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巴戰火不需要偉大的答案,只需要可被實現的小小慈悲──專訪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

國際知名的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Etgar Keret)認為,此次的哈瑪斯攻擊帶給以色列人難以恢復的精神創傷,他透過為倖存者說故事與反思以巴的複雜脈絡,慢慢整理自己。(攝影/Lielle Sand;照片提供/Etgar Ke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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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社群媒體都有極端對立的性質,當兩者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情境,使得現在網路上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不是挺巴勒斯坦或挺以色列,而是試著理解雙方的人。」

10月7日,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Hamas)從加薩走廊(Gaza strip)無預警突襲以色列國境,共造成1,400人死亡,並劫持240名以色列人,震驚國際。以色列國防軍旋即發動大規模空襲與地面戰,誓言清剿哈瑪斯的同時,根據巴勒斯坦官方數據,已超過一萬人喪生,兒童高達四千名。在以色列人質生死未卜加薩人道危機愈加嚴峻的情況下,儘管包括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相繼前往中東斡旋調停,這場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以巴衝突仍看不到終結跡象,為全球局勢投下一道長久的陰影。

這段時間以來,以色列人經歷了什麼?他們怎麼看待這場衝突的意義?又是如何思考與鄰居巴勒斯坦人的關係?《報導者》在以巴戰火滿一個月的此刻,越洋專訪以黑色幽默的超現實短篇小說享譽國際、被譽為「現代卡夫卡」的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Etgar Keret)──凱磊在2016年曾受邀至台北國際書展,並已有數本作品
包括短篇小說《忽然一陣敲門聲》、《再讓我說個故事好不好》、《銀河系邊緣的小異常》,散文集《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繪本《落跑老爸》、《小小王國》
翻譯成中文,談他的創傷、行動、反思,以及對台北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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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城內,民眾於廣場上的悼念儀式上相互擁抱。(攝影/AFP/FADEL SENNA)
耶路撒冷城內,民眾於廣場上的悼念儀式上相互擁抱。(攝影/AFP/FADEL SENNA)

在一切被簡化的「生存模式」裡,我們試圖喚醒人性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請告訴我們,以色列過去一段日子的情況?最近又有何改變?

艾加・凱磊(以下簡稱凱):一個月以前,以色列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內政危機,如我一般的自由派與想要控制巴勒斯坦領土的極端右翼
在以1967年邊界為基礎的以巴和解「兩國方案」中,巴勒斯坦人雖然被承諾可以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的土地建國。但以色列極右翼仍持續在約旦河西岸、特別是耶路撒冷外圍地區蠶食巴人土地,興建違反國際法的屯墾區。 以色列極右派意見認為,巴勒斯坦國的存在將威脅以國的安全,因此主張透過非法屯墾的方式,控制巴勒斯坦的水源、重要城鎮、交通幹道,最終讓巴勒斯坦永遠處於如今的「準建國狀態」,才不會威脅以色列安全。 但非法屯墾,也讓以色列為了保護屯墾區居民付出龐大的安全支出與外交成本,不僅以色列國民意見分裂,也是以國最受國際抨擊的爭議政策之一。
,這兩群人之間有很緊張的關係,全國爆發大規模遊行抗議,以色列人的心態朝向內部問題
在哈瑪斯突襲之前,以色列從2023年1月開始就因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司法改革示威」,上百萬以色列公民、後備軍人、甚至現役的司法人員與軍事將領,都上街反對總理納坦雅胡推動的司法改革政策,因為其爭議條文涉嫌侵犯司法獨立,進而讓以色列民主的三權分立陷入危機。
,完全沒有想到戰爭。

哈瑪斯的突襲是一記警鐘,讓人們理解到,不是生活在真空狀態,我們有鄰居、他們有需求、有基本教義派⋯⋯我們必須處理這些。如果以COVID-19為隱喻,在它到來之前,大家也許討論稅或交通的問題;當COVID-19來臨,全部的視角都改變了。這就是以色列經歷的事,現在所有人都在討論生存的機會。

我有些鄰居70多歲了,他們去取得槍枝執照,添購武器;因為持續數天的火箭攻勢,人們重新裝修防空避難室。一旦進入了「生存模式」(survival mode),情緒變得非常簡化。當人們只能想到生存,便看不見情況的複雜性,只能被恐懼或憤怒所驅動,沒有辦法反思。我現在試著透過書寫,讓人們了解現實比主觀經驗更複雜。

報: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後,你有做些什麼?

