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人巴薩姆．阿布阿伊莎（Basssam Abu Aisha）一覺醒來，正踏出約旦河西岸的家門，眼前出現一把M16突擊步槍，5.56公釐的槍口正對準他的臉，扳機上的粗大手指未有離開過──這是住在他隔壁的以色列屯墾區「鄰居」。

巴薩姆嚥下口水，退回家中。他難過地回憶：

「知道哈瑪斯在加薩發動襲擊的那一瞬間，一股恐懼從胸口湧入我的全身──我知道他們（哈瑪斯）所做的一切，將由我們『代償』。」

這名60歲計程車司機，家門雖設有圍欄，以防範不時出現的惡意縱火與擲石。豈料他的鄰居因恐嚇不遂，不久後再度集結上門，佯稱是「以色列警備部隊盤查」而用槍柄擊碎門鎖嘗試破門而入。幸而巴薩姆早有預料，才逃過一劫，但這樣一鎖，一家人卻也只能坐困愁城、困在自己家中的四面牆內。

不理政治，只為糊口與平淡生活，概括了巴薩姆與不少住在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想法，可惜生於由以色列人管治地區的人沒有選擇。

以色列屯墾者持槍包圍巴人的死亡威嚇雖然無法無天，卻是約旦河西岸眼下失控的仇恨日常。這場領土主權衝突起源自20世紀初，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政府，鼓勵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興建「猶太人的民族之家」。1930年代，納粹德國在歐洲崛起，逃避希特勒大屠殺的歐洲猶太人開始從大量逃往東方，卻與在地的巴勒斯坦人爆發衝突。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的歐洲猶太人大舉往巴勒斯坦移民，而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國」建國計畫也因國際社會的同情而加速推進，雙方的種族衝突也更加暴力與白熱化。

194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作為地理名詞的「巴勒斯坦」確定一分為二、各別成立「阿拉伯國家」與「猶太國家」。但1948年5月14日，當英國政府撤離管治之日，同步宣布獨立建國的以色列，遂與否定巴勒斯坦分治案的阿拉伯國家聯軍爆發激戰，是為第一次以色列─阿拉伯戰爭。是役，各懷鬼胎的阿拉伯聯軍慘遭以色列擊退，聯合國預定的「巴勒斯坦國」則胎死腹中，百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逃離家園、淪為國際難民，並稱此為「大災難」（Nakba）。

1967年，以色列再向埃及、敘利亞與約旦開戰，成功於6日之內擊潰阿拉伯聯軍，奪取埃及占領的加薩走廊、約旦併吞的約旦河西岸與東耶路撒冷等地，此即「六日戰爭」（Six-Day War）。儘管國際隨即發出《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案》，要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戰前邊界、停止占領巴人領土，但以色列卻充耳不聞，不僅逕行併吞東耶路撒冷，更對希伯崙在內的約旦河西岸地區實施軍事統治。

時至今日，約旦河西岸主要被分為三大領土管治區──「A區」（Areas A）占西岸土地的18%，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管民政與安全事務；「B區」（Areas B）占22%，民政由巴人政府管理，但安全事務由以色列掌控；至於政治爭議最強、土地面積最大的「C區」，不僅占西岸面積的60%左右，更是良田、水源的主要集中地，但全區皆由以色列統治管理，並約有70萬猶太人──約占以色列總人口的1成──居住在西岸與東耶路撒冷之間，合計共150個違反國際法的以色列屯墾區（settlement）與128個非法據點（outpost）。

巴薩姆居住的希伯崙就位於C區，它也是繼東耶路撒冷之後，約旦河西岸的第二大城。但希伯崙又再分為兩區，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治的8成城區，稱為H1；以色列政府直接管轄剩下2成範圍，稱為H2──「一城兩制」的分治狀態，也是C區轄內唯一。

希伯崙的H2區域裡，約有33,000名巴勒斯坦人與數百名以色列屯墾者「共存」。但巴薩姆所居住的特魯梅達，不僅位於H2的邊緣，更在2015年被以色列劃為「軍事重地」──以色列軍隊在這個僅有6.7公頃的社區內，設下了2個大型檢查站與16個軍事封鎖區，連同附近「受限區域」，特魯梅達周邊共有超過121個軍事據點──只有向以色列軍隊登記註冊的巴勒斯坦人才可進出。於是，巴薩姆每通過一次H1／H2邊界，就得接受以色列軍人的難堪羞辱，「巴人能不能順利受檢、要花多久時間才能衝關，完全視當日值班士兵的心情──他心情好便讓你快速通過，心情不好便罰整條隊伍日曬雨淋，甚至還會辱罵挑釁，」巴薩姆憤恨不平地說，「在檢查哨裡，巴勒斯坦人被視為牲畜，不被當成人看。」

