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媖智的第二本攝影書，是關於台灣天主教耶穌會高齡神父最後的旅程：他們在自己的世界裡禱告、做彌撒、用餐、復健，期盼上帝來接他們的時刻。

若圖書館功能不只是借書，還可以開放遊民申請社會福利、附設結婚申請機構、引入劇團常駐……那會是什麼模樣？《親愛的圖書館》作者蘇珊．歐琳（Susan Orlean）在調查洛杉磯央圖大火的過程中，開啟了對於新世代圖書館可能性的探索。

大概就是在《百年追求》前後，台灣題材與台灣史的出版進入了逐步豐富與多面向的十年。同時我也日益感受到，以台灣作為本土，既是大家難以否認的共識，但同時有更多歧異與空白需要安置。當「官方說法」徹底失靈的時代來臨，當主體搶著復甦，也是更困難的階段到來的時刻。

作品取材多與自身經驗關聯的深瀨昌久，在日本攝影史上有舉足輕重定位。本文試圖透過其生命背景與富有實驗意味的攝影書《鴉》，帶領更多人認識這位日本攝影代表人物。

從統一的教科書，到凋零的人文社科圖書，隨著中共百年黨慶來臨，中國的言論與出版風景只能往後躍進。「那是30年前，我們小時候都不會去讀的老掉牙的課文」、「現在要出書，如果作者是台灣人、香港人，簡直是『查三代』」⋯⋯而賣得最火的「紅書」，在豆瓣網悉數被設置為「禁評」。

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指出，多少「中國史」力圖把東亞大陸的過往全部吞下，視為中央支配的大一統體系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身為滿洲後人，他認為應該用「內亞史」的角度來看滿州、新疆、西藏、蒙古，重新理解「中國」的各種定義和框架。

回顧這些我曾閱讀或共事過的經濟學書籍、作者，頗能標誌出時代特質，像是被視為搖滾巨星般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或喊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的祖博夫。最近，批判與檢討台灣央行政策的《致富的特權》再次「拯救」了我...

4月底，台灣作家楊富閔的小說集《花甲男孩》在波蘭出版，傳達出年輕世代、台北之外的台灣，是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作者發現出版社把書放在「中國文學」分類下。我們該如何避免、扭轉這樣的錯置？並建立屬於台灣、又能引起國際共鳴的敘事？

第一次見沈公，我宛如見到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例如「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有了直觀的機會。

台灣要在外國建立文化形象，需要投資，要找對人做、找對方法做，不然只有反效果。台灣可以怎麼為台灣文學的外國翻譯、編輯的水準把關？建立自己的英文文化資料庫是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