凱:當戰爭爆發,所有人都成為志願者,有人載運士兵到前線,有人為士兵煮飯。我和妻子沒有太多實用技能,我們去到屠殺攻擊
對於以色列人而言,10月7日哈瑪斯的越境突襲,不僅攻擊軍事目標,更對加薩邊境的以色列平民──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無差別殺戮,因此不僅以色列官方認定此舉為「恐怖攻擊」,以色列人亦以「屠殺」形容襲擊事件。
後、人們被安置的地方,為孩子與長者說故事,與他們談論經歷的事情,我們試圖帶來人性、幽默與同情。

他們有嚴重的戰場創傷(shell-shocked)。有時我們的說故事活動中,可以看到陪伴孩子來的父母極度緊繃,在離(加薩)邊界極為遙遠的旅館裡,縱使十分安全,他們仍要整場拿著步槍在手上,因為曾親眼見到其他孩子被屠殺,他們自覺需要保護孩子。

有時候在讀兒童故事給孩子聽的時候,哭泣的是大人,孩子擁抱安慰他們,彷彿孩子變成了「父母的父母」,有許多極度感動的經驗,奇特而極致。許多時候可以見到青少年扶持著成年人,就好像在這些年輕人之中,能找到已經失落的樂觀精神。

有些長者也用他們的方式支持所有人,例如在一個被屠殺的猶太人聚落吉布茲(kibbutz),有一位99歲的老人,當周遭發生激烈的戰鬥與殺戮時,他寫詩,事後把詩送給人們,詩中關於這件可怕的事情,但也帶著希望與反思。這位經歷過納粹大屠殺(Holocaust)的99歲老人,透過詩,找到安慰周遭年輕人的力量。

寫字,在內心打開一扇門、穿越黑暗

報: 身為一位作家,在這個時刻你有寫下一些東西嗎?

凱:我一生都在寫作,一個簡單的方程式(equation):事情愈糟,我寫愈多。我在服兵役時──在以色列滿18歲就需要強制進入軍隊服役3年──最好的朋友在我手臂中死去,之後,我開啟了寫作生涯。

我是一個很差勁的士兵,因為父母總是教我批判思考,但在軍中不鼓勵批判,所以我惹了不少麻煩。我最好的朋友在非常重要的電腦單位,他說你數學很好,我可以把你弄來電腦單位,我們每次的輪班時間很長,超過24小時,某次他在輪班時,處在非常困難的情緒狀態,開槍自殺。我發現後送到醫院,他還是死了。之後我便必須在朋友開槍自殺、我發現他屍體的辦公室獨自漫長的值班,這使我陷入非常困難的情緒中。

我的因應方式是,開始藉由寫作來逃避身處的環境,值班時我會想著我不在這裡,我在台灣、我在騎著龍、我在看著夕陽⋯⋯逃離到想像的世界,是我從納粹大屠殺倖存的父親身上學來的。他總是對我說,當被困在你不想要待的地方時,你的心中總會有扇門,打開門,總會有另一個房間,如果在牆上找不到,去你的內心找。這引領我進入創作與書寫的世界。 對我而言,寫作帶來與現實的連結,同時又像是在你與現實中間的保護傘,我有時會形容為車子裡的安全氣囊,當現實太超過了,安全氣囊能保護你。所以一旦人生遇到困境,我就寫字。

但是我得說,自從戰爭爆發後,這是我第一次寫不出任何字。慢慢的,我停止用腦思考,而是從膽、從胃裡面生出情緒,跑出一些念頭。過去幾週,我心膽俱裂、身體麻木,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只能忙著求存。看著每天的火箭攻擊、幫助人們⋯⋯我幾乎失去所有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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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戰火、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
凱磊於特拉維夫(Tel Aviv)的住家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視訊截圖/張子午)

