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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侷限的城市裡,側身前行──專訪《一念無明》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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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無明》香港|2016

獲2016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黃進)、最佳女配講(惠英紅)

黃進,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2012 年以短片《三月六日》提名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並贏得IFVA 公開組金獎、鮮浪潮短片節公開組最佳劇本等獎項。2014 年以《一念無明》劇本獲創意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資助,得以開拍首部電影長片。

與兩個陌生人在茶餐廳裡併桌,用完一頓道地的港式醒晨早餐:絲滑奶茶、炒蛋、火腿湯通粉。再從港島灣仔搭上一輛開往九龍的101號雙層巴士,「嘟」了手裡的八達通,步上台階到達巴士頂層。臉貼在窗邊見識司機技巧高超的連人帶車駛上銅鑼灣高架陸橋,開在不寬不窄、沒有半點餘裕的車道上,卻悠然自得如鯨魚在大海,游過腳邊竄起直衝天際的高樓,轉彎、前行。
對外地人來說,這雲霄飛車般的場景,是香港居民再尋常不過的通勤路線。我們在日復一日裡的這日,隨著巴士穿過紅磡海底隧道,跨往海的那一邊,抵達黃進與我們約定的碰面地點:土瓜灣。
一個月之前,在一場金馬影展為入圍者舉辦的茶敘上,初見《一念無明》的導演黃進與編劇陳楚珩。那時,港媒的關注大多落在主角余文樂、曾志偉不收片酬拍片的話題上;距離黃進在金馬頒獎典禮對著編劇女友說出動人謝詞「劇本是電影的靈魂,妳就是我的靈魂」、被各大媒體展開閃光不斷的爭相報導,也是兩天之後的事。
在那個什麼事都還未發生的下午,周圍一片寧靜。兩個未滿30歲的年輕人,帶著早班飛機的睡眠不足,趁著茶敘結束後的空擋用著午餐。在我遞上名片準備自我介紹時,他倆欣喜的對著我說早在香港電影圈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報導者》,我們隨即相約在下榻飯店裡進行第一次採訪。那日相談甚歡卻可惜時間有限,訪談結束時我順口預祝黃進拿獎順利,只見他一派輕鬆、沒有客套地笑說:「希望演員可以得獎,我無所謂啦!入圍已經很好了。」隔日的金馬頒獎典禮,黃進上台領走「最佳新導演獎」,瞬時成了鎂光燈焦點。
一個月之後,為了貼近他們創作與成長的土壤,我與攝影師飛抵香港赤臘角,坐上這輛開往土瓜灣的過海巴士。港人以「過海」來形容從維多利亞港的這一邊移動到另一邊,連結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方式並不只紅隧一途,還有東、西區海底隧道以及地鐵與渡輪可選。即使距離相隔不遠,仍常聽香港朋友說起兩地居民若非工作或特別因素,大多時間鮮少跨足。
黃進與陳楚珩,各自成長在海的兩邊。
「港島有一條電車,一邊是山、一邊是海,很簡單,我看到電車就有安全的感覺。」
「九龍雖然比較複雜,可是我在那裡很自在,我可以馬上知道哪裡是旺角、哪裡是觀塘。」
港島東邊有個電車到不了的小西灣,那是黃進從小到大的居住地,「我從小是左撇子,幼稚園老師要我改用右手,我不願意,我爸就說:『哎啊!那不要讀了。』然後我就在家了。直到6歲上小學前都是我媽教我寫字。我小時候很安靜,但會問一些很古怪的問題,也可能是沒上幼稚園,讓我有點不太懂跟別人相處,到現在也一樣。」其實黃進的性格就像「打直球」,往來簡單直覺,沒有太多的繞路,與他所描述的港島十分相似。
