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從加薩走廊（Gaza strip）無預警突襲以色列國境，共造成1,400人死亡，並劫持240名以色列人，震驚國際。以色列國防軍旋即發動大規模空襲與地面戰，誓言清剿哈瑪斯的同時，根據巴勒斯坦官方數據，已超過一萬人喪生，兒童高達四千名。在以色列人質生死未卜、加薩人道危機愈加嚴峻的情況下，儘管包括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相繼前往中東斡旋調停，這場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以巴衝突仍看不到終結跡象，為全球局勢投下一道長久的陰影。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請告訴我們，以色列過去一段日子的情況？最近又有何改變？

哈瑪斯的突襲是一記警鐘，讓人們理解到，不是生活在真空狀態，我們有鄰居、他們有需求、有基本教義派⋯⋯我們必須處理這些。如果以COVID-19為隱喻，在它到來之前，大家也許討論稅或交通的問題；當COVID-19來臨，全部的視角都改變了。這就是以色列經歷的事，現在所有人都在討論生存的機會。

我有些鄰居70多歲了，他們去取得槍枝執照，添購武器；因為持續數天的火箭攻勢，人們重新裝修防空避難室。一旦進入了「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情緒變得非常簡化。當人們只能想到生存，便看不見情況的複雜性，只能被恐懼或憤怒所驅動，沒有辦法反思。我現在試著透過書寫，讓人們了解現實比主觀經驗更複雜。

報：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後，你有做些什麼？

他們有嚴重的戰場創傷（shell-shocked）。有時我們的說故事活動中，可以看到陪伴孩子來的父母極度緊繃，在離（加薩）邊界極為遙遠的旅館裡，縱使十分安全，他們仍要整場拿著步槍在手上，因為曾親眼見到其他孩子被屠殺，他們自覺需要保護孩子。

有時候在讀兒童故事給孩子聽的時候，哭泣的是大人，孩子擁抱安慰他們，彷彿孩子變成了「父母的父母」，有許多極度感動的經驗，奇特而極致。許多時候可以見到青少年扶持著成年人，就好像在這些年輕人之中，能找到已經失落的樂觀精神。

有些長者也用他們的方式支持所有人，例如在一個被屠殺的猶太人聚落吉布茲（kibbutz），有一位99歲的老人，當周遭發生激烈的戰鬥與殺戮時，他寫詩，事後把詩送給人們，詩中關於這件可怕的事情，但也帶著希望與反思。這位經歷過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99歲老人，透過詩，找到安慰周遭年輕人的力量。

報： 身為一位作家，在這個時刻你有寫下一些東西嗎？

凱：我一生都在寫作，一個簡單的方程式（equation）：事情愈糟，我寫愈多。我在服兵役時──在以色列滿18歲就需要強制進入軍隊服役3年──最好的朋友在我手臂中死去，之後，我開啟了寫作生涯。

我是一個很差勁的士兵，因為父母總是教我批判思考，但在軍中不鼓勵批判，所以我惹了不少麻煩。我最好的朋友在非常重要的電腦單位，他說你數學很好，我可以把你弄來電腦單位，我們每次的輪班時間很長，超過24小時，某次他在輪班時，處在非常困難的情緒狀態，開槍自殺。我發現後送到醫院，他還是死了。之後我便必須在朋友開槍自殺、我發現他屍體的辦公室獨自漫長的值班，這使我陷入非常困難的情緒中。

我的因應方式是，開始藉由寫作來逃避身處的環境，值班時我會想著我不在這裡，我在台灣、我在騎著龍、我在看著夕陽⋯⋯逃離到想像的世界，是我從納粹大屠殺倖存的父親身上學來的。他總是對我說，當被困在你不想要待的地方時，你的心中總會有扇門，打開門，總會有另一個房間，如果在牆上找不到，去你的內心找。這引領我進入創作與書寫的世界。 對我而言，寫作帶來與現實的連結，同時又像是在你與現實中間的保護傘，我有時會形容為車子裡的安全氣囊，當現實太超過了，安全氣囊能保護你。所以一旦人生遇到困境，我就寫字。

但是我得說，自從戰爭爆發後，這是我第一次寫不出任何字。慢慢的，我停止用腦思考，而是從膽、從胃裡面生出情緒，跑出一些念頭。過去幾週，我心膽俱裂、身體麻木，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只能忙著求存。看著每天的火箭攻擊、幫助人們⋯⋯我幾乎失去所有的反思能力。