檢查站內的玻璃窗上貼滿了「巴人核可名冊」，左面是各人的近照，右面是名字與戶籍資料等，每一次通關都由站崗的衛兵核對身分。同樣居住在特魯梅達的泰瑟．阿布阿伊莎（Tayseer Abu Aisha）向記者表示，自己會牢記通關名單上的編號與頁序，「第6頁從底數上第3個便是我的名字，我弟弟的名字在我下面。」因為希伯崙屯墾區的以色列居民與官員，時常會向軍方施壓、費盡心思要剔除許可名單上的巴人名字與和數量，進而以用禁止移動的方式，逼使巴人居民遷出H2城區。

泰瑟指出，希伯崙屯墾區的以色列住民，極右政治色彩極強烈、大多都是極端錫安主義的激進支持者，例如1994年齋戒月期間發生在希伯崙舊城區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大屠（ Ibrahimi Mosque massacre ），就是一名激進猶太屯墾者持槍闖入清真寺內掃射，殺死29名巴人穆斯林──儘管當時的以國社會曾群起譴責這起恐怖攻擊，但希伯倫屯墾區自此卻成為以色列極右派的政治大本營。

以泰瑟的社區為例，2019年時，聯合國資料仍登記有1,010名巴勒斯坦居民在住。但4年間，來自以色列屯墾者的高價收購、恐嚇、甚至暴力攻擊與行動限制，如今社區幾乎被屯墾者壟斷、巴人住民僅剩下泰瑟一家四代的祖厝。各種破壞、恐嚇的犯罪手段，甚至連以色列人自己都看不下去，「其實有許多來自特拉維夫這些大都會裡的以色列人，亦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甚至嘗試前來關心我們。」泰瑟說：

「但每每出手阻止以色列人提供援助、禁止他們接近希伯崙的，正是這些極右派的屯墾者。」

1967年6月8日，41歲的以色列律師易利亞敬．海茲尼（Elyakim Haetzni）因傷沒有入伍參加酣戰中的六日戰爭。那天，他坐在家中聽收音機的戰況直播，當聽到位於攻入西岸的以色列軍隊「解放希伯崙」的消息後，他像是觸電一般站了起來向家人喊道：「我要去希伯崙！」一年之後，易利亞敬就這麼召集了一群受「勝利」感召的以色列人，從全國各地朝約旦河西岸的軍事占領區移居──他成為了第一批西岸屯墾者的先鋒，日後更進軍國會，成為以色列屯墾運動與猶太復國主義實踐者的政壇旗幟。

「開始時，我們住在阿拉伯人開設的酒店，那時因戰爭並無生意，因此見到一群狂熱的猶太人包下酒店，那位老闆真是熱烈歡迎，」易利亞敬的兒子博阿茲（Boaz Haetzni），曾認為父親的決定非常瘋狂，「但希伯崙的環境很幽靜，當時的阿拉伯人對屯墾者非常友善，所以我們很快就把這裡視作自己的家。」當年僅15歲的博阿茲，對記者的口述充滿浪漫記憶。但易利亞敬一行人當年其實是假扮成瑞士遊客、涉嫌對希伯崙市民隱瞞身分，才讓不疑有他的酒店老闆「熱情招待」。

除了激進民族主義者試圖恢復古猶太王國的版圖主張，以色列政府也認為在西岸的「局部屯墾」有助於以色列軍隊對巴人反抗運動的監控與防禦。於是，在以色列政府的許可與軍隊的協助下，約旦河西岸的「第一座猶太墾屯區」，就於1970年在希伯崙東郊的吉拉特阿爾巴（Kiryat Arba）成立──這也是屯墾區不斷擴張、蠶食鯨吞巴人土地的濫觴。

「這是我們的土地，一切的泉源，」仍住在吉拉特阿爾巴的博阿茲試圖解釋，「沒錯，我們稱這為猶太─撒馬利亞區（Judea and Samaria Area），或許其他人稱它為約旦河西岸，但我們不會這樣叫。猶太人被驅逐出這塊土地超過2,000年，如今我們只是要重新回到這片滿布悠久歷史的故土。」被問到屯墾區的非法問題與種種爭議時，博阿茲卻譏笑記者：「你別相信巴勒斯坦人的說法。」

