第一次以色列─阿拉伯戰爭。是役,各懷鬼胎的阿拉伯聯軍慘遭以色列擊退,聯合國預定的「巴勒斯坦國」則胎死腹中,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逃離家園、淪為國際難民,並稱此為「大災難」(Nakba)。

1967年,以色列再向埃及、敘利亞與約旦開戰,成功於6日之內擊潰阿拉伯聯軍,奪取埃及占領的加薩走廊、約旦併吞的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等地,此即「六日戰爭」(Six-Day War)。儘管國際隨即發出《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前邊界、停止占領巴人領土,但以色列卻充耳不聞,不僅逕行併吞東耶路撒冷,更對希伯崙在內的約旦河西岸地區實施軍事統治。

時至今日,約旦河西岸主要被分為三大領土管治區──「A區」(Areas A)占西岸土地的18%,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管民政與安全事務;「B區」(Areas B)占22%,民政由巴人政府管理,但安全事務由以色列掌控;至於政治爭議最強、土地面積最大的「C區」,不僅占西岸面積的60%左右,更是良田、水源的主要集中地,但全區皆由以色列統治管理,並約有70萬猶太人──約占以色列總人口的1成──居住在西岸與東耶路撒冷之間,合計共150個違反國際法的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與128個非法據點(outpost)。

巴薩姆居住的希伯崙就位於C區,它也是繼東耶路撒冷之後,約旦河西岸的第二大城。但希伯崙又再分為兩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的8成城區,稱為H1;以色列政府直接管轄剩下2成範圍,稱為H2──「一城兩制」的分治狀態,也是C區轄內唯一。

希伯崙的H2區域裡,約有33,000名巴勒斯坦人與數百名以色列屯墾者「共存」。但巴薩姆所居住的特魯梅達,不僅位於H2的邊緣,更在2015年被以色列劃為「軍事重地」──以色列軍隊在這個僅有6.7公頃的社區內,設下了2個大型檢查站與16個軍事封鎖區,連同附近「受限區域」,特魯梅達周邊共有超過121個軍事據點──只有向以色列軍隊登記註冊的巴勒斯坦人才可進出。於是,巴薩姆每通過一次H1/H2邊界,就得接受以色列軍人的難堪羞辱,「巴人能不能順利受檢、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衝關,完全視當日值班士兵的心情──他心情好便讓你快速通過,心情不好便罰整條隊伍日曬雨淋,甚至還會辱罵挑釁,」巴薩姆憤恨不平地說,「在檢查哨裡,巴勒斯坦人被視為牲畜,不被當成人看。」

檢查站內的玻璃窗上貼滿了「巴人核可名冊」,左面是各人的近照,右面是名字與戶籍資料等,每一次通關都由站崗的衛兵核對身分。同樣居住在特魯梅達的泰瑟.阿布阿伊莎(Tayseer Abu Aisha)向記者表示,自己會牢記通關名單上的編號與頁序,「第6頁從底數上第3個便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在我下面。」因為希伯崙屯墾區的以色列居民與官員,時常會向軍方施壓、費盡心思要剔除許可名單上的巴人名字與和數量,進而以用禁止移動的方式,逼使巴人居民遷出H2城區。

泰瑟指出,希伯崙屯墾區的以色列住民,極右政治色彩極強烈、大多都是極端錫安主義的激進支持者,例如1994年齋戒月期間發生在希伯崙舊城區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大屠( Ibrahimi Mosque massacre ),就是一名激進猶太屯墾者持槍闖入清真寺內掃射,殺死29名巴人穆斯林──儘管當時的以國社會曾群起譴責這起恐怖攻擊,但希伯倫屯墾區自此卻成為以色列極右派的政治大本營。

以泰瑟的社區為例,2019年時,聯合國資料仍登記有1,010名巴勒斯坦居民在住。但4年間,來自以色列屯墾者的高價收購、恐嚇、甚至暴力攻擊與行動限制,如今社區幾乎被屯墾者壟斷、巴人住民僅剩下泰瑟一家四代的祖厝。各種破壞、恐嚇的犯罪手段,甚至連以色列人自己都看不下去,「其實有許多來自特拉維夫這些大都會裡的以色列人,亦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甚至嘗試前來關心我們。」泰瑟說:

「但每每出手阻止以色列人提供援助、禁止他們接近希伯崙的,正是這些極右派的屯墾者。」
違反國際法的「應許之地」,以色列屯墾運動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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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旦河西岸,不少巴勒斯坦人與屯墾區的以色列人都是靠農作業為生。(攝影/陳彥婷)

1967年6月8日,41歲的以色列律師易利亞敬.海茲尼(Elyakim Haetzni)因傷沒有入伍參加酣戰中的六日戰爭。那天,他坐在家中聽收音機的戰況直播,當聽到位於攻入西岸的以色列軍隊「解放希伯崙」的消息後,他像是觸電一般站了起來向家人喊道:「我要去希伯崙!」一年之後,易利亞敬就這麼召集了一群受「勝利」感召的以色列人,從全國各地朝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占領區移居──他成為了第一批西岸屯墾者的先鋒,日後更進軍國會,成為以色列屯墾運動與猶太復國主義實踐者的政壇旗幟。

「開始時,我們住在阿拉伯人開設的酒店,那時因戰爭並無生意,因此見到一群狂熱的猶太人包下酒店,那位老闆真是熱烈歡迎,」易利亞敬的兒子博阿茲(Boaz Haetzni),曾認為父親的決定非常瘋狂,「但希伯崙的環境很幽靜,當時的阿拉伯人對屯墾者非常友善,所以我們很快就把這裡視作自己的家。」當年僅15歲的博阿茲,對記者的口述充滿浪漫記憶。但易利亞敬一行人當年其實是假扮成瑞士遊客、涉嫌對希伯崙市民隱瞞身分,才讓不疑有他的酒店老闆「熱情招待」。

易利亞敬等人的「屯墾運動」,也曾引發以國社會的正反辯論──反對者認為,以色列在西岸的屯墾不僅違反國際法
【註】儘管國際社會非常明確地警告以色列政府「在軍事佔領區殖民開墾,違反國際法」,但在易利亞敬所號召的以色列屯墾者卻不斷湧入西岸,就地生根並拒絕離開。
,也將影響國家在世界上的道德形象與外交聲望,甚至會進一步煽動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敵意情緒;但支持者卻主張,希伯崙等地本來就是「猶太民族的故鄉」,許多猶太教的信仰典故都在此發生,如在《舊約聖經》裡,希伯崙不僅被視為大衛王(David)的第一首都,更是先知亞伯拉罕(Abraham)、其子雅各(Jacob)等人的墓地,因此像是博阿茲等猶太民族主義者,都會強調:在耶路撒冷之後,希伯倫是對猶太人第二重要的聖地。另在1948年第一次以阿戰爭之前,此地也還有許多古老的猶太社區在希伯崙生活,所以以色列人的屯墾運動,絕對具備「歷史正當性」。博阿茲再三強調「猶太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就是如此密不可分」。

除了激進民族主義者試圖恢復古猶太王國的版圖主張,以色列政府也認為在西岸的「局部屯墾」有助於以色列軍隊對巴人反抗運動的監控與防禦。於是,在以色列政府的許可與軍隊的協助下,約旦河西岸的「第一座猶太墾屯區」,就於1970年在希伯崙東郊的吉拉特阿爾巴(Kiryat Arba)成立──這也是屯墾區不斷擴張、蠶食鯨吞巴人土地的濫觴。

「這是我們的土地,一切的泉源,」仍住在吉拉特阿爾巴的博阿茲試圖解釋,「沒錯,我們稱這為猶太─撒馬利亞區(Judea and Samaria Area),或許其他人稱它為約旦河西岸,但我們不會這樣叫。猶太人被驅逐出這塊土地超過2,000年,如今我們只是要重新回到這片滿布悠久歷史的故土。」被問到屯墾區的非法問題與種種爭議時,博阿茲卻譏笑記者:「你別相信巴勒斯坦人的說法。」