許多時候在說故事時,你會感到與某人有特別的連結。我遇見一位年輕女孩,她大約15歲,父親把她與母親鎖在房間裡,一個人在外面與恐怖分子搏鬥後,被殘酷地殺害,她最好的朋友也在那次的攻擊被害。我與這位女孩留下社群軟體帳號,然後我試著用WhatsApp為她上寫作課,讓她可以寫下自己的感受。我寫下一段文字給她──這是目前為止我唯一寫下的東西:

〈生命的印記〉
現在閉上你的眼睛,試著停止憤怒。試著停止正義怒火燃向那些應得之人。閉上你的眼睛,然後在一個片刻中,純然感受痛苦。遲疑、困惑。感受憂傷、懊悔。你仍有整個一生,去處決、復仇、清算。但現在,就只是閉上你的眼睛向內看,像是盤旋災區上方的衛星,搜尋生命的印記。即使被奪走了許多──但你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受傷、淌血、恐懼、沉浸在悲傷,但仍是:人。深呼吸,試著想起這樣的感覺。因為你知道從現在這一分鐘起,當你再次打開雙眼,這些都會過去。

這段文字想表達的是,當我們陷在生存、復仇、自憐等種種情緒時,去看見每個人內在的人性。這很困難,因為當下人們活在現實的世界,而非自己的內心。每一個念頭,都是實用主義的:我們要轟炸加薩、我們要買槍、要有更多食物⋯⋯無一關於我有什麼感覺?我在想些什麼?這非常危險,因為一旦不去思考,人們會輕易變成暴風的一部分。群眾的力量、恐懼的力量會引領人們方向,你甚至不會問要去哪裡。 所以在這個時刻,藝術的角色非常重要,使人們不要一味執著於現實。他們需要記得在悲劇以前的時光,在悲劇之後,人性能穿越即使這個世界最黑暗的時刻。

女孩後來在父親的葬禮朗讀了這段文字,這讓我非常感動,因為這只是我寫在WhatsApp上的訊息,但她說這就是想在葬禮上對人們說的。

我們不需要更多憤怒、選邊站,需要務實的解方

報:隨著以色列國防軍發起空襲與地面戰,加薩陷入嚴重人道危機。以色列作家與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對以色列政府在加薩與約旦河西岸的作為,都持批判的態度,如阿默斯・奧茲(Amos Oz)
奧茲是公認以色列在國際上最有影響力的現代小說家,作品深刻描寫以色列不同時空、年紀、性別人們的矛盾與掙扎,並積極鼓吹中東和平,親身體驗1967、1973兩次中東戰爭,於1977年帶領成立Peace Now運動。台灣已出版其多部著作,包括《我的米海爾》、《地下室的黑豹》、《鄉村生活圖景》、《我從妳逃向妳》,以及曾被改編成好萊塢電影的半自傳《愛與黑暗的故事》。
亞瑞・沙維特(Ari Shavit)
沙維特是前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知名記者,一向激烈批判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對巴勒斯坦人造成無可挽回傷害;另一方面,他也是堅定的愛國者,極為重視以色列與猶太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台灣有出版其中譯著作《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等等。同樣身為作家,此刻你如何思考面對這場衝突的立場?

凱:我認為理解這場衝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下判斷之前,去了解它的複雜性並盡可能吸收所有資訊,這很困難。例如我反哈瑪斯,它需要被從這個區域去除,這個如ISIS般的極端組織不只殺猶太人,在1,400名罹難者中,還有50名泰國工人、菲律賓人、斯里蘭卡人──而他們並非因以巴衝突而犧牲,而是死在哈瑪斯的基本教義底下。

哈瑪斯是一個奇怪的混合體,一方面它控制加薩,另一方面它是伊朗的代理人。哈瑪斯並沒有善待巴勒斯坦人,它不關心巴勒斯坦人,它想的是伊朗;所以我認為以色列的右派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希望哈瑪斯持續存在,只要哈瑪斯勢力強大,納坦雅胡就可以說「我們不能和談」,但如果我們想要有更好的未來,我們就應該移除哈瑪斯與納坦雅胡。