許多時候在說故事時，你會感到與某人有特別的連結。我遇見一位年輕女孩，她大約15歲，父親把她與母親鎖在房間裡，一個人在外面與恐怖分子搏鬥後，被殘酷地殺害，她最好的朋友也在那次的攻擊被害。我與這位女孩留下社群軟體帳號，然後我試著用WhatsApp為她上寫作課，讓她可以寫下自己的感受。我寫下一段文字給她──這是目前為止我唯一寫下的東西：

〈生命的印記〉

現在閉上你的眼睛，試著停止憤怒。試著停止正義怒火燃向那些應得之人。閉上你的眼睛，然後在一個片刻中，純然感受痛苦。遲疑、困惑。感受憂傷、懊悔。你仍有整個一生，去處決、復仇、清算。但現在，就只是閉上你的眼睛向內看，像是盤旋災區上方的衛星，搜尋生命的印記。即使被奪走了許多──但你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受傷、淌血、恐懼、沉浸在悲傷，但仍是：人。深呼吸，試著想起這樣的感覺。因為你知道從現在這一分鐘起，當你再次打開雙眼，這些都會過去。

這段文字想表達的是，當我們陷在生存、復仇、自憐等種種情緒時，去看見每個人內在的人性。這很困難，因為當下人們活在現實的世界，而非自己的內心。每一個念頭，都是實用主義的：我們要轟炸加薩、我們要買槍、要有更多食物⋯⋯無一關於我有什麼感覺？我在想些什麼？這非常危險，因為一旦不去思考，人們會輕易變成暴風的一部分。群眾的力量、恐懼的力量會引領人們方向，你甚至不會問要去哪裡。 所以在這個時刻，藝術的角色非常重要，使人們不要一味執著於現實。他們需要記得在悲劇以前的時光，在悲劇之後，人性能穿越即使這個世界最黑暗的時刻。

女孩後來在父親的葬禮朗讀了這段文字，這讓我非常感動，因為這只是我寫在WhatsApp上的訊息，但她說這就是想在葬禮上對人們說的。

凱：我認為理解這場衝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下判斷之前，去了解它的複雜性並盡可能吸收所有資訊，這很困難。例如我反哈瑪斯，它需要被從這個區域去除，這個如ISIS般的極端組織不只殺猶太人，在1,400名罹難者中，還有50名泰國工人、菲律賓人、斯里蘭卡人──而他們並非因以巴衝突而犧牲，而是死在哈瑪斯的基本教義底下。

哈瑪斯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一方面它控制加薩，另一方面它是伊朗的代理人。哈瑪斯並沒有善待巴勒斯坦人，它不關心巴勒斯坦人，它想的是伊朗；所以我認為以色列的右派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希望哈瑪斯持續存在，只要哈瑪斯勢力強大，納坦雅胡就可以說「我們不能和談」，但如果我們想要有更好的未來，我們就應該移除哈瑪斯與納坦雅胡。

但同時因為哈瑪斯在加薩內部的醫院與社區，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戰事中會有許多許多巴勒斯坦平民受傷與被殺，世界必須伸出援手。而如今許多國家只是選邊站，像是一場籃球賽：我支持以色列、我支持巴勒斯坦。但這無濟於事，我們不需要更多人的憤怒了，我們在中東的每個人已經夠多憤怒與受傷，需要更務實的解方。

就像你與女朋友吵架，需要有一個人從另一邊說「嘿！讓她跨過那道門、把東西還她」，你需要有人說些有意義的話。所以世界支持與回應應該要務實。我們不需要人們用臉書頁面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我們需要的是把醫藥送進加薩，或是為創傷後的以色列家庭提供心理治療。

報：當前的事件是否喚起猶太人過去受迫害的記憶？

他們繼續說著，「我們要殺掉所有猶太人」，這重新喚起關於離散（diaspora）的記憶。在大離散時，人們因為族群與宗教被攻擊，而非國籍，這讓政治衝突演變成宗教衝突。