為國家安全而屯墾?「不能讓巴人存有打敗以色列的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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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囚徒、以色列屯墾區、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族牢籠
以色列屯墾者博阿茲(Boaz Haetzni)說,他的車窗都是用塑膠做的,避免被巴勒斯坦人擲石頭擊中而碎掉。(攝影/陳彥婷)

如果在屯墾者的認知裡,屯墾區最初是「與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存」,如今難以收拾的恨意,又是從何而來?對此,屯墾者博阿茲卻表示:「真正的『和平破壞者』,就是《奧斯陸和平協議》。」

為了解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世紀衝突,1993年8月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祕密談判簽署《奧斯陸第一協議》,同意以結束暴力對抗為基礎,開展以「兩國方案」──也就是讓巴勒斯坦人獨立建國──為目標的和解對話,雙方於兩年後又再簽署《奧斯陸第二協議》商討分治細則。但《奧斯陸第二協議》簽署不久,主導和談的拉賓就於1995年11月遭極端猶太民族主義者刺殺;包括以色列撤軍時程表、非法屯墾區的處理問題等協議中留下的種種未完成談判,自此陷入長期僵局,直至今日都未能再有積極進展。

「以色列政府以為給予巴人土地,情況便會改變,但他們不知道這是西方式想法,阿拉伯文化是沒有這回事。」
博阿茲認為《奧斯陸協議》早已失敗,因為在多年談判之後,巴勒斯坦人仍於2000年發動更為激烈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
【註】對於巴勒斯坦人而言,第二次大起義的發生,反映的是《奧斯陸協議》談判停滯的政治僵局,讓持續被壓迫的基層巴人,因失望感到憤怒的結果;但博阿茲等以色列保守派與屯墾者,反而主張《奧斯陸協議》的兩國方案,才是刺激巴人民族主義重新抬頭、進而讓以巴衝突變得不可避免的原因。
,這證明了以色列的安全與穩定無法只倚賴巴人領袖的「政治擔保」。

博阿茲更以加薩走廊為例,主張約西岸地區之所還沒有被哈瑪斯所掌握,關鍵的原因就是「屯墾區的存在強化了以色列的安全管理」,「第二次大起義後,我們『重新奪回』了撒馬利亞區,並派出軍隊殺死恐怖分子。但在加薩,我們卻採取了相反的政策,以色列軍隊不僅在2005年離開加薩,更強行撤走了當地的猶太人屯墾區。結果呢?便是孕育出哈瑪斯這隻武裝巨獸,」博阿茲說。

博阿茲繼續強調自己的戰略主張:「為什麼西岸的巴人不會對以色列發射火箭?為什麼以色列軍隊能在西岸通行無阻?答案就是屯墾區!以屯墾區居民為中心的武裝部隊可以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在每一座屯墾區之間,到處都是自己人的身影──只有強化數以百計的猶太屯墾區,我們才有牢牢控制這片土地的絕對實力。」

博阿茲毫不掩飾自己「擴大屯墾區範圍」的政治願景,儘管這代表繼續剝削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逼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跨台,甚至是徹底毀棄以巴和談的兩國方案。

但這樣的不平等政策──在國際社會眼中,甚至被比為種族隔離──該如何結束,對於這些最保守的以色列屯墾者而言,巴勒斯坦人應該「達成怎樣的前提條件」才有機會與以色列人平等相對?面對提問,博阿茲先是一陣沉默,才以長輩說教的口吻回應:「在1967年戰爭之前,(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都是約旦國民、亦一直持有約旦護照,是約旦政府之後取消了他們的權利,這幾十萬人的問題才落到以色列頭上──假如阿拉伯世界真的關心他們的未來,大可以啟動恢復程序、重啟讓他們成為約旦公民,我認為這是最可行的方法之一。」

