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了新聞十數年，到世界最偏遠角落採訪，到最後要回答的真正靈魂拷問，是關於自己的原生家庭。」香港作家、記者譚蕙芸在新著《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中的領悟，正適合作為此書的註腳。

在新書發表會上，譚蕙芸感嘆：「華人家庭真是個邪教啊。」引來共鳴的笑聲。「外面的人不知道裡面真正的互動。大家一起表演一個得體的樣子。我也給洗腦⋯⋯我爸用他的方法去愛我。但是你在裡面，怎麼去評價這件事？」

譚蕙芸從觀察社會的記者，反身凝視家族傷痕；她自揭家族封印──哥哥多年的思覺失調症、父母對病的否認與隱藏、她的失落與憂鬱。書中敘說的不是一個香港中產家庭在第一波移民潮中、移居加拿大之後的美好故事，也不是關於「會考狀元」的長子、在上大學之後患了思覺失調症的不幸；而是這個家庭如何、為何把這個生了病的兒子藏了30年的診斷之書──體面的中產家庭背後，藏的是什麼？

此書如同穿越家庭沉默、疾病汙名、社會禁忌與心理創傷的社會行動，就像她的記者生涯筆下的無數文章，總要在社會中丟下一顆石子，讓影響力漣漪藉文字盪開。

「這個家就像一把鎖，鎖住了哥哥的病，也鎖住了我的沉默。」

誰是譚蕙芸？關心香港的台灣人對這個名字必定不陌生。她曾任職《明報》、有線電視新聞台，現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2019年譚蕙芸曾在Facebook上持續書寫動盪香港，她天天出門、選一個角落記錄，不間斷地寫了4個月。「我們是那時候被圈粉的，」擠滿台北書店「飛地」的聽眾這樣說。《家鎖》的「全球第一場」發表會選在飛地，與店主、同樣來自香港的張潔平對談。

2020年，譚蕙芸突然由大歷史書寫中消失；後來隱約說是「去加拿大帶家人回港」，社群媒體上偶爾透出疲憊。

譚蕙芸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解釋，在疫情肆虐全球之際，老父在加拿大中風了。她放下動盪中的香港，飛到多倫多，看到在疫情中幾近失能、傾圮的家庭。「家事占據我的精神容量，超越香港發生的歷史大事。香港有許多人一起經歷，但我家的事，只有我一人承受，」 她說。

「我曾幻想自己只是他人的記錄者，但當我回頭看，自己已站在崩塌中心。」

回到她度過大學時光的多倫多，她面對的是中風的父親、失智的母親、思覺失調的哥哥。譚蕙芸赫然發現，她是「這間大屋中唯一一個健全人」。那時，她渾然不知一場完美風暴已然刮起，「只是以孝女回家拯救患病家人」的心態拚搏。

她認清全家要活命，就得搬回香港──老病三人如何能獨力度過加拿大大雪紛飛、零下30度的嚴冬？但是，家庭權力中心的父親不願回港。她猜測：「回流香港」代表某種程度的「認輸」？或者留加就不需要讓親友知道兒子患病？

但最難的，還是早已停藥的哥哥，若不治療，可能連飛機都上不了。他不刷牙不洗澡，於深夜遊走。譚蕙芸寫著：「我嘗試凝視這位親人眼睛最深處，他已經神遊太虛」；有時跟著他出門遊蕩，看他摘下鄰居鮮花，坐在另一家人的花圃裡。他盤腿席地而坐，她在他正前方坐下，跟他說話，他沒有答話。

疾病吃掉了她親愛的哥哥，他人生最菁華的時光，都被父母藏在屋裡，成了完全缺乏社會化的中年男子。有時衣不蔽體在大屋裡行走，「看到這一幕，對我是很大的創傷。」

「家庭這隻巨獸，對居於裡面的成員，往往同時滋養又同時傷害。」

即使世界因疫大亂，譚蕙芸日夜只能為家人打理回港事宜。記者辦事利索，包括幾經波折，為哥辦回他撕毀的就醫證，她開心極了，卻犯了父親大忌：小女兒竟已比老父能幹。

如同病了的父親堅持開車，譚蕙芸說太危險，她絕不上他開的車，但不辨安危的母親柔順地上了車。小女兒自顧自走去搭巴士，父親罵：「妳反我嗎？」這幕像是個隱喻，只是當時無人知曉。

譚蕙芸自此展開「小女兒的反叛」，成為家庭權力結構的破壞者，只為家人能平安返港。但她低估了在加3個月與家人共處、並打理30年細軟的難度。她瘦成「火柴人」，除了耗盡心力之外，失智的母親下廚備餐的分量少到她總是吃不飽。她沒想過在自己家竟然要捱餓，在許多處理一連串危機的晚上，她是空著肚子上床的。

