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做的一切目的都是為了防止孤立發生。」 ──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創始人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

談到啞鈴殺父案，郭可盼認為危機在更早之前就出現了。她說，這個家庭除了就醫服藥，還有使用哪些資源是個問號，另一方面，被告母親承擔照顧和經濟重任，即便有其他資源選項，也根本騰不出時間和機會；而有思覺失調症的父子長期困在家中互相照顧，反倒造成更大壓力，致使病情惡化。

（延伸閱讀：〈國民法官首件精神疾病患者殺人案──法庭之外，未解的旋轉門效應與真空的社區支持系統〉）

目前體制對危機的認定是有「自傷傷人之虞」，但敲敲話重新思索精神危機的定義，認為相關資源應該更早介入案家，只要當事人和照顧者的互動緊張或衝突，就是一種「關係的危機」。郭可盼說，「照顧者負荷過大，有些家屬會用『共病』來形容，當事人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可能家屬也會有身心症狀或是精神官能症。」

對於此案交由國民法官審理，敲敲話個案管理員葉雅欣感到擔憂。她認為，大眾對於精神疾病仍抱持相當的恐懼，且這個家庭與親戚關係淡漠，幾乎完全孤立，把事件搬上公共檯面恐造成二度傷害，加上大眾媒體的高度關注，被告得面對輿論反覆指責他是殺父凶手。葉雅欣說：

「被告可能只能不斷認罪跟痛苦，沒辦法應對法律上講求的證據和時序。對他們（鍾男和鍾母）來說太遠了，都還在那個傷痛跟感受裡，或是孩子的精神混亂裡。有人會說這是個社會教育的機會，但也不應該踩在這些人的傷痛上。」

顧慮其來有自。思覺失調症不只是一般大眾心目中最害怕、未除魅的精神疾病，也是醫療或助人工作者普遍認為最困難的類型之一，無論是治療或理解都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其棘手的症狀包括因幻覺產生的現實認知扭曲，敲敲話也與不少有幻聽的個案接觸過──有人聽到父親要自己「上天堂」，於是嘗試自殺；有人則稱被女鬼追殺，耳邊經常傳來「去死」的聲音。但葉雅欣表示，如果不先入為主，幻聽可以是打開心底深處房間的鑰匙。

原來，上述自殘的個案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沒得到父親的肯定和關愛；聽見「去死」的命令就想執行的個案，真的認同自己不值得活，因為從求學到就業，總是學得比別人慢，深層的自卑讓他的幻聽變得格外沉重。

「你可以把幻聽視為一個症狀，壓制它、不理它，靠藥物讓它減少，也有些人找到方法跟它共存。不過如果可以一開始就面對這個幻聽，可能會發現是來自於真實生活經驗的受傷，或是壓力的對待。」

葉雅欣也提到，不去理會反而讓幻覺建構的故事發展下去，一旦它變得更完整，就更難打破。但陪伴個案一起經歷，不去否認那些恐懼，才有機會建立連結。

敲敲話是從伊甸基金會的「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發展而來，在8年來的接聽經驗裡，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求助家庭，患者都有穩定服藥。葉雅欣直言，藥物當然是治療中重要的一塊，但顯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可惜社會目前談到精神疾病，都還是非常單一的想像，除了醫療，缺乏回到社區的支持系統，第一線的社區關懷訪視員（簡稱社關員）、心衛社工、公衛護理師都被不合理的工作量和績效指標所擠壓。

在社區的精神衛生體系裡有明確的個案分級，人力不足、案量又高的情況下，工作者在系統中評估勾選後，往往只提供「符合法規要求」的服務，難以再給予更多。

以啞鈴案來看，個案有多次的就醫紀錄，葉雅欣推測，「可能大家會覺得有穩定就醫，就沒有那麼follow up他們家其他的需求，或者被排在比較後面的順序。如果這個案家是在比較後面的等級，可能一個月只電訪一次，媽媽又忙著工作，就說沒問題，就沒了。」