博阿茲更進一步強調:巴勒斯坦人未來可望擴大自治權限,但他們永遠不可能同以色列人「平起平坐」。他舉目前的約旦河西岸為例,巴人可以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自己發行的護照,未來說不定也會重新恢復自己的民主選舉;但就以色列的安全與現實考量下,巴勒斯坦政府不准建立軍隊,邊境出入也一定得由以色列審查、監控與牢牢控制。

如今,以加薩為主戰場的以巴烽火,也讓博阿茲的鷹派意見更為強硬。博阿茲雖然也同意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都心繫和平,但更強調「殲滅對手威脅」的壓倒性控制力,並毫不保留地說:「我們一定要確保巴勒斯坦人的思想裡,不再存有任何一絲妄圖擊敗以色列的想像。」

加薩陷入戰爭焦土之際,西岸巴人也遭「非法拆遷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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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的巴勒斯坦人阿拉(Allah Hathleen)在以色列工作,有由巴勒斯坦政府批準、可出入檢查站的證件。(攝影/陳彥婷)

比起加薩走廊四周的「鐵壁」──一面65公里長、6米高備有無線感應器、遙控步槍、鐵絲網的隔離高牆──居住在約旦西岸,鐵壁以外,還有民兵密布的以色列屯墾區。當以色列軍隊、屯墾區的「武裝鄰居」無時無刻都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時,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不僅難以喘息,更似活在監獄。

10月7日以色列與哈瑪斯交戰以來,西岸巴人雖未直接參戰,但遭以色列軍隊或屯墾者射殺報復的巴勒斯坦人,截至12月18日已至少301死。許多殞命巴人根本沒有反抗意圖,只是單純上街、趕集、收成橄欖農作,就被莫須有的理由被視為「安全威脅」而當街擊斃。同時,屯墾區居民駕駛推土機撞違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毀壞學校,各種非致命性的種族報復犯罪,更讓上千名心生恐懼的巴人平民被迫逃離家園。

「我們可以隨時變成無家者,」24歲的巴勒斯坦人阿拉(Allah Hathleen)指着遠處的小鎮,「昨天他們已強拆了6棟房子,我們隨時會成為下一名受害者。」在哈瑪斯發動襲擊後,阿拉的以色列屯墾者「鄰居」,半夜突然開來推土機,直接衝入巴人民宅、不顧居民安全地強拆房屋,「我們徹夜難眠,因害怕以色列人會突襲燒屋。有時他們會故意在凌晨駕著推土機挑釁徘徊,這讓大家緊張地不敢闔眼。」

阿拉一家7口,住在希伯崙城南15公里的小鎮馬薩費爾亞塔(Masafer Yatta)。10月7日攻擊之前,駐紮在附近的以色列軍隊還會出面勸說、制止屯墾者的暴力行為。但戰爭開打後,以軍就完全撒手不理、任憑武裝屯墾者的橫行肆虐變本加厲。他自己近日就多次遭到屯墾者當面恐嚇:「再不離開,我們就登門殺你!」、「我們知道你是哈瑪斯同情者,除非你現在在家門口掛起以色列國旗發誓服從!」

「有天當我們在家中喝茶,屯墾區的以色列人卻持槍闖入,他把所有男子強拉到了戶外盤查,接著沒有任何原因地在我背後打了三下,並朝著我說:『你記得哈瑪斯幹的好事吧!』」阿拉驚魂未定地說:「我真的嚇壞了,但我們不是生活在加薩,這裡也不是加薩啊!」

1948年「大災難」後,阿拉的父執輩在馬薩費爾亞塔買了一塊地,希望一家人能平靜過活。但1980年代開始,以色列屯墾者開始大量移入,在這泥黃色的一片山脈裡,如今已駐有上萬名以色列屯墾者,不斷被迫遷驅逐的巴勒斯坦居民則僅存7,000人。