家庭巨獸幾乎將她吞吃。譚蕙芸上網找諮商求救，決定搬離大屋、住進旅館，與家人拉開物理距離，才能在糾纏不清的華人家庭關係中，劃出界線。

她得先活下來。

「即使這個家庭的命運已經沒法改變，但只要把創傷一一記下，一切苦難才有價值。」

在極度痛苦中，她動了寫書的念頭。「三個只剩一口氣的人，把剩下的力氣拿來踢我，好痛苦！那時，我就想：我遲早把這些寫出來！」新書發表會上眾人大笑。把幾乎要死的痛苦，說成記者小女兒拿起詮釋權之劍的復仇記，這是朋友口中的譚氏「惡趣味」。

真正推著她把一切寫成18萬字、500多頁《家鎖》的動力，是「強大的孤獨感」──是她作為精神病患家屬兼記者，卻被父下令噤口的孤獨，也是她看到許多病友家屬的孤獨。

「妳切記不要在報紙上寫妳哥患病這件事。」這是權威父親當初對30歲的記者女兒下的禁令。多年來，她寫了許多精神病患及弱勢者的故事，卻無法說出家中真相。寫書也是為了點一盞燈，為自己、也為在這黑暗路上的人：嘿，你們不孤單。

「作為記者，能夠在全香港讀者面前公開書寫『精神病』三個字，猶如一種解放。但讓我痛入心扉的是，我可以在公共領域書寫一千次『精神病』，回到家裡，卻要三緘其口。數十年來，『精神病』三個字如同我家的『佛地魔』式禁語。」

疾病汙名、與父權的搏鬥，譚蕙芸不時以「界線」這個的西方心理學概念對抗華人家庭的牽絆夾纏；但她又得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因為家庭價值像是個魚缸，我們是活在水中的魚，並不覺得水的存在，而讀者也是；「吐槽太過，你就踩了地雷。」

就是這些傳統觀念，讓善意變成傷害，諸如：回到香港，旁人總說「照顧是福氣」、「我們沒有怨言」，都讓她撇嘴。Facebook上，看見她參加照顧者活動，都成了她的人類學觀察：照顧者幾乎覺得抱怨是罪，你必得無怨無悔。社工發下畫紙讓照顧者自繪，全是笑臉，都是「正能量」，譚蕙芸忍不住說：「畫一滴淚可以吧。」

「最有效回應創傷的方法就是重整事情真相，公開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歷。」

對自己「誠實」、對世界「誠實」，幾乎是譚蕙芸的堅強信念。「承認真相」是家庭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她說。

「我想還給哥哥一個公平。他，不等於他的病。」看到街友，她會想：「我哥差一步就會那樣。」大屋囚禁了他25年、人生最好的時光，即使常來家裡走動的親友，也全然不知道他的存在。「誰不想要有個正常的家。」「19年沒有一張全家合照。」譚蕙芸在採訪時、在新書發表會上垂眼望地，喃喃說著。

「這個家庭裡面沒有一個是壞人，但最後所有的人都受到傷害。」

要客觀地書寫近身的事很難、寫自己家的創傷與汙名更難。但是她必須寫。但面對家庭禁忌，如此近身而灼人，該如何書寫？

譚蕙芸曾在一場線上論壇中說，關於家族書寫，在情緒最壞的時候，千萬不能寫，這個時候寫出來的東西，絕對是滿紙「嘔吐物」，你得沉澱、穩住自己，才有辦法寫出對人有用的「營養奶」。「我如果要吐苦水，就去找諮商師」；但文字「嘔吐物」如何變成「營養奶」，她得找出正確配方。

她說，她教學生新聞寫作有個「10-year test」：寫出的文章不會讓10年後的自己後悔？「這原則是我發明的」，許多好記者寫出10年後自己都後悔的文章，她絕對不犯這種錯誤。

所以，2020年動念、2024年動筆。讓時間當酵母（當然，還有心理諮商與精神科藥物），終於將她的情緒嘔吐物，變成給讀者的文字營養奶。讓私領域家事具有「公共性」，是她念茲在茲、不停拿來嚴格檢視自己作品的量尺。

寫作策略上，不能只是「小女兒」的視角，她的「記者」角色必得出現，要為當年的家史翻案：一是將家庭放回更大的時代脈絡與華人文化的框架中；二是找出客觀見證人，為她指認「那個關於我原生家庭的災難現場」。

「原來我不是被家選中的那個人，但當家崩塌時，我卻成了唯一還站著的人。」

她不想把責任全推給做出「藏子」決定的爸媽，因為他們「不懂得」。她以記者本能，看清1935年出生的那一代知識人，相信學歷就是一切、服從父母的家庭價值，以及華人社會的面子文化，加上當時對精神疾病尚一無所知的中學、大學校園，每一個環節的錯失，造成了這場「完美風暴」。書裡以「recipe for disaster」形容。