猶太人有著漫長被處決的歷史，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成立，像是一個安全的庇護所，讓猶太人不會只因身為猶太人被攻擊，但10月7日的事件使這個許諾破滅了。我的父母身為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來到以色列時，他們說也許在自己原本的國家有戰爭，但我們再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被攻擊。10月7日一切都變了，這不是以巴之間的戰爭，而是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的戰爭。

報：你有巴勒斯坦朋友嗎？你們是否討論現在發生的事情？

凱：首先你必須了解，在以色列的人口組成中，大約有20%是巴勒斯坦人。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的總理納坦雅胡以及哈瑪斯宣傳著一致的論述，就是猶太人與穆斯林無法一起生活，一天到晚指著別人，「喔！你看另一邊不想和平、他們想引戰。」現在這種極端論述變得更強大。看，他們對我們幹的好事；看，他們轟炸加薩⋯⋯。

從許多方面來說，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建立起更好的未來與希望的橋梁，因為他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他們理解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同時也了解以色列人的痛苦。而這樣的身分，反而讓他們現在落入最艱難的處境。

因為以色列的猶太人會懷疑，巴勒斯坦人會不會假裝與我為友，其實想殺我；當他們到巴勒斯坦領土，另一邊的巴勒斯坦人可能會認為他們是叛徒，因為猶太人轟炸我們，你卻不反擊、不支援我們。

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與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談話，他們常常沉默不語，他們非常小心，深怕顯露出任何同理心──無論對巴勒斯坦人或是猶太人，會使他們遭受攻擊。

戰爭與社群媒體都有極端對立的性質，當兩者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情境，使得現在網路上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不是挺巴勒斯坦或挺以色列，而是試著理解雙方的人。舉例而言，如果你很好心地撰寫一篇貼文說，我為巴勒斯坦的兒童哭泣、我為以色列的兒童哭泣，他們會將你撕成碎片。

挺巴勒斯坦的人說，你這個法西斯，為什麼關心以色列？關心以色列的人則說，怎麼可以相提並論？他們是恐怖分子。所有的將心比心，現在都是最危險的訊息。如果你是強硬派，如果你說轟炸加薩、轟炸以色列，殺這個殺那個，一切沒問題，但若想談論模糊與複雜，人們就難以忍受。

大部分我認識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害怕談論，他們不想講話，擔心所說的一切都會被誤解。

報：從歷史脈絡來看，從30年前的奧斯陸協議開始，以巴之間曾有段時間露出和平契機，你曾對此抱持希望嗎？

凱：我非常支持奧斯陸協議，但在現在的局勢中，最大的問題是，過去的衝突屬於區域與國家的層次，當衝突僅止於穆斯林國家與猶太人國家，問題比較好處理，但現在操控巴勒斯坦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過去屬於區域性的衝突，現在變成透過代理人的國際性衝突。加薩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他們並不關心自己的同胞，而是接受來自伊朗的指令。

這場屠殺的時間點，跟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無關，而是伊朗為了阻止美國促使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達成的協議。所以當談到解決以巴衝突，如果以前我會說，雙方同意就好，但現在這不是以巴，而關乎美伊同意與否。

現在的情勢中，感覺我們能影響或解決問題的能力愈來愈小。只要伊朗的目標不只是摧毀及屠戮以色列──哈瑪斯與真主黨都公開這麼說，他們還想控制約旦、埃及、黎巴嫩，如ISIS般想建立大伊斯蘭國度、一個沒有自由、在伊斯蘭律法下的神權政治，你我非穆斯林都會被殺，要達成協議非常困難──當某個人說，我不想要你的國家存在，我想把你殺掉。

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如果這場戰爭結束時，我們的區域不再有哈瑪斯、不再有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教義派，而是一個只專注處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不談論宗教與族群的新領導人。

報：請聊聊你對台北的記憶？

凱：我必須公開承認，這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我至少見證四場戰爭，還有數打以上的飛彈攻擊、恐怖攻擊，認識的人被殺、子彈朝我射來、炸彈爆炸⋯⋯所有我都經歷過；但過去一個月來的一切，是最慘痛的。

當我躺在床上睡不著覺時，讓自己舒壓的方式之一，是閉上眼睛，想著其他世界我喜歡的所在，有著朋友、無憂無慮。我首先想到三個的城市：紐約、墨西哥與台北。現在如果想要有好心情，我會閉上眼睛想到台北，與我的編輯與譯者，一起逛街、去賣場、品嚐美食、一同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