但社工如此處理也是身不由己。社區入家工作者專業促進聯盟曾舉辦工作坊，從第一線蒐集而來的問卷顯示，社關員還要做核銷、回公文、打會議紀錄，甚至在疫情期間也得支援防疫業務、回答居家隔離問題、送關懷包等，原本已經多到難以負荷的案量、少得可憐的時間，又再次被外務擠壓。

困境已久，政府也看見沉痾，2022年《精神衛生法》終於修法，預計在2024年正式上路實施，其中一個改革重點就是強化社區精神支持資源，例如連接患者出院後的各項服務（如全日型、日間型、居家型等機構或據點）、開辦照顧者專線、提供喘息服務、建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敲敲話肯定增加投入的方向，但也觀察到另一問題：量化績效指標（KPI）太過離地、流於形式。

2021年，敲敲話與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合作創新計畫，表定一年服務27個案家。相較於其他政府標案，創新計畫的KPI已經寬鬆許多，並可共同協商討論，但第一線的執行經驗和官方的想像仍有落差。

對社工們來說，KPI是壓力也是緊箍咒，葉雅欣舉例，政府現在推動各地的心衛中心或協作據點，也都會有服務人數的要求，認為既然投資就要有績效出來。但精障者要出門本就困難，社工得耗費很大的心力，假如據點只是被動地要大家來近用，恐怕不符合現實，但社工出勤的時數能否被算進KPI，又是另一個問題。

為了達成許許多多不同的KPI，社工被要求「短開結」，郭可盼解釋，所謂「短開結」意思是短期開案、短期做完、短期結案，在這種情況下，工作者只能處理最表層的問題，或是想著要把個案轉介到哪個地方接手。個案看似在每個階段都有可以使用的資源，但問題在於：

「每個階段worker可能都不一樣，關係是比較斷裂的。比如說有危機或多重議題的時候，可能是心衛社工，穩定後可能是社關員，但是很多社關員跟我們說，他們因為案量的關係，6到9個月就被要求要結案，然後個案又被轉到公衛護理師。」

郭可盼說，這代表個案常在衛政和社政系統間流轉，關係高度被切割，得要反覆重述困境、重新建立關係，不利心理延續性。

對此，她認為需要一個「家庭個案管理員」的角色，讓社工成為輔具，固定陪著案家去使用資源，有點類似歐美國家中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 GP）的角色，醫師提供的是醫療的諮詢，社工則可以陪伴障礙者家庭面對各種生活困難，媒合適合的服務。

更重要的是，社工可以扮演橋梁的角色，銜接服務之間的缺口，「盡量是把資源做納入，而不是轉介。因為你請他去找別的資源的時候，那個窗口可能聽到他們的自述，會覺得好像不需要服務，或是說還有別的服務，又再一次轉走，常常可以看見家庭在轉介中間有各種原因的掉落，」葉雅欣解釋。

這些年，精神疾病的討論增加，文學和戲劇創作也帶給大眾另一種視野。但接觸過許多案家的郭可盼發現，精神疾病的汙名並未消失，可能只是變得隱晦了──在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很多家屬都擔心自己的孩子會不會變成第二個鄭捷，這是他們心底最深層的恐懼。

於是他們加強對患者的控制，例如服藥上有爭執就會演變成更大的衝突；又或者患者其實可以嘗試就業或建立親密關係，「但家人太害怕了，會退回來，以最穩定的方式安排，我寧可讓你退出本來能力可以嘗試的事情，安全優先。」

當這樣的恐懼或汙名持續加劇，家屬甚至很怕家中有精神疾病患者這件事被鄰居知道，即使還沒有任何攻擊行為出現，大家都先嚇壞了，反而讓個案陷入更孤立的狀態。

敲敲話所參照的開放式對話，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重新創造連結，防止孤立。郭可盼說：