如果在屯墾者的認知裡，屯墾區最初是「與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存」，如今難以收拾的恨意，又是從何而來？對此，屯墾者博阿茲卻表示：「真正的『和平破壞者』，就是《奧斯陸和平協議》。」

為了解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世紀衝突，1993年8月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在祕密談判簽署《奧斯陸第一協議》，同意以結束暴力對抗為基礎，開展以「兩國方案」──也就是讓巴勒斯坦人獨立建國──為目標的和解對話，雙方於兩年後又再簽署《奧斯陸第二協議》商討分治細則。但《奧斯陸第二協議》簽署不久，主導和談的拉賓就於1995年11月遭極端猶太民族主義者刺殺；包括以色列撤軍時程表、非法屯墾區的處理問題等協議中留下的種種未完成談判，自此陷入長期僵局，直至今日都未能再有積極進展。

「以色列政府以為給予巴人土地，情況便會改變，但他們不知道這是西方式想法，阿拉伯文化是沒有這回事。」

博阿茲更以加薩走廊為例，主張約西岸地區之所還沒有被哈瑪斯所掌握，關鍵的原因就是「屯墾區的存在強化了以色列的安全管理」，「第二次大起義後，我們『重新奪回』了撒馬利亞區，並派出軍隊殺死恐怖分子。但在加薩，我們卻採取了相反的政策，以色列軍隊不僅在2005年離開加薩，更強行撤走了當地的猶太人屯墾區。結果呢？便是孕育出哈瑪斯這隻武裝巨獸，」博阿茲說。

博阿茲繼續強調自己的戰略主張：「為什麼西岸的巴人不會對以色列發射火箭？為什麼以色列軍隊能在西岸通行無阻？答案就是屯墾區！以屯墾區居民為中心的武裝部隊可以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在每一座屯墾區之間，到處都是自己人的身影──只有強化數以百計的猶太屯墾區，我們才有牢牢控制這片土地的絕對實力。」

博阿茲毫不掩飾自己「擴大屯墾區範圍」的政治願景，儘管這代表繼續剝削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逼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跨台，甚至是徹底毀棄以巴和談的兩國方案。

但這樣的不平等政策──在國際社會眼中，甚至被比為種族隔離──該如何結束，對於這些最保守的以色列屯墾者而言，巴勒斯坦人應該「達成怎樣的前提條件」才有機會與以色列人平等相對？面對提問，博阿茲先是一陣沉默，才以長輩說教的口吻回應：「在1967年戰爭之前，（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他們都是約旦國民、亦一直持有約旦護照，是約旦政府之後取消了他們的權利，這幾十萬人的問題才落到以色列頭上──假如阿拉伯世界真的關心他們的未來，大可以啟動恢復程序、重啟讓他們成為約旦公民，我認為這是最可行的方法之一。」

博阿茲更進一步強調：巴勒斯坦人未來可望擴大自治權限，但他們永遠不可能同以色列人「平起平坐」。他舉目前的約旦河西岸為例，巴人可以擁有自己的自治政府、自己發行的護照，未來說不定也會重新恢復自己的民主選舉；但就以色列的安全與現實考量下，巴勒斯坦政府不准建立軍隊，邊境出入也一定得由以色列審查、監控與牢牢控制。

如今，以加薩為主戰場的以巴烽火，也讓博阿茲的鷹派意見更為強硬。博阿茲雖然也同意多數的巴勒斯坦人都心繫和平，但更強調「殲滅對手威脅」的壓倒性控制力，並毫不保留地說：「我們一定要確保巴勒斯坦人的思想裡，不再存有任何一絲妄圖擊敗以色列的想像。」

比起加薩走廊四周的「鐵壁」──一面65公里長、6米高備有無線感應器、遙控步槍、鐵絲網的隔離高牆──居住在約旦西岸，鐵壁以外，還有民兵密布的以色列屯墾區。當以色列軍隊、屯墾區的「武裝鄰居」無時無刻都監視著你的一舉一動時，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不僅難以喘息，更似活在監獄。