相較於笑說不知「尷尬」為何物的黃進,身旁的陳楚珩則像是加裝了好幾組細密複雜的感知天線,把黃進漏接的也一起接收。「我很快就會發現在場的人有一些想法,然後就覺得我需要去處理。我太敏感了。我們都覺得他在拍片時很厲害、很冷靜,我比較適合當編劇,因為文字我只需要自己躲起來寫。」生活圈不離九龍與新界的陳楚珩,與黃進在香港城市大學裡相識,因著電影的連結,從同學一路成為工作上的夥伴、生活裡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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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攝影/余志偉)
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攝影/余志偉)
當聊起成長背景,他們不約而同的用了「typical(典型)」來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這詞彙意味著沒有太多特別,也非例外。然而,他們共同完成的電影《一念無明》,從故事本身到拍攝過程,都在所謂的「典型」之外。
電影裡的一家四口,兩個逃離兩個留下。逃離的是父親與長子,留下的是獨自照顧久病母親的小兒子阿東。家門裡,照顧和被照顧者的窒息無力,讓他們相愛卻也在精神上彼此相殘,悲劇走到中場是理智斷線,阿東意外之下結束了母親的生命;家門外,冷眼的人們嘴裡不說心裡都想著一樣的事:那個患躁鬱症的,快把他扔進療養院(就可以當作一切沒事了)。
「其實做一個混蛋很容易,搞不定的,就撒手不管。」向來不管事的父親,終究懷著歉疚把阿東從療養院裡接回家生活。兩人擠在窄到喘不過氣的劏房(香港用語,指分間出租樓宇單位)裡,父親夜裡想著睡在上鋪的兒子究竟痊癒了沒,枕下藏著戒慎恐懼的防身武器。只是那防得了身的,卻也成了切斷信任的利器。最親近的家人,以笨拙的愛意互相刺傷,不斷重修「相愛」這個複雜難解的人生課題。
《一念無明》劇本靈感來自陳楚珩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由一樁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啟發,呈現底層小人物的艱難處境。不只探討醫療照護、心理疾病與住屋問題,更凸顯出冷漠疏離擺在這座悶熱擁擠的城裡,是如此的諷刺與顯眼。「我希望能讓大家看見這樣的香港,因為看見了,可以讓人去想還能做些什麼,然後繼續走下去。」陳楚珩說。
黃進也有感而發:「很多人會問我們是不是家庭或精神狀態有問題,所以才寫這樣的故事。人們會預期你一定是這樣的人,才會關心這樣的事,但不是這樣的。就像很多人支持同志平權,並不一定同志,而是我們相信這個世界這樣比較好,這是價值觀。如果我們都只為自己說話,並不能團結起來,運動也大不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想清楚我們想要怎麼樣的城市、怎麼樣的世界、怎麼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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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無明》劇本靈感來自陳楚珩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由一樁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啟發,呈現底層小人物的艱難處境。(高先電影有限公司提供)
《一念無明》劇本靈感來自陳楚珩對香港社會的觀察,由一樁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啟發,呈現底層小人物的艱難處境。(高先電影有限公司提供)
這部縮影社會現實的劇本,獲得了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200萬港元資助,更吸引3位優秀演員的加入。飾演父親的曾志偉是最初確定的角色,劇本隨後也打動了余文樂,讓他挑戰演出患躁鬱症的兒子。他們以票房分紅的方式代替了片酬,給予年輕導演最實質的鼓勵。飾演母親的金燕玲因著對曾志偉的信任,在一通電話邀請下答應演出,金馬獎的入圍酒會上,曾志偉笑說:「我是跟她說拍這片會得獎,她才來的。」金燕玲憑著動人真切的演技感動了評審,果真讓她拿下「最佳女配角」。