但同時因為哈瑪斯在加薩內部的醫院與社區,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戰事中會有許多許多巴勒斯坦平民受傷與被殺,世界必須伸出援手。而如今許多國家只是選邊站,像是一場籃球賽:我支持以色列、我支持巴勒斯坦。但這無濟於事,我們不需要更多人的憤怒了,我們在中東的每個人已經夠多憤怒與受傷,需要更務實的解方。

例如,哈瑪斯在醫院下方建立作戰總部
自從2005年以來,每一次以色列與哈瑪斯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加薩走廊的醫院都會遭到以軍轟炸。儘管《日內瓦公約》嚴禁軍隊攻擊醫療設施,但以色列主張這些醫院往往被哈瑪斯衝作為軍火庫、地道出口與作戰指揮中心,指控是哈瑪斯違反戰爭罪在先。 事實上,加薩地區的軍民混雜確實屢屢傳出爭議通報,例如在2014年加薩戰爭期間,聯合國難民署派駐加薩的援助團隊,就在聯合國學校的校舍內,發現「來路不明的火箭彈藥庫」。但以色列歷來對加薩醫院的攻擊,卻始終難以提出有效證據,足夠證明加薩醫院已成為哈瑪斯戰鬥設施。 本文受訪者的說法僅為國際可能支援作法的舉例,其引援以色列軍方主張的案例原型,即是日前遭到空襲的加薩希法醫院(Al-Shifa)——在2009年的加薩戰爭中,以軍的戰後檢討報告就曾指時任哈瑪斯總理哈尼亞(Ismail Haniyeh,目前在卡達與伊朗海外流亡)就躲在希法醫院內,並懊悔當時沒能果斷發動斬首行動。 但以軍的報告說法並無法第三方核實,亦無法合理化殺傷醫院平民病患的結果。
,以色列要求疏散平民,因為要攻擊掩體內的哈瑪斯領袖,但醫院不知該把病人送去哪裡的時候,如果西方國家能提供醫療船,將病人疏散到上面,哈瑪斯與以色列就不會在戰鬥波及平民。還有如何確保把物資供給加薩平民,但不落入哈瑪斯之手。諸如此類務實的方向,我們需要其他世界提供客觀的角度,因為在這裡所有人,都無法客觀。

就像你與女朋友吵架,需要有一個人從另一邊說「嘿!讓她跨過那道門、把東西還她」,你需要有人說些有意義的話。所以世界支持與回應應該要務實。我們不需要人們用臉書頁面支持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我們需要的是把醫藥送進加薩,或是為創傷後的以色列家庭提供心理治療。

我們不需要偉大的答案。我們需要小小的幫助、小小的慈悲,我們需要將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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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戰火、以色列、作家、艾加・凱磊、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城內投影著10月7日被劫持的以色列人們。(攝影/AFP/AHMAD GHARABLI)

戰爭與社群媒體的極化性質,讓最易受到攻擊的是試著理解雙方的人

報:當前的事件是否喚起猶太人過去受迫害的記憶?

:10月7日的攻擊事件,使許多人連結起當年東歐的反猶騷亂(pogrom)
從19世紀開始至二次世界大戰,東歐各國陸續發生了針對猶太社群的仇恨攻擊甚至種族清洗。例如1903年發生在俄羅斯帝國的基希涅夫反猶騷亂,暴行不僅震驚國際,更近一步推動「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為全球猶太人尋求庇護之地的政治運動。
,以及納粹大屠殺──人們只因為他們出身的族群而被殺害。當聽見哈瑪斯恐怖攻擊時的錄音,這裡的人們深感共鳴,因為他們不是說「我們要殺死以色列人」,他們說「我們要殺猶太人」。

他們繼續說著,「我們要殺掉所有猶太人」,這重新喚起關於離散(diaspora)的記憶。在大離散時,人們因為族群與宗教被攻擊,而非國籍,這讓政治衝突演變成宗教衝突。

猶太人有著漫長被處決的歷史,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成立,像是一個安全的庇護所,讓猶太人不會只因身為猶太人被攻擊,但10月7日的事件使這個許諾破滅了。我的父母身為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來到以色列時,他們說也許在自己原本的國家有戰爭,但我們再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被攻擊。10月7日一切都變了,這不是以巴之間的戰爭,而是穆斯林與猶太人之間的戰爭。

報:你有巴勒斯坦朋友嗎?你們是否討論現在發生的事情?