「人都有盲點，我也不相信自己。」記憶不可靠、被圈在傳統下的思維也不可靠，所以她得找出當年哥哥生病前後的證人。

她在Facebook發出尋人啟事：是否有人認識在80年代尾、90年代初就讀XX中學的校友？網路大神果真讓她找到了線頭，追索至哥哥中學、大學舊友，見證哥哥在大學時由文靜青年因學業壓力而崩潰的過程。還有人傳話：那時「你哥哥是書呆子，你父親是獨裁者（Your brother was nerdy; your father was a dictator.)。」這描述殘忍卻真實。

「我哥病了這麼久，與世隔絕數十年，有時我都懷疑，這些是不是自己幻想出來的情節。但第一次，有一位第三者，從時光隧道裡回來，告訴我那個當初，一切有因有果。」

友人回述的「災難」現場，許多細節是同住一屋的譚蕙芸都不知道的：哥哥發病、赴加後打電話回港求救──他想回來，得有人收容。許多朋友都收過哥的半夜電話。同學H甚至在電話中與譚父交涉：兒子想回港，父親怎麼想呢？父親客氣地表示無能為力。同學M更說，幾位同學在哥哥移民前，擔心地與譚父說：「放手一點吧，給兒子一點空間。」

譚蕙芸說，移民後的孤立、中產家庭的經濟優渥，才能讓長子無所事事地病了近30年。

作為此書最早的讀者之一，張潔平說，譚蕙芸的「女兒、記者、社會改革者」角色，三位一體 、高度一致：記者專業包含詮釋、理解的技巧， 應用在家庭變革、如解剖刀一樣剖析這個典型的香港中產家庭；即使作者並未刻意，但此書隱藏的暗線是微觀的香港史。

寫書掌握話語權，對家人公平嗎？譚蕙芸說，她請教過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倫理的教授，確定出書的倫理原則：不公布私人的醫療細節、不出現家人的臉孔、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糾葛都擱下。

「我不敢太赤裸，也不能太卡哇伊（日文：可愛）化，」譚蕙芸在專訪時說，照顧就是把屎把尿，老人不是可愛的大baby，許多記者面對弱勢者常常「過度補償」，為了彌補汙名，就將許多不堪刷上了玫塊色；她誠實描寫一個不就醫、不吃藥的精神病患是什麼模樣，「不是羞辱他，而是警惕大家。」

每一頁都可以看出書寫者的刻意節制。張潔平說，這樣的家庭劇碼是可以寫得很灑狗血、很窺私欲的，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帳本，但《家鎖》是寫給公眾的「大帳本」，肯定有「小帳本」妥妥收著不足為外人道的糾葛。

「病人照顧病人，是一種重構倫理的開始。」

如今，在記者身分之外，譚蕙芸加了照顧者的新角色。但其實，要不要踩上「照顧者」位置，常理看，譚蕙芸有三種選擇：一是如父親所願：他要在加拿大「大屋」中老死，她回香港照常過日子，沒有人能責怪；二是，辭掉中大教職，回加全職照顧三人；三是，在疫情中，夾帶三人與大批家當，在移民潮中逆流回港，用盡氣力，讓三人再度與世界、人群接軌。

中大教職一直是譚蕙芸的生命重心。她說，沒可能辭職，因為在父親心中，女兒能在大學任教，是多有面子的事；一旦沒了教職，本來發言分量只有10%的小女兒，只怕要低到塵埃裡了。「辭職，我還有生機嗎？」

把三人留在加拿大，她想像過：唯一駕車的父親已無法開車，等於沒有腳、出不了門，「他們又拒絕去住院舍（機構），」最後一定是報上寫的「人倫慘案」。這樣的終局，「我不擔保我自己可以承受。」

所以，在香港二次移民潮中當逆流的鮭魚吧。回港才是另一場家庭戰役的開始。

「我實在太天真。那時，或許我做的已超越一個女兒的範圍⋯⋯不健康的家庭狀態，其中一個徵狀包括『家庭角色混淆』，例如女兒把父母的重擔揹在身上，或女兒想化身父母解決家庭困難。」

書裡最常出現的語氣就是「沒想到」、「如果早知道」、「我低估了」。把兩老一病在加拿大數十年形成的「超穩定結構體」，從大屋裡拔起，移回香港，是冒險之舉。「我的三名家人合住時經常吵架，但分開了，又不能獨立運作，這就是過於黏膩糾結不健康家庭系統的癥結。」