10月7日以色列與哈瑪斯交戰以來，西岸巴人雖未直接參戰，但遭以色列軍隊或屯墾者射殺報復的巴勒斯坦人，截至12月18日已至少301死。許多殞命巴人根本沒有反抗意圖，只是單純上街、趕集、收成橄欖農作，就被莫須有的理由被視為「安全威脅」而當街擊斃。同時，屯墾區居民駕駛推土機撞違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毀壞學校，各種非致命性的種族報復犯罪，更讓上千名心生恐懼的巴人平民被迫逃離家園。

「我們可以隨時變成無家者，」24歲的巴勒斯坦人阿拉（Allah Hathleen）指着遠處的小鎮，「昨天他們已強拆了6棟房子，我們隨時會成為下一名受害者。」在哈瑪斯發動襲擊後，阿拉的以色列屯墾者「鄰居」，半夜突然開來推土機，直接衝入巴人民宅、不顧居民安全地強拆房屋，「我們徹夜難眠，因害怕以色列人會突襲燒屋。有時他們會故意在凌晨駕著推土機挑釁徘徊，這讓大家緊張地不敢闔眼。」

阿拉一家7口，住在希伯崙城南15公里的小鎮馬薩費爾亞塔（Masafer Yatta）。10月7日攻擊之前，駐紮在附近的以色列軍隊還會出面勸說、制止屯墾者的暴力行為。但戰爭開打後，以軍就完全撒手不理、任憑武裝屯墾者的橫行肆虐變本加厲。他自己近日就多次遭到屯墾者當面恐嚇：「再不離開，我們就登門殺你！」、「我們知道你是哈瑪斯同情者，除非你現在在家門口掛起以色列國旗發誓服從！」

「有天當我們在家中喝茶，屯墾區的以色列人卻持槍闖入，他把所有男子強拉到了戶外盤查，接著沒有任何原因地在我背後打了三下，並朝著我說：『你記得哈瑪斯幹的好事吧！』」阿拉驚魂未定地說：「我真的嚇壞了，但我們不是生活在加薩，這裡也不是加薩啊！」

1948年「大災難」後，阿拉的父執輩在馬薩費爾亞塔買了一塊地，希望一家人能平靜過活。但1980年代開始，以色列屯墾者開始大量移入，在這泥黃色的一片山脈裡，如今已駐有上萬名以色列屯墾者，不斷被迫遷驅逐的巴勒斯坦居民則僅存7,000人。

屯墾區進駐不久，以色列政府就將阿拉一家人的社區列為軍事管制地「射擊區918」，1999年以後，以軍更以「非法居住在射擊區」為由驅逐在地的巴勒斯坦家庭、強行以軍事命令否決他們原生的居住權利。根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的統計，2022年「射擊區918」內，約剩下215個巴勒斯坦家庭，其中569人是兒童。雖然在地的巴人居民曾多次聯署、甚至法庭興訟救濟，但以軍所支持的迫遷行動卻從未停止，更進一步限制巴人耕作，試圖斷絕居民收入、斷絕他們生活所需的水電供應。

如今，阿拉一家不僅缺乏電力、上網訊號微弱，每星期更只有6小時供水。但不遠處的山頭，卻是各種現代化設備與電線桿──但那僅是一座屯墾區開設的養雞場。阿拉無奈地說：

「就連牲畜都有24小時水電供應，我們巴勒斯坦人在此，是不是連牲畜都不及？」

阿拉的叔叔──73歲的蘇萊曼（Suleiman Hathaleen）──生前是約旦河西岸著名的和平運動家，提倡非暴力抵抗與不合作運動的他，總是身穿一襲白袍，擋在以色列軍警面前靜坐示威。但2022年1月，一輛以色列警車卻故意輾過在攔路示威的蘇萊曼，並拒絕對他施以急救、揚長而去，這導致蘇萊曼顱骨破裂、內臟出血而慘死。

阿拉無奈表示，屯墾區內的以色列人總是在作姦犯科，掠奪牲口、打家劫舍都是例行公事，這些犯罪行為卻總受以軍包庇；同一區域內的巴勒斯坦人，卻隨時面臨被襲擊、被逮捕的威脅，因為以軍可隨時在檢查站檢查你的電話，只要查到任何有關支持巴勒斯坦的照片、網路言論，便足以將人拘捕。因此阿拉一家都習慣攜帶兩支手機，一部空殼機是專門用來應付檢查站，「我媽媽曾經為了避免以軍檢查，一口氣把電話摔破。」