屯墾區進駐不久,以色列政府就將阿拉一家人的社區列為軍事管制地「射擊區918」,1999年以後,以軍更以「非法居住在射擊區」為由驅逐在地的巴勒斯坦家庭、強行以軍事命令否決他們原生的居住權利。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的統計,2022年「射擊區918」內,約剩下215個巴勒斯坦家庭,其中569人是兒童。雖然在地的巴人居民曾多次聯署、甚至法庭興訟救濟,但以軍所支持的迫遷行動卻從未停止,更進一步限制巴人耕作,試圖斷絕居民收入、斷絕他們生活所需的水電供應。

如今,阿拉一家不僅缺乏電力、上網訊號微弱,每星期更只有6小時供水。但不遠處的山頭,卻是各種現代化設備與電線桿──但那僅是一座屯墾區開設的養雞場。阿拉無奈地說:

「就連牲畜都有24小時水電供應,我們巴勒斯坦人在此,是不是連牲畜都不及?」
守護故土有沒有價碼?屯墾政策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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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的叔叔蘇萊曼(Suleiman Hathaleen)因捍衛巴勒斯坦土地,死於以色列人的槍下,圖右為居民在他遇害的地點設置的紀念碑。(攝影/陳彥婷)
阿拉的叔叔蘇萊曼(Suleiman Hathaleen)因捍衛巴勒斯坦土地,死於以色列人的槍下,圖右為居民在他遇害的地點設置的紀念碑。(攝影/陳彥婷)

阿拉的叔叔──73歲的蘇萊曼(Suleiman Hathaleen)──生前是約旦河西岸著名的和平運動家,提倡非暴力抵抗與不合作運動的他,總是身穿一襲白袍,擋在以色列軍警面前靜坐示威。但2022年1月,一輛以色列警車卻故意輾過在攔路示威的蘇萊曼,並拒絕對他施以急救、揚長而去,這導致蘇萊曼顱骨破裂、內臟出血而慘死。

阿拉無奈表示,屯墾區內的以色列人總是在作姦犯科,掠奪牲口、打家劫舍都是例行公事,這些犯罪行為卻總受以軍包庇;同一區域內的巴勒斯坦人,卻隨時面臨被襲擊、被逮捕的威脅,因為以軍可隨時在檢查站檢查你的電話,只要查到任何有關支持巴勒斯坦的照片、網路言論,便足以將人拘捕。因此阿拉一家都習慣攜帶兩支手機,一部空殼機是專門用來應付檢查站,「我媽媽曾經為了避免以軍檢查,一口氣把電話摔破。」

但經歷種種壓迫的阿拉,卻沒想過搬走或放棄,因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他父親遺給家人的最後願望。

「曾經有個以色列將軍前來,拿著支票簿說:『只要搬離這裡,我們什麼都能換給你,是要以色列公民身分?還是多少金錢?』」阿拉對記者回憶:「我父親當時只拾起一搓毛髮,平靜但堅定地告訴那位將軍:『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在受苦,而我只是其中的一毛。但他們身上發生的所有苦難,卻如同受在我身上一樣。』」

如今,阿拉已接過了父親與叔叔的遺願,成為馬薩費爾亞塔地區的維權鬥士。但以軍卻以「監視軍事重地」為由,在阿拉家門口安裝監視器。訪問當天,記者一下車便被阿拉的母親拉進屋內,她叫記者把設有以色列車牌的汽車停在樹蔭底,避免以軍知悉有記者到訪。

採訪過程中,監視鏡頭不曾移開過阿拉家門,唯當發現記者正朝鏡頭拍攝時,才心虛似突然掉頭轉向。不久後,有兩名穿著制服的以色列軍人就出現盤查記者,步入客廳後阿拉更屢次焦慮地說:「不知道我還可以撐多久,可能那天你就會收到我被抓走的消息。」

但以色列人散播的白色恐怖已遍布這地,「我媽媽曾要我別再使用社群媒體,她不想讓我被以軍盯上。」阿拉對記者說道:

「但我不想被以色列噤聲。」

採訪兩週後,阿拉被以軍逮捕,幸而至發稿前夕已經獲釋。

他曾與巴人同事一起打拼流汗,如今卻斷絕聯絡、提槍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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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的以色列人舒吉(Shuki Gilbao)與他的子女在希伯崙市中心屯墾區草地上野餐。(攝影/陳彥婷)
38歲的以色列人舒吉(Shuki Gilbao)與他的子女在希伯崙市中心屯墾區草地上野餐。(攝影/陳彥婷)
希伯崙舊城區裡的重要古蹟麥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被認為是紀念與安葬先知亞伯拉罕與其兒子雅各的信仰之地。猶太人稱此是「列祖之洞」;同樣尊亞伯拉罕為先知穆斯林,亦視此地為聖墓,中世紀對抗十字軍的伊斯蘭英雄薩拉丁(Saladin)更在此修築清真寺──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以巴衝突熱點、曾於1994年發生猶太極端分子恐攻事件的易卜拉欣清真寺
【註】先知亞伯拉罕(Abraham)之名,在阿拉伯語裡被翻成「易卜拉辛」(Ibrahim)。

但在12月中旬,麥拉比洞前的寬闊草皮卻成為了露天烤肉派對,近百名以色列後備役軍人趁著難得的休假,在戰爭狀態的縫隙間,與家人相聚享受天倫之樂。

38歲的舒吉(Shuki Gilbao)擁著小孩在草皮上野餐,來自吉拉特阿爾巴屯墾區的他,在7年前的一場屯墾區槍戰裡,被子彈打穿頭顱──儘管舒吉命大未死,卻自此失去一隻眼睛。之後他解甲歸田從事建築業,身邊許多同事都是巴勒斯坦人,大家同樣為了養家活口而努力工作,不知不覺間也於職場建立起了不分信仰與背景的友誼。

「然而10月7日後,我們的信任便破裂了。」

舒吉表示,與哈瑪斯的戰爭爆發後,自己決定重新參軍「為國抗敵」,他以後備軍人的身分在約旦河西岸就地復員,以頂替那些被派往加薩增援以軍部隊。他雖然同情巴人同事的處境,但仍斷絕與他們的聯絡,一心專注於保衛以色列的「生存模式」。

一街之隔,在麥比拉洞旁是希伯崙的阿拉伯區──數步之距便是易卜拉欣清真寺的入口,但該處戒備森嚴,20步之內連續設有兩個武裝檢查站。同是兩族朝聖之地,一牆之隔卻空無一人,清真寺附近有一排排住宅、餐廳,但與草地上勞軍派對的愉快氣氛截然不同。風和日麗的下午,街上一個人影都不見,家家戶戶的大門亦鎖上,連屋內人看電視、打掃、甚至是耳語的聲音亦沒有,全區猶如「死城」。

上坡的阿拉伯區同樣毫無生氣,記者好不容易在一扇半掩的門後,找到一名打掃玄關的巴勒斯坦婦人,她悄悄地告訴記者:「以色列軍隊下令不准巴勒斯坦人出門,學校亦強行停課。」這樣的措施已持續兩個月,她們一家亦很擔心會有以色列屯墾者登門尋仇。說到這,對話便被數名身穿制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軍人打斷。他們聽不進任何解釋,便把一行人強推上車,命令記者馬上離開。

「我們只能憑武力自衛,沒有選擇的餘地。」舒吉向記者說:「就像前以色列首相梅爾夫人(Golda Meir)所言:『假如阿拉伯人在今天放下武器,就不會再有暴力蔓延:但倘若猶太人放下武器,那就不會再有以色列。』」

「以色列是我們唯一的國家,我們無處可去,只想和平地生活。我們並不仇恨阿拉伯人,只是討厭敵人。」育有6子的舒吉,說著教育孩子們的看法,一旁的孩子們則忙著舔食棉花糖,絲絲的甜味就像是奶與蜜之地的借代,在他們口內輕輕地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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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之地、囚徒、以色列屯墾區、西岸、巴勒斯坦人、民族牢籠
一位以色列士兵帶著他的兒子,在希伯崙市中心屯墾區草地上散步。(攝影/陳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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