讀來最慘烈的一段，該是要讓毫無病識感、數年未就醫的哥哥，在港如期到醫院回診。譚蕙芸說，寫到這段時，她邊寫邊哭。

病發的兄長癲狂拒絕就醫，大吵自己沒病，還說「有隻狗給我落了降頭」，她只好報警。但到場的救護員禮貌地告訴她，依據香港法令，若哥拒到醫院，除非患者有自傷、傷人之虞，否則他們無權強制送醫。

譚蕙芸當下就決定「把自己奉獻出來」，做哥哥的肉靶子。她挑釁哥哥，「我哥一如我想像，立馬動氣，伸手跟我拉扯。」那畫面即是大塊頭的中年男子推撞瘦弱嬌小的女子，「我雙手皮膚被抓得通紅。」

她內心喊著：「哥，不可以再浪費時間了！」30年青春已經虛擲，她不忍，就只能高舉紅腫的雙手給在場的警護人員看，說：「大家看到吧，他推撞我。」

大家心知肚明她打的什麼主意，但一個大學老師必得演這一齣，才能「合法地」讓家人強制就醫，「是不是很荒謬？」哥哥如野獸般吼叫，憤恨妹妹的背叛。譚蕙芸放聲痛哭，「為哥哥哭、為這場面哭、為自己哭」──父母過去30年不忍心做的事，今日由小女兒狠心代勞了。

照顧三人之路，充滿未知與指責。「我每一刻都在動搖。」譚蕙芸說：「幸虧我就是不知道後果會如何，才做得了決定。」結果，「狠狠給命運教育了」，她也得了「情緒病」。她自嘲，以前是囂張跋扈的記者，現在可以「身段放得這麼低」。

在新北市小小書房與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孫秀蕙對談時，譚蕙芸對讀者強調自我照顧太重要了：錢不要買包了，拿去心理諮商還比較划算。

「文本會自然帶領作者和身邊的人經歷神秘的旅程。」

書打開了家庭之鎖，不見光的祕密終於藉著文字攤在陽光下。

這段旅程超出她的想像。她在Facebook寫著「文本倒過來改變了我的人生，還是我採訪生涯數十年來第一次遇上」──如果不是要寫書，她不會想要看封在箱子裡的哥哥的畫作。創傷太深，她無法一人面對，還找了哥哥的朋友一起開箱。

她看不懂哥哥那些拼貼、線條、及魔幻文字，「但當記者好處就是認識的人多，」她請藝術家白雙全為她解讀哥哥的創作，未知這一舉動帶來蝴蝶效應。

就在書成、付梓前一個月，白雙全捎來消息，哥哥的幾幅作品竟然入選2025 Art Basel Hong Kong（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這是全球知名的藝術展！Oh My God！」在新書發表會上，譚蕙芸掩不住激動，「我從來沒有去過，裡面的畫是賣港幣幾千萬的那種。你要知道，我爸以前都是把這些畫，連同我哥一起，藏在盒子裡，就像隨時要送去堆填區（垃圾場）一樣。但現在它在VIP門票1,888港幣的Art Basel？哇！我們兄妹倆還在會展中心合照，」譚蕙芸說，「簡直神蹟一樣的。」

哥哥握起麥克風說他的畫，眾人專注聆聽。這畫面對妹妹意義重大：他做回一個人的模樣了。

她馬上告訴編輯，她得再寫。書有了新的終章。

30年不對外人說起兒子的老父，現在會指著客廳裡兒子在巴塞爾藝術展領獎的照片，說：「這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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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來的空白已經過去，我們重新建立新的記憶。」

譚蕙芸說，「現在是我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候，老天對我有恩情。大概老天看這本書太黯黑了，送來happy ending」。

「我一直很不快樂。同事說3年前看我走路，風都是憤怒的，」譚蕙芸說，旁人都以為她的那股氣，是記者的憤世嫉俗；其實，是內心的斷裂──她長期為弱勢發聲，但對家庭祕密「要一起去隱瞞，多一句話都不能講，實在太分裂」。

書寫完，分裂的人格統整，怒風變成春風，「我終於體驗到整合之後那種⋯⋯回春！」

寫成《家鎖》是譚蕙芸的驚奇之旅，回望半世紀家族史，以全新眼光理解彼此；重要的是「再沒有不可告人的祕密」，修補裂痕，九旬父母在新居重拾與人群互動。

但她仍然說：「我不是忠誠的家人。」這話頗堪玩味。「親情不是這本書的formula」；解構權力、「安頓父權」之後，一切復原才能次第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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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蕙芸希望，《家鎖》能喚醒父母對傳統家庭價值的反思，也讓更多人理解精神疾病家人的苦處。每一宗登上報紙的悲劇新聞，對她而言，從來都不是陌生故事，而是驚心的潛在投影。

厚重《家鎖》捎來重要訊息：家庭創傷可以變成公共療癒的湯藥。如同香港大學社工系教授吳兆文等人在序中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