但經歷種種壓迫的阿拉，卻沒想過搬走或放棄，因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他父親遺給家人的最後願望。

「曾經有個以色列將軍前來，拿著支票簿說：『只要搬離這裡，我們什麼都能換給你，是要以色列公民身分？還是多少金錢？』」阿拉對記者回憶：「我父親當時只拾起一搓毛髮，平靜但堅定地告訴那位將軍：『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在受苦，而我只是其中的一毛。但他們身上發生的所有苦難，卻如同受在我身上一樣。』」

如今，阿拉已接過了父親與叔叔的遺願，成為馬薩費爾亞塔地區的維權鬥士。但以軍卻以「監視軍事重地」為由，在阿拉家門口安裝監視器。訪問當天，記者一下車便被阿拉的母親拉進屋內，她叫記者把設有以色列車牌的汽車停在樹蔭底，避免以軍知悉有記者到訪。

採訪過程中，監視鏡頭不曾移開過阿拉家門，唯當發現記者正朝鏡頭拍攝時，才心虛似突然掉頭轉向。不久後，有兩名穿著制服的以色列軍人就出現盤查記者，步入客廳後阿拉更屢次焦慮地說：「不知道我還可以撐多久，可能那天你就會收到我被抓走的消息。」

但以色列人散播的白色恐怖已遍布這地，「我媽媽曾要我別再使用社群媒體，她不想讓我被以軍盯上。」阿拉對記者說道：

「但我不想被以色列噤聲。」

採訪兩週後，阿拉被以軍逮捕，幸而至發稿前夕已經獲釋。

但在12月中旬，麥拉比洞前的寬闊草皮卻成為了露天烤肉派對，近百名以色列後備役軍人趁著難得的休假，在戰爭狀態的縫隙間，與家人相聚享受天倫之樂。

38歲的舒吉（Shuki Gilbao）擁著小孩在草皮上野餐，來自吉拉特阿爾巴屯墾區的他，在7年前的一場屯墾區槍戰裡，被子彈打穿頭顱──儘管舒吉命大未死，卻自此失去一隻眼睛。之後他解甲歸田從事建築業，身邊許多同事都是巴勒斯坦人，大家同樣為了養家活口而努力工作，不知不覺間也於職場建立起了不分信仰與背景的友誼。

「然而10月7日後，我們的信任便破裂了。」

舒吉表示，與哈瑪斯的戰爭爆發後，自己決定重新參軍「為國抗敵」，他以後備軍人的身分在約旦河西岸就地復員，以頂替那些被派往加薩增援以軍部隊。他雖然同情巴人同事的處境，但仍斷絕與他們的聯絡，一心專注於保衛以色列的「生存模式」。

一街之隔，在麥比拉洞旁是希伯崙的阿拉伯區──數步之距便是易卜拉欣清真寺的入口，但該處戒備森嚴，20步之內連續設有兩個武裝檢查站。同是兩族朝聖之地，一牆之隔卻空無一人，清真寺附近有一排排住宅、餐廳，但與草地上勞軍派對的愉快氣氛截然不同。風和日麗的下午，街上一個人影都不見，家家戶戶的大門亦鎖上，連屋內人看電視、打掃、甚至是耳語的聲音亦沒有，全區猶如「死城」。

上坡的阿拉伯區同樣毫無生氣，記者好不容易在一扇半掩的門後，找到一名打掃玄關的巴勒斯坦婦人，她悄悄地告訴記者：「以色列軍隊下令不准巴勒斯坦人出門，學校亦強行停課。」這樣的措施已持續兩個月，她們一家亦很擔心會有以色列屯墾者登門尋仇。說到這，對話便被數名身穿制服、持有武器的以色列軍人打斷。他們聽不進任何解釋，便把一行人強推上車，命令記者馬上離開。

「我們只能憑武力自衛，沒有選擇的餘地。」舒吉向記者說：「就像前以色列首相梅爾夫人（Golda Meir）所言：『假如阿拉伯人在今天放下武器，就不會再有暴力蔓延：但倘若猶太人放下武器，那就不會再有以色列。』」

「以色列是我們唯一的國家，我們無處可去，只想和平地生活。我們並不仇恨阿拉伯人，只是討厭敵人。」育有6子的舒吉，說著教育孩子們的看法，一旁的孩子們則忙著舔食棉花糖，絲絲的甜味就像是奶與蜜之地的借代，在他們口內輕輕地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