演員與資金都到位了,他們卻沒有太多時間。
在香港,一部電影30~40天是最基本的拍片天數,黃進掂掂了手裡的資金,最後僅以16天將它拍攝完成,是超乎想像的非典型。面對高壓的拍攝狀態,劇組團隊在限制裡尋找可能的出路,與劇中的角色處境不謀而合。
「拍的時候覺得很辛苦,很多東西都不能做,沒錢做這個、沒空間做那個,但這些限制加起來,卻發展出一種風格,成了這個電影的命。我很珍視這部電影的生命與它成長的過程,雖然這對工作人員是很困難的挑戰,所有東西都要很efficient(有效率),對演員也是,尤其是阿樂(余文樂),他的行程很緊,戲又很多,他在一個非常極端的狀態下做表演,我非常非常的感謝他,他是非常專業的演員。」黃進說。
當新手導演遇上資深演員,黃進形容自己更像是參與了一場拳賽:「他們的演出有很強的即興感,像在打拳,看對手怎麼做,然後反應自己,拿自己真實的經驗與情緒跟角色交換。雖然演出有時與我們原本想像有一點不同,但那是更有機的表演。而我的工作就是看著那場比賽,去找到他們身為一個演員與角色之間的共通點,一邊修改規則,讓拳賽再更好一點。」
對演員來說,幸運莫過於能遇上一齣好劇本,對導演來說更何嘗不是。陳楚珩從劇本創作初期,便與黃進維持密切的討論,他們擁有一致的目標,並盡可能將它達成。雖然拍攝過程中為了現實考量,難免調整與刪減,陳楚珩說:「前輩都說劇本在交出去的時候死第一次,開始拍的時候就死第二次。」黃進此時笑著接話:「剪接的時候又死一次,死很多次啊!」即使學校裡學得紮實的電影理論,當拿到真實拍片現場時,起初還執著於抱著劇本屍體的黃進,也必須自我調整:「沒人能完全控制『電影』,因為『人』會在裡面起化學作用,如果你在找一個理型、只有一個版本的話,就會很痛苦。雖然心中還是會有一個理型在,但到現場時會去觀察還能做什麼,找到新的可能。這是我很大的學習。」
當劇本經歷重生,陳楚珩見它最終呈現在大螢幕時,感動的說:「這是第一次有這樣的好演員去演我寫下的劇本,演員真的很重要,透過他們的演繹可以把文本變成活的。創作很辛苦,可是這個時刻會讓我覺得好想繼續創作。」
雖然距離正式放映還有一段時間
台灣於2017年4月初上映
,結束金馬行程從台北回到香港後,他們首先展開了一連9場的特別映演,收到本地觀眾許多正面迴響與共鳴。然而,問起他們在電影裡是否有想做卻沒能達成的?他們心中確實有些未竟之事。
當初為了使劇本更貼近真實,陳楚珩走訪精神科醫生與看護志工,做了不少研究,關於這些她希望能說得更深:「我寫劇本用了2、3年的時間,可能太想貪心的去呈現各種問題,卻沒能更深入的去探討任何一個。例如有些觀眾看了會以為是不是不吃藥了就會發病,我在寫劇本的時候沒有發覺,現在去看會覺得應該說得更深入。我很想再多說一點關於情緒疾病與康復,這些在劇本裡沒能寫到,後來放映時也很少有機會再提,這是我的一點遺憾。」
對於創作很有意識的黃進也坦言地說:「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這部戲是很efficient(有效率的),多講一點點也沒有,每場戲都是有功用的,可是少了一些可以放鬆、留白的空間。我們現在只能夠做到這樣,但如果我們有多一點時間與資源,也許我們可以把故事說慢一點,說一些細小的東西,現在有點太剛好。」
其實,以如此有限的條件,他們已嘗試了最大的可能,透過「電影」這個藝術媒介傳達所信仰的價值,這都是我在《一念無明》裡所看到的最大誠意。正如黃進說:「我相信『電影』這個藝術是給所有人看的,因為它最接近你的生活經驗。做電影就是做人啊!你的性情、選擇與價值觀,全部都在裡面,騙不了人的。」
「我們這輩子都會這樣子去做吧!」陳楚珩接著說。
走在土瓜灣的街上,黃進帶我們鑽進巷子裡的一棟工廠大廈,搭上貨梯直達天台的秘密景點,瞬間視野開闊。他手指著遠方一棟樓的屋頂,告訴我們那是電影裡曾出現的一幕場景。陽光照著腳下街道長出的低矮舊屋,前方拆掉許久的啟德機場還是一片平地,而更遠的高樓已經蓋起。
在這座高轉速的城市,一不留神就被捲進漩渦裡。儘管路窄難行,黃進與陳楚珩仍試著慢下腳步,並肩而去。
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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