凱:首先你必須了解,在以色列的人口組成中,大約有20%是巴勒斯坦人。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的總理納坦雅胡以及哈瑪斯宣傳著一致的論述,就是猶太人與穆斯林無法一起生活,一天到晚指著別人,「喔!你看另一邊不想和平、他們想引戰。」現在這種極端論述變得更強大。看,他們對我們幹的好事;看,他們轟炸加薩⋯⋯。

從許多方面來說,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建立起更好的未來與希望的橋梁,因為他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他們理解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同時也了解以色列人的痛苦。而這樣的身分,反而讓他們現在落入最艱難的處境。

因為以色列的猶太人會懷疑,巴勒斯坦人會不會假裝與我為友,其實想殺我;當他們到巴勒斯坦領土,另一邊的巴勒斯坦人可能會認為他們是叛徒,因為猶太人轟炸我們,你卻不反擊、不支援我們。

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我與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談話,他們常常沉默不語,他們非常小心,深怕顯露出任何同理心──無論對巴勒斯坦人或是猶太人,會使他們遭受攻擊。

戰爭與社群媒體都有極端對立的性質,當兩者結合起來創造出的情境,使得現在網路上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不是挺巴勒斯坦或挺以色列,而是試著理解雙方的人。舉例而言,如果你很好心地撰寫一篇貼文說,我為巴勒斯坦的兒童哭泣、我為以色列的兒童哭泣,他們會將你撕成碎片。

挺巴勒斯坦的人說,你這個法西斯,為什麼關心以色列?關心以色列的人則說,怎麼可以相提並論?他們是恐怖分子。所有的將心比心,現在都是最危險的訊息。如果你是強硬派,如果你說轟炸加薩、轟炸以色列,殺這個殺那個,一切沒問題,但若想談論模糊與複雜,人們就難以忍受。

大部分我認識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都害怕談論,他們不想講話,擔心所說的一切都會被誤解。

在最艱難的時刻,還有希望寄託

報:從歷史脈絡來看,從30年前的奧斯陸協議開始,以巴之間曾有段時間露出和平契機,你曾對此抱持希望嗎?

凱:我非常支持奧斯陸協議,但在現在的局勢中,最大的問題是,過去的衝突屬於區域與國家的層次,當衝突僅止於穆斯林國家與猶太人國家,問題比較好處理,但現在操控巴勒斯坦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伊朗。過去屬於區域性的衝突,現在變成透過代理人的國際性衝突。加薩的哈瑪斯、黎巴嫩的真主黨,他們並不關心自己的同胞,而是接受來自伊朗的指令。

這場屠殺的時間點,跟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無關,而是伊朗為了阻止美國促使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達成的協議。所以當談到解決以巴衝突,如果以前我會說,雙方同意就好,但現在這不是以巴,而關乎美伊同意與否。

現在的情勢中,感覺我們能影響或解決問題的能力愈來愈小。只要伊朗的目標不只是摧毀及屠戮以色列──哈瑪斯與真主黨都公開這麼說,他們還想控制約旦、埃及、黎巴嫩,如ISIS般想建立大伊斯蘭國度、一個沒有自由、在伊斯蘭律法下的神權政治,你我非穆斯林都會被殺,要達成協議非常困難──當某個人說,我不想要你的國家存在,我想把你殺掉。

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如果這場戰爭結束時,我們的區域不再有哈瑪斯、不再有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教義派,而是一個只專注處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不談論宗教與族群的新領導人。

報:請聊聊你對台北的記憶?

凱:我必須公開承認,這是我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我至少見證四場戰爭,還有數打以上的飛彈攻擊、恐怖攻擊,認識的人被殺、子彈朝我射來、炸彈爆炸⋯⋯所有我都經歷過;但過去一個月來的一切,是最慘痛的。

當我躺在床上睡不著覺時,讓自己舒壓的方式之一,是閉上眼睛,想著其他世界我喜歡的所在,有著朋友、無憂無慮。我首先想到三個的城市:紐約、墨西哥與台北。現在如果想要有好心情,我會閉上眼睛想到台北,與我的編輯與譯者,一起逛街、去賣場、品嚐美食、一同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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